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徐悲鸿（徐悲鸿的美术观念之争）

作者：范建华（南京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教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徐志摩和徐悲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徐志摩和徐悲鸿

作者：范建华（南京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教授）

1929年，民国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行，全部展品分为七大项：“书画”“金石”“西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美术摄影”，总共万余件。为此次展览还印有《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和《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特刊》，蔡元培为特刊作序并撰文《美术批评的相对性》。另有讨论文章编入《美展》（亦名《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美展会刊》），总共出版十期及增刊一期，徐志摩、陈小蝶、杨清磬等担任主编，对展览作品选其精者进行介绍评价分析，讨论活跃议题广泛。论题涉及现代国画出路、中西绘画特质、审美观念、绘画流派、画家人品等问题。大略而论，对本次展览会持正面评价较多。陈小蝶将此次展览归纳为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兴味的还有徐悲鸿与徐志摩之间的笔墨争论。

徐悲鸿针对第一次全国美展出现的追逐西方印象派、现代派盲目求变的作品甚为反感，对学习描摹马奈、塞尚、马蒂斯等人的作品给予严厉批评，斥之为庸、俗、恶、劣、浮、滑：“欧洲自大战以来，心理变易，美术之尊严蔽蚀，俗尚竞趋时髦”。因不赞成本次展览的这类现代形式探索之风，徐悲鸿本人没有参加此次展览。他坚持写实目标，劝勉同仁不要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主义形式手法当中。他鼓励大家继承中国前贤如徐熙、黄荃、易元吉、钱舜举、任伯年等大师创造的写实风格。由于其言辞激烈，引起了舆论反弹，好友徐志摩也加入了论战。

徐志摩从批评的品格和气度角度而言，认为悲鸿用了“卑鄙”“无耻”等批评语言，不利于批评的格调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徐志摩强调艺术家的“真”，认为只有“真”，作品才能绽放出“新鲜的精神的流露”“高贵的生命的晶华”。

站在纯学理的角度，徐志摩对待文艺持开放接纳的观念是对的。而徐悲鸿肩负的使命似超越了单纯的个人趣味。做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徐悲鸿的全部理想，他身上具有挽近代以来中国绘画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情结。

康有为、蔡元培等人对他振兴中国画的谆谆嘱托还在耳边回荡。他是将造型写实作为中国绘画的正道来提倡的。他向徐志摩阐述心结：变形抽象只能当作闲暇偶一为之的玩意，不能作为正道。徐悲鸿厌恶的是部分画家为新而新，既不精研西画的写实技巧，也不懂中国画的内涵底蕴，企图靠模仿西方现代派的放纵，掩饰作为美术家造型能力的不足，从而欺世盗名。徐悲鸿个人崇尚的艺术理念是“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惑之不解》），这是中国传统文艺中正统的黄钟大吕。

由于徐悲鸿、徐志摩的出身、喜好不同，崇尚的审美趣味自然有别。徐志摩也对那些不得西画真谛，只满足于一顶现代主义或是达达主义的帽子的现象进行了嘲笑。

为了进一步论证现代派的无稽，徐悲鸿还与徐志摩做了一个玩笑似的打赌：请徐志摩列出塞尚五幅佳作，一一说出其好处，自释、抄录均可。因为既然是杰作佳品，总有其佳妙之所在，而如不能说出其妙处，含混不清岂能让人不惑？最后他料到徐志摩必然难以说出，因为欧人对塞尚的佳妙之处也不甚了了。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李毅士又写文章《我不“惑”》加入论战，赞同徐悲鸿观念，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学习此类现代作风也不赞同，甚至要揍他一通。认为如果写实画风在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并沉淀一段时间，再学习塞尚、马蒂斯一类的作风是可以的。但如果基础尚未打好，似不宜学习现代派。

今人看徐悲鸿的论点，往往觉其不免偏激。其实，徐悲鸿是主张将造型基础打好，然后才能谈“变”。正如书法的学习，有一个由“不工”到“工”再到“不工”的过程。如果基础未打好即谈变形，则有滑入邪道之嫌。

而徐志摩认为世界潮流在不断变动中，中国不能安然独立于潮流变化之外。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站在纯艺术的角度，对艺术本身进行体悟。认为画家不应受社会环境左右，所画作品只要能对生命和精神进行阐释，都是真艺术家。徐悲鸿所主张的写实艺术观念已超越“为艺术而艺术”，还暗含着艺术应该包含启蒙、导引社会向良性发展的“为人生的艺术”，这一点比徐志摩承载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两者所代表的艺术理念在现代文艺史上也一直存在争论，角度不同结论自然不同。杨清磬比较公允地评述了本次争论，并对争论中所体现出的学理探讨和观念上的拓展给予很高的评价：“有悲鸿兄‘惑’其所‘惑’后，志摩继其所‘惑’，毅士其兄从而不‘惑’之。今悲鸿又《惑之不解》矣，是‘惑’之天地继长增高予艺人以不少兴奋”。认为这在当时比较沉闷无趣的社会以及散漫庞杂的艺坛上，搅动了一潭死水，发出一点响声，委实是艺术界的大好现象。

这段公案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发生在1932年的徐悲鸿与刘海粟之争，似仍可看作这次争论的余续。刘海粟似有为塞尚、马蒂斯鸣不平并贬抑院体派作风之意。徐悲鸿则强调绘画对物象的研究应务极精确，西洋古今老牌大师无不如此，他在1929年回答徐志摩的信中，亦曾明确说明，自己深恶痛绝院体美术的呆板与缺少生机。无论是两徐之论，还是徐刘之争，抛开个人因素，从中都可以看出时代文艺好尚演进的轨迹。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1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