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拥护溥仪（日本妻子想来华溥仪不允）

1959年，经过近十年的劳动改造，新中国决定对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实行特赦，特赦是国际通行的在遇有重要历史节点时国家对特定罪犯赦免余刑的人道主义制度。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做出这一决定显然符合历史和国家发展的需求。

这一年春天，新中国关于特赦战犯的具体名单还没有透露，吴学文却受到了周总理的嘱托，希望他通过自己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先生，与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见一面，询问她是否想与自己的丈夫溥杰见面。

最终，在西园寺公一先生的安排下，吴学文终于不负重托，见到了嵯峨浩，并将周总理的话带给了她。

时隔多年，再次得知丈夫的消息，嵯峨浩显得十分激动，她说道：

“自从和溥杰君分别后，我每天望眼欲穿，焦急着等待着回国，我的行李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离开东京。”

回信被送到周总理手上时，她一边期盼着自己的丈夫溥杰能早日完成改造，一边期待着能有机会和丈夫见面，她想像普通家庭一样，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嵯峨浩回中国和丈夫团聚，原本合情合理，但由于她的身份牵涉甚广，使得原本的夫妻团聚夹杂了复杂的因素。

溥杰坎坷的第一段婚姻

爱新觉罗·溥杰1907年出生在北京清皇室的醇亲王府，12岁时，入宫当了哥哥溥仪的“陪读”。兄弟二人成长的时期，正处于国家风雨飘扬之际，内有军阀割据，混乱不堪，外有列强侵略，殖民统治。

在清政府统治末期，溥仪和溥杰两兄弟与一个名叫唐怡莹的女子之间有了情感纠葛。1904年，唐怡莹出生，自小与亲姑姑瑾妃十分亲近，有了这层关系，唐怡莹得以在皇宫长大，他与溥仪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溥仪一向对这个敢爱敢恨的妹妹颇为喜爱。原本两人门当户对，应该能成就一段良缘，但瑾妃从中作梗，让唐怡莹失去了当秀女的机会，就这样，两人阴差阳错没能在一起。

1918年，瑾妃为唐怡莹指定婚事，与溥杰定下婚姻。1924年，两人才真正完婚。婚后，两人的夫妻关系并不和睦，1926年，唐怡莹与张学良交往甚密，成为了他的情妇，溥杰在日本留学期间，唐怡莹又成了卢永祥之子卢筱嘉的情妇，就这样，这段婚姻中的两个人渐行渐远……

溥杰在回忆起自己迎娶唐怡莹时，曾这样说道：

“我那时不但在母亲的吩咐下，莫名其妙地向着‘指婚’的发令人叩头谢恩，还得像傀儡一样，选吉日，带聘礼，身穿前清的冠袍带履，在王府护卫、官吏、首领、小太监的簇拥下，到岳父岳母家去纳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中国社会自上而下、从内而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清政府被推翻后，溥仪于1925年移居天津，一直在这里待到1932年，天津的七年生活里，溥仪不遗余力寻求复辟，与军阀、政客、客卿各色人等都有过接触，最终，在屡次复辟计划失败后，日本人在他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1934年，溥仪在“新京”（今长春）举行登基大典，担任“大满洲帝国”的“皇帝”，实际上，溥仪成为了日本侵略者统治我国东北地区的傀儡政权。

而在溥仪寻求复辟到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这一时期，溥杰则选择在1929年赴日本留学，不幸的是，尽管在日本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但在1935年回国后，溥杰却再次进入了自己的封建大家庭中，回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担任“帝宫”外围的警务工作。

与溥杰和其他满清遗老纷纷追随溥仪不同的是，唐怡莹坚决谴责了这一做法，表示自己誓死决不去伪满洲国，并且要与溥杰划清界限：“宁为华夏之孤魂，不为伪帝之贵戚。”

在东北建立起自己的傀儡政权后，日本并不满足，于是，开始大力培养伪满洲国内部的亲日力量，为了将伪满洲国彻底变成日本，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傀儡政权中注入日本的基因。由于溥仪丧失了生育能力，不会诞下继承者，那么，很有可能在未来继承溥仪衣钵的便只有溥杰了，于是，溥杰便成为了日本这个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深知日本阴谋的溥杰，当听到要与日本女子联姻时，他显得十分抗拒，并拿自己和唐怡莹的婚姻做幌子，表示自己不能再娶，尽管他与唐怡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两人还没有公开断绝关系。

而日本人为了让原定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决定先解决掉溥杰的上一段婚姻，于是，吉冈安直带着日本宪兵冲到了北京，找到唐怡莹的家人，逼迫唐怡莹弟弟写下字据，表示唐怡莹已经与溥杰断绝了夫妻关系，并找来了当地派出所的所长作证。就这样，吉冈安直带着这封宣告离婚的书信返回了东北，溥杰和唐怡莹的婚姻也彻底破裂。

