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关春秋笔法的例子（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史书中的“《春秋》笔法”张毅，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历史上有关春秋笔法的例子?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历史上有关春秋笔法的例子

史书中的“《春秋》笔法”

张毅

孔子修《春秋》是一种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看法，那么，孔子是如何作《春秋》的，其目的和意义何在？便成为人们解读此书时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汉儒所讲的“《春秋》笔法”的具体内容。所谓“笔法”，不仅指与记事和修辞相关的“书写方法”，即书法；也包括寓含是非褒贬的“微言大义”，有义例可循。尽管这种“《春秋》笔法”之说属于经学命题，但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决不在许多纯文学命题之下，值得作专门探讨。

一

《春秋》是编年体的史记，以年为纪录的单元，记事不记言；而且记事极为简约，每年仅若干条，每条少则几字，多也不过二十馀字。这种提纲或标题式的书写方法，当为古史记事的原始方式，类于简单的“大事记”。但在后人看来，《春秋》曾经圣人手，其义蕴未必是简单的。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1]这是最早言及《春秋》笔法的一段文字，指出其书写方法的特点是：用辞不多而意义明显，只记载史实却蕴含深意，表达婉转而顺理成章，直书事情的真实而无曲。并认为象这样的文章只能出于“圣人”之手，而这“圣人”，后人多以为是孔子。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知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散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

董生即董仲舒，他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救世的目的和功效，即通过真实的历史记录，树立起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的是非原则，这种原则并非诉之于概念的空言，而是以历史人物所做的事实为依据。事实胜于雄辩。如《春秋》宣公二年，经曰：“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关于这件事，《春秋》三传的记载大体相同，而《左传》的记载较为详细，云：“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3]真正杀晋灵公的是赵穿，但赵盾难逃其咎，因他逃亡而不出境，以待事变发生，返朝后又不讨贼，有意纵容赵穿。故史官董狐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而表里具见，使事实真相无所隐瞒，这是孔子称董狐为良史并赞扬其“书法”的原因。这种“书法”又被称为“董狐笔”，其意义在洞悉事物的原委，揭橥真相而深切著明，而顺理成章，让当事者无法逃避其应负的历史责任，此乃《春秋》笔法“微而显”的典范。

在儒家看来，不隐恶不抑善是《春秋》记事的基本态度，但蕴含于具体事实的陈述之中，所以被说成是“志而晦”，以为作者之志乃随史实的曲折而见，应当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解读《春秋》笔法。如赵盾弑君之事载于《春秋》宣公二年，但赵盾之名又复见于宣公六年的记载里，这是否意味着弑君者不当诛、不当罪呢？董仲舒据《公羊传》而申言道：

《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4]

强调《春秋》书法能曲尽事情的本末和变故，从贤者之志以达其义，从不肖者之志以著其恶，凡弑君之贼即不复见，以示其当天诛地灭。但“今案盾（指赵盾）事而观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纂弑之邻也。按盾辞号乎天，苟内不诚，安能如是？是故训其终始无弑之志。挂恶谋者，过在不遂去，罪在不讨贼而已。臣之宜为君讨贼也，犹子之宜为父尝药也。子不尝药，故加之弑父；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其义一也。所以示天下废臣子之节，其恶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讨贼，为弑君也，与子之不尝药为弑父无以异。盾不宜诛，以此参之。”[5]以为赵盾复见于《春秋》，并非表示弑君者不当诛，而是他本无纂弑之心志，说他弑君乃极而言之，以示为臣之节。也就是说，在追究历史人物的行为责任时，要兼顾其做事时的心志，将客观效果与当事者的主观动机联系起来考察，注意史书所记史实背后的曲折意蕴。

