竹的文化意蕴（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

◆文 / 虞郑珺

“竹，冬生草也”，在姿态万千的自然界中，竹似乎只是非草非木的一族禾本科植物，但在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里，竹便不再只是这样一种无奇的存在了。它不仅是具有强大实用功能的原材料，更是一个被“人化”了的审美符号，蕴藏着无尽神秘的宗教色彩，亦承载着中华民族厚重的理想与精神内质。

蕴含神秘色彩的竹崇拜，是中国传统竹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竹文化在最早期的表现。竹崇拜与早期人类的生殖崇拜密切相关，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面对具有神秘未知力量的大自然，人类始终持有敬畏之心。而若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获得种族的延续，首要条件便是保证繁殖数量，达到人丁兴旺。因此，早期人类形成生殖崇拜，之后又进一步将这种崇拜转移到生活中的常见之物——竹的身上。自然之物众多，为何偏偏选择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竹具有密集丛生的状态与四季常青的属性，较为吻合地满足了人类对于生命延续的迫切渴望，象征着子孙成群、相互扶持、世代绵延的美好愿望。

从生殖崇拜这一源头流传下来的竹崇拜思想深深渗透入传统文化之中，被人们赋予了神性光辉，具有神圣性和宗教性，尤其表现在婚姻与生育方面。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念以实用主义为导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视香火的人们赋予了与竹相关的虔诚意愿。譬如，一些地区会在女儿出嫁时置办竹筷作为陪嫁之一，寓意为快生贵子，又如江浙、山东一带素有在婴儿降生第三天种下子孙竹的习俗，以希家族子孙满堂，人丁兴旺。而对比竹在各类典籍中的形象变化，不难发现，书中关于竹的记载，大体上反映出的就是竹拥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且这一力量不断被强化的过程。《庄子•秋水》中记载“夫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练实即竹实，这则寓言中梧桐、练实、醴泉被摆在了对等的位置，可以看出竹在当时所具有的神圣高尚的属性。在《后汉书•费长房传》的记载中，竹被进一步神化，成为了显示神力的直接载体，“翁乃断一青竹，……即长房形也”，即竹有能够幻化成人形的神力，“骑此任所之，则自至也”，即竹为可以载人自仙境而归的神器。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的《神仙传•壶公》中亦有相关文字：“所骑竹杖弃葛坡中，视之，乃青龙耳”，在这里竹的形象更是与龙相联系，衍生出了竹杖化龙、龙竹等典故。同时，这也显示出竹对原始道教的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竹在道教文化中是具有送子、延寿功能的灵草，“即在‘交感巫术’的心理作用之下赋予竹以送子和延寿的神秘力量，使竹成为宗教符号”（何明、廖国强《中国竹文化》）。据说，东晋简文帝正是依照道士所言，竹“植根敷实，结繁众多”可“天感机神，大致继嗣”，所以“种竹于内宇之外”，才生得孝武帝。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固不可考，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竹在其中扮演了天人相通的一个桥梁，发挥的正是其送子功能的作用。

湘妃竹

历史上有关竹具神性的故事俯拾即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记述了男子生于竹，“遂雄夷狄”的竹王传说。此外，还有湘妃竹、孟姜竹、四方竹、观音竹等传说故事。可见，竹从一开始就被人类赋予了神性色彩，人类对竹的复杂情感就此深植于民族基因之中，并在后世的竹文化世界中盛开出绚烂各异的花朵。

中国可谓是竹的故乡，古人对于竹的应用历史悠久，涉列广泛。后裔射日取竹成箭，女娲造人以竹制笙簧，这些传说故事从侧面证明，人类在早期就已经发现了竹强大的实用功能，在浙江河姆渡文化中发掘出的竹子实物更显示出人类将竹作为一种工具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吴越春秋》中陈音所引用的《弹歌》是现存最早的诗歌之一，体现着早期民间口头创作的艺术风格，“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短短八字便传达出竹作为捕猎工具的信息：人们用竹制成狩猎工具，再装上泥弹，以此来捕猎觅食。可以说，具有实用功能的竹是推动早期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存在之一。