第二段婚姻充斥着政治阴谋，但两人日久生情

日本人的目的已经达到，吉冈安直解决掉溥杰的借口后，再次找到了他，威胁道：“溥杰君，你应该清楚，找日本女子完婚是为了日满亲善，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如果你迟迟不肯接受，恐怕要为自己的安全担忧了……”

在看出溥杰的动摇后，吉冈安直便匆匆回到了日本，急忙开始为溥杰物色妻子人选。经过筛选，嵯峨浩这个日本女子成为了最佳人选。

嵯峨浩是日本侯爵嵯峨公藤的孙女，从小便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嵯峨家族在日本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地位，与日本皇室是近亲，嵯峨浩的身份地位与溥杰是最相配的。

吉冈安直在日本为溥杰寻觅“良缘”期间，他也没有放过溥杰，专门安排了人成天在他面前谈论婚姻问题，甚至还有人大肆吹嘘日本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理想的妻子，耳边成天弥漫着这些话题，让溥杰颇为头疼。

1936年8月，溥杰再次前往日本深造，原本，他以为日本人的逼婚不会来得这么快，但没想到，没过多久，吉冈安直便安排他与嵯峨浩相亲，1937年2月6日，日本方面对外宣布了溥杰和嵯峨浩订婚的消息，一个月后，两人举行了订婚仪式，4月3日，嵯峨浩穿着红色和服，溥杰穿着伪满洲国的大礼服，在东京举行了婚礼，当时两人的婚礼轰动整个日本，政界人士纷纷出席，在日本看来，这场婚礼不仅仅只是一场婚礼，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政治利益，这是日本入侵中国至关重要的一步。

婚后，两人逐渐日久生情，但溥杰心中始终担忧嵯峨浩是日本人的身份，他一直祈祷两人平淡的生活不要被政治插足。幸运的是，嵯峨浩本人十分亲善，并没有仗着自己的身份对爱新觉罗家族施加任何压力，两人生活恩爱朴素。

但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却暗流涌动，这边溥杰和嵯峨浩刚刚完婚，日本侵略军就逼迫溥仪签订了所谓的《帝位继承法》，其中明文规定的一条，足以揭示出日本的野心：

“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溥杰与嵯峨浩的婚姻严重刺激到了溥仪，除了充满着政治阴谋外，他更是深感日本带给了垂死挣扎的满清皇族莫大的羞辱感。

对溥仪来说，嵯峨浩就是日本派来的监视者，窥视着伪满洲国的皇权，而爱新觉罗家族里的人也将嵯峨浩看做是一个外来者，她被当做日本安排在这里的一个定时炸弹。

在与嵯峨浩的朝夕相处中，溥杰对她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为了让妻子获得家族的接受，溥杰开始频繁给溥仪写信，希望溥仪能够接受嵯峨浩，而嵯峨浩也时常会在信中写上几句问候的话语。

溥仪的态度稍微有了一丝转变，然而，这种好转还没持续多久，随着嵯峨浩怀孕的消息传到溥仪的耳朵里，他当即便“炸了锅”，对溥杰怒骂道：“你不就是被那个日本女人勾了魂么，你现在居然还想让你的儿子继承皇位……”

溥仪一边生气，担心嵯峨浩真的会生下儿子，另一方面，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恐惧，如果嵯峨浩真的生下男孩，那他就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在日本的干涉下，他退位已经算是好的结局了，一不小心，恐怕连小命都会丢掉。因此，溥仪对溥杰和嵯峨浩的态度也更加恶劣。

嵯峨浩跟随溥杰在东北生活期间，她不仅非常尊重爱新觉罗家族的礼仪，还亲自向溥杰的妹妹学习了一系列繁琐复杂的相关礼仪，在这些方面丝毫不含糊。

嵯峨浩尽管是日本方面安排的用来掣肘伪满洲帝国的重要力量，但嵯峨浩本人对这场政治联姻有着自己的看法，实际上，她也是这场婚姻的受害者，对于嵯峨家族用自己的幸福做交易，来编织阴谋，企图完全控制伪满洲国的行为，她表示十分痛恨，她不想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棋子，但无奈的是，她又只能听从安排，无从反抗。

不过，唯一幸运的是，溥杰品貌端正，两人关系和睦，在朝夕相处中互生爱慕之情，自从嫁到中国，嵯峨浩就一心一意跟着溥杰，把自己冠以夫姓，做一个中国女人。

1939年，和1940年，嵯峨浩先后生下两个女儿慧生和嫮生，日本的计划落空，而日本的时局也开始发生变数，战败的形势越发明显。

当得知嵯峨浩生下的是女儿时，终于让溥仪松了一口气，他和溥杰夫妇两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尽管溥仪在对待嵯峨浩时不冷不热，冷漠如故，但对于侄女慧生，溥仪却满眼都是喜爱，吃饭时，溥仪会亲自给她夹菜，看到她喜欢唱歌，还花大价钱买了一架钢琴，专门请了一位名师来指导。再后来，当慧生学会拉小提琴时，溥仪就用钢琴给她伴奏。