由《春秋》书法的“志而晦”，董仲舒认为《春秋》论事重志，其序道先质而后文。如《春秋》文公二年，有“公子如齐纳币”的记载。这本只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说鲁文公即位后与齐国行定婚的纳聘礼；可在此前三年，他有丧父的记载，故《公羊传》认为是“讥丧娶也。”但纳币只是下定亲礼，宜与迎取有别。董仲舒对此事的看法是：“《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纳币，纳币之月在丧分，故谓之丧取也。且文公以秋袷祭，以冬纳币，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讥其前，而顾其后，必以三年之丧，肌肤之情也。虽从俗而不能终，犹宜未平于心。今全无悼远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讥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讥以丧取也。”[6]意谓在丧服将满前纳币，可见其心志已在婚娶，故与丧娶无二。董仲舒又缘《春秋》以论礼，认为礼之所重在其志，所以说：“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然则《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志而左物。”[7]在有关文质关系的议论中，强调质的重要性，实际上是“贵志”的另一种说法，与《春秋》之好微相关。

关于《春秋》之微，素有二说，一说为“微言”，即圣人没有明确说出来的话，指《春秋》记事不记言，却能以事明理，在事实的陈述中含褒善贬恶之义。《荀子·儒效篇》云：“《春秋》言是其微也。”杨注：“微，谓儒之微旨，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之类是也”[8]《春秋》之所以令乱臣贼子惧怕，据说就是因为它能一字见褒贬，有圣人的“微言”在。董仲舒说：

《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所传闻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辞也。子赤杀，弗忍书日，痛其祸也。子般杀而书乙末，杀其恩也。屈伸之志，详略之文，皆应之。[9]

以孔子生活的时代为观照点，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分为“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时段，认为孔子所见的哀、定、昭三代的记载多有微辞。如鲁定公即位的定公元年，《春秋》仅书“元年春王”，不书“正月”。《公羊传》说：“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10]没有明言者即为微辞。其缘由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的“太史公曰”讲得很清楚：“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之文而罔褒，岂讳之辞也。”[11]由此可知，“微其辞”是指涉及不可书或不便书者，在行文上有忌讳，有些意思没有用语言直接表达。这其实也就是《公羊传》闵公元年说的：“《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12]如《春秋》昭公二十五年载：“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于一月之内的旱灾祈雨，连书两次，可表示旱得很厉害，但《公羊传》以为一月不当再举雩，故“又雩者，非雩也，聚众以逐季氏也。”[13]意谓季氏是无道诸侯，以至天怨人怨，宜起而逐之，只是限于为尊者讳，没有明说，而以“又雩”寓志。董仲舒说：“《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故诡晋文得志之实，以代讳避致王也。诡莒子号谓之人，避隐公也。易庆父之名谓之仲孙，变盛谓之成，讳大恶也。然则说《春秋》者，入则诡辞，随其委曲而后得之。”[14]凡用诡、讳之辞处，也就是《春秋》微其辞的地方，尤其是到了须拨乱反正的哀、定、昭时代，这种“微言”亦随之多了起来。

《春秋》之“微”的另一种说法，指经圣人笔削而寓意深微，能事别美恶的纤微之细，可教人防微杜渐。如为了劝忠而加罪于赵盾，将其不讨贼之过书为弑君；为了劝孝而讥文公丧娶，因其在父丧后没能做到“三年之内不图婚”。董仲舒说：“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矣”。[15]为了说明《春秋》之文含有深意，董仲书强调其辞能体天之微，将其义例与微渺的天志相接，并认为这是《春秋》笔法的特点，他说：“《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16]认为《春秋》行文很简洁，其义多比例而见。其用辞有简有复，凡事情美恶一见即明者决无赘言，当事嫌于善或邻于恶时，则必推其隐曲，使之昭然若揭。所以说：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17]

以为《春秋》所记天下事本身，已蕴含有是非得失的判断，但其所以然之故甚幽微，后人要鉴往知来，防犯于未然，则不可不深察。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司马迁也说孔子晚年“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又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18]把《春秋》的记事简略，说成是孔子有意“约其文辞”，并认为其“笔削”中含有褒贬深意。由《春秋》之微，可说明其“婉而成章”的书法里不乏惩恶劝善之义。

二

孟子是较早认定孔子作《春秋》并论其义者，他以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把孔子作《春秋》，看成是使天下百姓安宁的天子之事，而《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必以明辨是非的义为标准，用它规范历史人物的行为。汉儒之所以称孔子为素王，根据就在于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以行天子之事，即通过陈述历史事件以褒善贬恶，在礼崩乐坏之际以此代替天子的赏罚，所以义也就是法，《春秋》之道即王道。董仲舒说：