不过，竹的实用功能不光是作为粗暴残酷的狩猎工具，它还拥有清新典雅的艺术之风。西周的八音中竹便独占一类，证明竹在当时已成为制作乐器的重要材料，后来人们又用竹制造出了气鸣、膜鸣、体鸣、弦鸣等多类乐器。在人们熟知的《陋室铭》中，“丝竹”被用来指代音乐。在唐代，竹人还可指演奏乐器的艺人，民间甚至有“丝不如竹”的说法。竹笙、竹箫、竹板、竹琴、竹笛等这些古老的乐器，在音乐的发展史上拥有一席之地，甚至在当下都还散发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传承发扬东方艺术之美的重要载体。不仅如此，在生产生活中频繁上场的竹器也顺理成章进入了被人们视为至高无上的祭祀活动中。或许是由于原始社会人们就地取材的庆祝方式，手中的竹器自然而然成为了获得战利品时欢舞的道具，加之其本身所蕴含的神圣性，此后便慢慢演化为神秘祭祀、占卜活动中的一种礼器或工具。《离骚》“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中的“筳”即占卦用的竹片，“折竹以卜，占来岁丰俭”（《太平御览》），讲的就是古人以竹筷、竹籖来占卜的活动。

在纸张问世前，竹简一度成为王公贵族最常用的书写材料。

具体到日常生活，竹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苏轼《记岭南竹》中所言，“食者竹笋，庇者竹瓦，载者竹筏，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鞋”，古人的生活可谓“一日不可无此君”。在服饰上，竹制品蕴含着浓郁的东方文化之美，竹簪、竹篦、竹帽等饰品展现出别具一格的东方审美风格。据有关文献记载，竹布、竹冠、竹鞋等也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出现。在食用方面，善于烹饪的中国人自然不会埋没竹的价值。鲜嫩的竹笋“自周代开始就是席上珍馔”（关传友《中华竹文化概览》），现如今，国人更是千变万化玩出新花样，在烹饪方式和美食搭配上都频频创新，梅菜笋丝、豌豆焖笋、鲫鱼笋汤、干贝煸笋、春笋清粥等均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竹笋

不仅如此，竹本身具有的坚韧抗压特性更是让它成为了一种理想的建筑材料，在上古时期，竹的遍布范围较现代要广得多，北方的黄河流域也曾是竹的原产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干栏式建筑以竹桩为底架，用竹木建造住房，完美应对了南方潮湿多虫的自然环境，体现着独具魅力的东方建筑美学风格。竹楼是中国古代使用最广，意蕴最丰富的竹建筑，唐刘禹锡在《采菱行》中描绘武陵郡“家家竹楼临广陌”，可见竹楼作为一种民居建筑的出场率之高。唐代以降，幽静清雅的竹居建筑一直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展现出中华民族和谐优美的审美风格。宋欧阳修《绿竹堂独饮》、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明方孝孺《友筠轩赋》、陈确《过尔立山中》，清代的粤西竹屋以及现代傣族人民仍在居住的竹楼等都反映出竹建筑历久不衰的魅力。

唐代以降，幽静清雅的竹居建筑一直贯穿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展现出中华民族和谐优美的审美风格。

在出行方面，竹筏、竹车、竹船、竹桥、竹轿等都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其中，不少优雅古典的竹桥被保留至今，成为装点旅游景区的一抹亮色。竹筏这一古老的交通工具如今也依旧可见，只是其实用功能虚化，更多被人们贴上了可泛舟追昔的情趣标签。

苍翠修直的竹与华夏子孙绵延相依了数千年。在纸张问世前，竹简一度成为王公贵族最常用的书写材料，而至黎民百姓，竹篮、竹席、竹扇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但当竹到了文人士大夫的笔下，其内涵与意蕴又再次被丰富与深化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似乎手握竹制的笔管，文人对于竹的欣赏与喜爱之情便会不住地顺其笔尖流淌于纸上。文化的兴盛繁荣使竹的审美人格化有了起点，竹不再只作为单纯的自然之物或是应用工具存在，而是成为了一个如翩翩君子般的人格化的审美意象，中国传统竹文化的内涵意蕴也在这一阶段丰富深刻起来。

文人钟情于竹是显而易见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宋代文学家兼美食家苏轼在肉与竹两者的选择中毫不犹豫转向了竹，无肉不过令人消瘦罢了，无竹那便是要使人俗的，一实一虚间，昭示着竹已从往日餐桌上的一道菜升格为文人骚客的精神寄托。但竹从一种普通植物进入到文人视野中，再进入到诗词中，进而成为他们倾心的吟咏对象，成为一种文化符号，非一朝一夕可成，而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

