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赵可金一带一路（清华赵可金一带一路）

编者按：“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后，海内外各方反响十分热烈。而要真正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首先应厘清认识。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赵可金教授在其著作中系统解答了“一带一路”不能回避的十大问题。本文节选自赵教授《大国方略——一带一路在行动》一书的导论部分，重点阐释了“‘一带一路’是什么”这一问题。

作为“十三五”期间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关系的一项战略构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实施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理论认识上的迷惑，也有实践操作方面的困难，既有来自中国自身的麻烦，也有来自沿线国家和国际社会上的质疑。能否有效清理笼罩在“一带一路”上的各种迷雾，冲破理论认识、实际操作、体制机制和国际挑战等重重叆叇云霭，真正走出一条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沿线国家国情实际以及受到国际社会肯定和支持的发展道路，将最终决定着“一带一路”能否走得通，走到顺，走得好。

有思路，才会有丝路。在“一带一路”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思想认识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思路通了，“一带一路”才能有强大的思想动力。

自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国内场合公开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各方面反响十分热烈，欢呼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怀疑彷徨者亦不乏其众。然而，在众说纷纭的言论之中，都存在着一个鲜明的特征：几乎所有表达观点和看法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学科、本领域甚至本单位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出自己的解读，几乎一个人眼里有一千条“一带一路”，在国际上对“一带一路”更是表达出千奇百怪的解读。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对“一带一路”的解读，这一论坛成员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学、研究机构、文化团体、军事机构，甚至还包括港澳台人士和海外华人华侨的代表。2015年8月8日，首届“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拉开帷幕，200余位专家、企业、媒体代表齐聚论坛，共议“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在会议上，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几乎是“聋子的对话”，所有与会代表都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和工作领域出发表达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很少有对实际问题的正面交锋和学术争论，还有一些学者更多从政策宣传的角度解读“一带一路”，不断强调“一带一路”的伟大意义，批评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有误读和误判，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向国际社会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妥善解决，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企业、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进来，必将会导致自乱阵脚，搞不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因此，要想真正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决不能回避问题，要耐心细致地逐一回答问题，并在实际工作中逐步解决问题，真正把“一带一路”的愿景、原则和精神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是一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地区合作世纪构想，涉及到的问题林林总总，十分复杂。择其要之，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澄清以下十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谁来做——怎么说——怎么做——钱从哪里来——利从哪里出——有何风险——如何管控。

是什么

为何解读千奇百怪？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社会反响热烈，但对“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并不清楚，形形色色的认识也十分混乱，甚至一些国家的政要和战略界人士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最坏可能的猜测。其实，即使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对“一带一路”是什么的看法也并不统一，自从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学界和舆论界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思想认识十分混乱。

比如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主要意图就是获取中国发展所需要的能源资源，以及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的战略工具，通过恢复历史上的东亚朝贡体系，抢夺地区势力范围，以挑战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还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改变国际秩序现状，认为中国要像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渗透等等。如此众多的认识纠缠在一起，不仅中国、俄国、美国、印度、欧盟等大国缺乏合作共识，连中国国内社会舆论都一头雾水，手足无措，极大地制约了“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从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三部委在2015年3月28日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来看，官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界定也并不十分明确，在这一文件中强调“一带一路”是一个关于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各国人民所熟知的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古丝绸之路路线

从历史上来看，丝绸是中国的名片之一，“丝绸之路”虽然以中国的丝绸为品牌，但并非是中国人所提出和开创，而是欧洲人提出的一个名词，最初比喻链接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据考证，“丝绸之路”最早是德国地址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指得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贸易交通路线，提出后很快为学界和大众所接受，无论是西方历史学家还是中国历史学家，都点燃了研究古丝绸之路的热情。

显然，中国在21世纪初重提“丝绸之路”绝对不是回到过去，在很多中亚国家人民心目中，过去的“古丝绸之路”很容易与蒙古大军“比辖而屠”的梦魇联系在一起。中国强调共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仅仅是借用“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它所强调的重心是沿线国家共建合作伙伴关系。

根据中国政府的官方权威解释，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因此，共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就是“一带一路”的发展愿景，它在本质上一个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的特征，不管是不是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只要愿意参与的各方，都可以参与，是一个开放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从其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本质出发，“一带一路”可以与很多排他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区别开来。

首先，“一带一路”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而是非正式的和不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倡议。它不像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气象组织等正式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它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也没有严格的规范程序，没有理事会、秘书处和一系列国际公共行政机构，它进出自由，来去随意，不受任何国际制度条款的约束，既不是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也不是非国家行为体，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成员国。对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说，只要对“一带一路”感兴趣，愿意参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就是“一带一路”的利益攸关方。

其次，“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的国际战略和亚洲战略，而且具有战略性影响的合作倡议。中国有自己的周边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某些内容与中国的周边战略有重合，但“一带一路”不等于中国的周边战略，不仅“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大量内容超出了中国周边战略的范围，而且中国周边战略中的一些内容也不在“一带一路”倡议里面，两者互有重合、相互呼应但又彼此独立。

此外，“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共同的“合唱”。无论从历史上草原帝国、阿拉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当代苏联和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经历和教训而言，还是从中国国家实力来看，“一带一路”都极大地超过了中国一家的力量，“一带一路”是一项长远的合作倡议，需要沿线国家乃至世界上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和地区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中国不会搞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也不会主导“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只能采取双边和多边努力，汇集各方面的预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深入，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然，作为“一带一路”的积极倡议方和最具经济实力的沿线大国，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大胆发声，主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迄今为止，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公开表述来看，在中国看来，“一带一路”最终指向的目标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与中共十八大以来所倡导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一致的。

由此表明，“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现形式，“一带一路”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是沿线国家和民众互联互通之路，最终的目标是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三个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又是对近代以来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超越，将努力塑造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这是“一带一路”最具冲击力的所在。

延伸阅读

《大国方略——一带一路在行动》

作　者：赵可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全力开启全球化浪潮“中国时刻”

全面释放对外开放的“中国智慧”

全景展现全球发展的“中国方案”

该书作者实地调研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一带一路”实施方案，是继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后的实践展开，融发展理念、战略规划和建设措施于一体，是中国各地方政府部门建设“一带一路”的实用指导手册。同时，该书也为国内外企业、社会组织揭示了参与“一带一路”的重要商机和发展机会，是一本政府部门、企业、研究机构和社会各界全面了解“一带一路”的重要参考读物。

作者简介

赵可金，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兼任教育部区域国别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主要从事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出版专著《外交学原理》、《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全球公民社会与民族国家》、《非传统外交导论》等八部。发表SSCI、CSSCI收录文章100多篇，获得省部级奖励5次，其中，一等奖3次，二等奖2次。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5年入选北京市“四个一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