然则《春秋》义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达之，观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视其温辞，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显，于内，讳而不隐。于尊亦然，于贤亦然。此其别内外、差贤不肖而等尊卑。义不讪上，智不危身。故远者以义讳，近者以智畏。畏与义兼，则世逾近而言逾谨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辞。以敌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19]

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求用世，虽因内外尊卑有别而有忌讳，而有微辞，但并不隐其事，并不文过饰非。《春秋》之笔削，以立义为宗，读者应从中寻得端倪而比类博达，审是非于天下而法先王。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所闻天下无二道，故圣人异治同理也。古今通达，故先贤使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20]受董仲舒的影响，司马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认为：“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洽。”[21]把《春秋》义法作为王道的内容。

《春秋》笔法中含有大义，这是汉代传习《公羊传》的儒生较为一致的看法，他们以《春秋》为治世之书，甚至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立法，所以总是要从《春秋》那“约其文辞”的简单记述中，发掘和推衍求出种种隐藏于字里行间的王道政治的“大义”来。如《春秋》经的开始的隐公元年的第一句话是：

元年春王正月。

这是很平常简单的陈述句。《左传》的解释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22]在“王正月”中加一“周”字，表明春秋用的是周代的正朔，然后又用“摄也”说明末书鲁襄公即位的原因，均属史实的补充，无义理的发挥。《公羊传》则不然，它用讲经的问答方式，对字词和句法的含义作了发挥，如云：“元年者何？君子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国人莫知。”[23]在对经的诠释中，生发出原来文字面上没有，至少是没明言的“大一统”思想和尊卑观念。

如果说《公羊传》的诠释离原文还不算太远，那么经学大师董仲舒进一步发挥的春秋大义，则已属自作文章了。他认为元就是一，“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24]仅从“元”之一端，就引申出天地之本、天元和元命等诸多说法。而且，董仲舒认定《春秋》中的元就是元气，为天地人之本，他说：“《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25]这样王道就与天道有了关联。他以为：

《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26]

意谓天道四时以春为始，是天之所施，王者应上承天之所为而下正人之所为，故将“王”字安排在“春”与“正”之间。那么，“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已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27]正月为天之所施的春之开始，又是王者受命改正朔的结果。如此推衍，《春秋》序辞所蕴涵的大义非常之丰富，不仅是出自圣人孔子，而且是本于天，故可由圣人之作上窥天意而代天立教。

董仲舒讲《春秋》大义，是想藉公羊学的以义解经，结合阴阳五行的天道观，为当时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提供法理依据。由于是要古为今用，所以不能仅限于以经书作正常的解释，而是只要沾到一点边，就凭着自己的思想作发挥，以天道证人道，颇多牵强附会。他说：“古之人有言曰：不知来，视诸往。今《春秋》之为学也，道往而明来者也。然而其辞体天之微，故难知也。弗能察，寂若无；能察之，无物不在，是故为《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28]在其所讲的《春秋》“十指”中，五行的木生火、火为夏，以及灾异之变等，都被认为是“天之端”，以为《春秋》所记体现了天的微意，故专就难知的“微”或“端”入手，由原文所表达的意义，推衍出原文所没有或不能表达的至意，所谓“见斯旨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29]他认为：

《春秋》至意有二端，不本二端之所从起，亦末可与论灾异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览求微细于无端之处，诚知小之将为大也，微之将为著也。……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竞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30]

以元为气之始、天之端，王道之本贵微重始，方能正本清源而天下大化。所以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31]以《春秋》之义分贵贱，定尊卑，也就等于立王法，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32]在肯定君权天授的至尊地位时，亦指出君王须顺从天意民心。“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33]这才是真正的“大义”所在。