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多次写到竹，《卫风•淇奥》共三节，每节均以绿竹起兴，分别为“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借竹的苍翠挺拔来引出对德行兼备的真君子的赞颂之词。《小雅•斯干》中写，“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描绘了兄弟之间相互友爱的和睦景象。从这两首诗中不难发现，虽然诗中有竹，却是以竹起兴，进而称颂他物，竹并非是诗里的头号主角。放眼看去，秦汉时期的诗大多如此，《楚辞•九歌•山鬼》有言“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其中的幽篁意为幽暗的竹林，但作者是以此比喻自身所处的艰难处境，而非用力在幽篁一词上。汉代五言诗代表作《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亦然，“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女子以孤单的野竹自比，来表达内心的哀伤，依旧是比兴的手法。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们内心被压抑已久的情感逐渐挣脱出礼教的束缚，诗尚通脱，讲究风骨，文学的自觉性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山水更加成为了洒脱文人的寄情之地，赏竹亦成为文人生活中的一种情趣，竹从作为文学中的一个意象渐渐转变成了一种文学符号。南朝沈约的《咏檐前竹》，“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竹茎拔节而出，细叶抽生嫩芽，清风明月，竹影参差，面对窗前枝繁叶茂的翠竹，诗人挥洒笔墨写下了这首咏竹诗。“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一句仿佛是竹对诗人的安慰，诗人没有在诗末直白展露心绪，而是以竹的角度作结，含蓄内敛，暗含情韵。再看南朝王俭的《灵丘竹赋》，“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则是直接称颂了竹的凌寒傲骨。此外，像刘孝先《咏竹》，“竹生荒野外，梢云耸百寻。无人赏高节，徒自抱贞心”；张正见《赋得山中翠竹》“复涧藏高节，重林隐劲枝”等都是以咏竹为主的诗作。虽然其背后或许隐含着诗人的另一层情感，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咏竹诗的数量较秦汉更多，并且在诗歌中竹已经升级为吟咏对象，不再是铺垫或简单的比喻，而象征着坚贞气节与柔韧气质。

南北朝之后，中国文学迎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时代，诗词歌赋于唐代绽放异彩，艺术融会风骨与神韵。自然，在文化高度繁荣的唐代，文人们也给予了苍劲挺拔的翠竹更多的关照，涌现出不少咏竹的佳作。在这些作品中，竹人格化的君子形象得到了全面立体的展现。如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的《竹》，“俗物不到眼，好书还上心。底事忘羁旅，此君同此襟”；刘禹锡《庭竹》“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 “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元稹《新竹》“唯有团团节，坚贞大小同”；更有李白《慈姥竹》“不学蒲柳凋，贞心尝自保”；杜甫《严郑公宅同咏竹》“雨洗涓涓净，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等，他们都以竹为对象，赞颂了其坚韧不拔、坚贞高洁的品质。所谓诗画相合，唐代文人对于画竹亦有着浓厚的兴趣，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说“唐代王维、孙位、张立则是写竹绘画开端”。中唐时画竹已是独立的画科，兼具外在美与内蕴美的竹逐渐从众多自然景物中独立出来，成为了文人画中的宠儿。时至宋代，画竹之风更盛，竹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更多精神内涵，成为了文人士大夫重要的精神载体之一。同时，程朱理学兴盛，说理之风亦让传统竹诗增添了一味新元素。宋代画家文与可偏爱画竹，《宋史》载“同又善画竹”，其挚友兼表兄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记述文与可教予自己的一套绘画理论，即后世流传的“胸有成竹”。后世的元明清亦画竹大师辈出，元代的李衍、高克恭、柯九思，明代的王绂、夏昶，清郑板桥、吴昌硕等都对画竹造诣颇深。

竹的精神内涵着重以文学艺术作品的方式体现出来，在一次次“移情”的过程中，文人们更深化了竹的内在意蕴。竹的中空是虚心的象征，竹的有节又与气节联系在一起，竹的修长繁茂、四季常青、坚韧牢固更是“人化”为坚韧不拔、正直不阿、坚贞高洁、不畏艰难等品质。

从原始崇拜到物器之用再到精神寄托，竹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深化，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载体。不畏严寒的竹与松、梅合称岁寒三友，同时又位列“梅兰竹菊”四君子之中。于竹而言，它早已不仅仅如人们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竹形象那般简单，而是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审美符号，被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们赋予了美好独特的精神品质。总的来说，中国竹文化的丰富内涵可以看作是竹作为中华文化景观与文化符号双向发展的成果。从古至今，竹全方位融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象征着独具魅力的东方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