1943年，溥杰再度被派往日本，进入东京陆军大学学习，然而，这时候的日本已经深陷战争泥潭，败局已定，原本还想为溥仪的“复辟”大业出一份力的溥杰，于1945年回到了东北，回国后，伪满洲国败局已定，溥仪复辟的美梦彻底破灭，兄弟两人一时之间陷入迷茫。

一天，溥杰竟然企图自尽，幸亏嵯峨浩及时察觉，拦下了他：

“你想死，什么时候不可以，你要和皇帝同甘共苦，现在丢下皇帝，自己先去死吗？”

不管爱新觉罗家族对嵯峨浩多有偏见，嵯峨浩始终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还维护着溥仪的权威，她也从没有做过任何危害伪满洲国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如摧枯拉朽般瞬间覆灭。8月22日，溥仪、溥杰等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在奉天机场被苏联红军活捉，两人成了阶下囚，而嵯峨浩和二女儿嫮生则辗转回到日本。

周总理亲自出面调解，夫妻二人终团聚

1950年，在苏联的伯力收容所中待了5年后，溥仪、溥杰等一行人被送回中国，两人又被安排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5年，已经与父亲分离近十年的慧生，在打听到溥杰的消息后，向周总理寄去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述说自己思父之情，并提出与溥杰通信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批准：

“虽然人的思想各不相同，然而骨肉之情却是同样的……我的家庭是由中国的父亲和日本的母亲组成的，我们全家人都真心实意地期望中日友好。”

溥仪和溥杰身份特殊，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皇族后人，两人的社会影响力不言而喻。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破山河之际，他们的行径无异于是在“卖国”。对此，溥仪曾表示，自己是家族的罪人，即使不被处死，自己在死后也没有颜面面对自己的家族了。

在1946年的军事法庭上，溥仪曾表示，自己在伪满洲国期间，受到日本的操纵，丝毫没有人身自由。

尽管句句属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也是真实存在的，溥仪还曾多次访问日本。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毛主席也十分关心他们二人，专门派人去看望，并叮嘱他们要好好改造，争取宽大处理。在如何处理战犯的问题上，毛主席早已给出了答案，绝大多数都是可以通过改造的。

1959年，毛主席签署特赦令，溥仪便在名单上，消息一出，引发广泛热议，这也让溥杰看到了希望，1960年，新中国宣布第二次特赦令，这次，溥杰获批特赦。

周总理曾在两人特赦后，专门慰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毛主席也很关系你们的生活。”

这时，溥杰犹豫了半天后，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能不能把我的妻子接到中国来，我们也已经分别16年了”。

还没等周总理开口说话，溥仪第一个表示反对，溥仪一直认为嵯峨浩是日本安排的特务，再加上历史原因，溥仪对嵯峨浩十分冷漠。

溥杰和嵯峨浩的婚姻牵涉甚广，中国和日本才刚刚结束战争，国内民众在情感上对日本还存在有敌视的情绪，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溥杰在此时提出这一请求，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周总理原本不想介入别人的家事，但看兄弟二人因这件事再次闹了不愉快，周总理思考后，说道：“我看还是欢迎她来，但是有一个条件，来了以后要帮助她，溥杰先生要‘床头私语’呀。”

随后，周总理又开导起溥仪来：“想来还是让她来，来了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日本想要操纵她，那是以前，现在情况早已变了，你能改造好，难道人家就不能改造好吗？”

瞅着溥仪强硬的脸上有所松动，周总理又紧接着说道：“过去，和日本人结婚的可不止溥杰一个，只在东北就有四千个日本女人嫁到了中国，我们应该写信欢迎她，欢迎她做一个平民溥杰的妻子。”

1961年2月12日，周总理邀请爱新觉罗家族赴西花厅吃饭，饭桌上，一番寒暄后，周总理说到了此次的主要目的，即嵯峨浩女士回国的问题问问大家的意见。最后，在周总理的劝说下，大家纷纷松了口，表示欢迎她回到中国。

有了爱新觉罗家族人的支持，周总理便开始行动，5月12日，在周总理的关怀和斡旋下，嵯峨浩终于回到了中国，与阔别16年的丈夫团聚，并定居中国，同年，嵯峨浩还正式加入了中国国籍。

1972年，嵯峨浩在后来谈及自己日裔中国人的身份时，说出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

“我是中国籍的日本人，我热爱我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我衷心爱戴我的祖国日本。在这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内心有各种矛盾，抱着不能哭又不能笑的很复杂的心情过日子。毛主席、周总理，党的负责人，并且，还有中国人民对我和女儿和亲人的很温暖的体贴安排，使我非常感激，连头都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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