《春秋》是史书而非哲学讲义，只记载事实而无任何议论，可董仲舒和汉代经师却能从其书法中看出许多微言大义，并总结出一些义例来。如《春秋》隐公元年，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郑伯指郑庄公，段指郑伯的亲弟弟共叔段，两人曾因立太子之事而不和，以至视若仇敌而兵戎相见。《春秋》在记此事时，除时间、人名和地名外，只用了一个“克”字。《公羊传》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34]认为用“克”字能彰显郑伯之恶，责备他把弟弟当作敌人，因杀敌才叫克。这是一字见义而显褒贬。又如《春秋》定公二年，有“雉门及两观灾”的记事。《公羊传》说：“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35]认为虽是雉门（宫门）两旁的观（台楼）遭火灾，却先记雉门而“及”两观，这就有了分别轻重的意思。再如《春秋》经之僖公十六年春正月，有这样的的记载：

陨石于宋五。是月，六益鸟退飞，过宋都。

此一义例常被用来说明《春秋》书法。《公羊传》的解释是：“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益鸟？六益鸟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益鸟，徐而察之则退飞。五石六益鸟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36]认为这是记异以戒示王者，先写什么，后写什么都有讲究，叙事严谨，一丝不苟。董仲舒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益鸟之辞也。”[37]把书写方法的谨严与正名之义联系起来，以为名号为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察也。

合书法和义例而言的《春秋》笔法，既可作为修史的凡例，又被当作文章典范。杜预在《春秋左传序》中说：“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也。”[38]他以“辞约义微”言《春秋》笔法，又取《左传》里君子言“《春秋》之称”的那一段话加以分疏，作为修史五例：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直书其常，具文见意，……；五曰惩恶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39]

此五例既可作为史家之悬鹄，又能当成文章写作的示范。刘勰《文心雕龙·征圣》云：“《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又说：“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40]把《春秋》的尚简和用晦，作为文章写作中处理繁简和隐显关系的准则，以为：

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文章，亦可见也。[41]

在《文心雕龙·宗经》里，刘勰进一步指出：“《春秋》五例，义既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以详备有融。”[42]又说：“《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43]称赞《春秋》精于文理，用字准确，行文婉曲，含义隐蔽而深刻，可谓“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 44]从文章写作的角度，揭示出了春秋笔法的主要特征。

当春秋笔法由修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后，就成为一种对中国叙事散文创作影响很大的写作范式，那就是追求行文的简洁和义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写什么或不写什么的选择，详略与隐显的不同，以至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而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从司马迁的《史记》，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以至晚清的桐城派散文，都可以看到这种笔法的运用。

注释：

[1]《春秋左传注》第87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史记》第329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春秋左传注》第662至663页。

[4]《春秋繁露义证·玉杯第二》第3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5]《春秋繁露义证·玉杯第二》第42页。

[6]《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第25至26页。

[7]《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第27页。

[8]《荀子集解》第84页，《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

[9]《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第9至11页。

[10]《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40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11]《史记》第2919页。

[12]《春秋公羊传注疏》第50页。

[13]《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34页。

[14]《春秋繁露·玉英第四》第82至83页。

[15]《春秋繁露·王道第六》第109页。

[16]《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第3至4页。

[17]《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56页。

[18]《史记》第1943至1944页。

[19]《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第12至13页。

[20]《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第14至15页。

[21]《史记》第509页。

[22]《春秋左传注》第9页。

[23]《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至3页。

[24]《春秋繁露·玉英第四》第68至69页。

[25]《春秋繁露·王道第六》第100页。

[26]《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62页。

[27]《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第185页。

[28]《春秋繁露·精华第五》第96至97页。

[29]《春秋繁露·竹林第三》第51页。

[30]《春秋繁露·二端第五十》第155页至156页。

[31]《春秋繁露·正贯第十一》第142页。

[32]《春秋繁露·玉杯第二》第31至32页。

[33]《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第220页。

[34]《春秋公羊传注疏》第4页。

[35]《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41页。

[36]《春秋公羊传注疏》第60至61页。

[37]《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第293页。

[38]《春秋左传正义》第7页，《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9]《春秋左传正义》第4至5页。

[40]《文心雕龙注》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1]《文心雕龙注》第16页。

[42]《文心雕龙注》第20页。

[43]《文心雕龙注》第22页。

[44]《文心雕龙注》第22页。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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