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街头集会（柏林城里的义人）

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坐落在赫茨尔山上，纪念馆外的路名为“the avenue of the Righteous”，路边的片片矮树林是国际义人花园（Gar-den of the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花园种满了小树，树下通常摆着一块小石头，写着人名，这些都是大屠杀和二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有给犹太人签发了很多签证的外交官，也有拉贝这样有名的民间人士。“正义大道”上的“正义者花园”，让人觉得善恶美丑，黑白正邪，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但是，像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这样的人进不了“正义者花园”，就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了。在希特勒时代，路德宗牧师和优秀的神学家朋霍费尔，是很少数敢于向元首的命令说“不”的德国人之一。德国是新教国家，朋霍费尔是新教教会中的左翼——认 信 教 会 （Confessing Church）的核心领导人，尽力将本教会的立场保持在反对基督徒亲纳粹的路线之中，他的结局也是壮烈无比：因为参与行刺希特勒而被送上了绞架。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面面俱到地覆盖了这位烈士从摇篮到坟墓不到四十年的生命。他生平的一大个性，就是“义”。1933年纳粹刚一上台，刚刚动手从国内的犹太裔法官、律师和大学教授开刀，展开种族纯化行动，朋霍费尔就清楚，一种“对我们文化可怕的野蛮化行动”已经开始了。他一早就有了抗议的决心和姿态，再未曾动摇，教会内外万马齐喑地服从，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陌生的荣耀——朋霍费尔的一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朋霍费尔家简直就是一门忠烈，每个人物都有义字当头的事迹。别人不说，就说他家年纪最大的成员：1933年4月的一天，一群冲锋队褐衫军在一所犹太人开的商店“西区百货公司”门前布下警戒线，朋霍费尔家的老祖母，当时年已91岁的朱莉，视若无睹地从那帮人身边径直走进了商店买东西。

她可能是那天柏林城里唯一对纳粹的举动视而不见的人，她代表朋霍费尔家族，第一次用公开的行动表示出反纳粹的立场。朋霍费尔的妹夫格哈德·莱布霍夫，一个受洗的犹太人，早早地凭自己的见识让全家人了解了任由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德国，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在他那个阶级、或他共同宗教背景的人中，压倒性多数的人都很轻松地站到了纳粹的一边，在德国当时的环境下，接受国家社会主义要比质疑和反对它容易得多，可是朋霍费尔和他的家人选择了更难的一条路，没有任何踌躇。

政治合法性，对于朋霍费尔这样世代有名望的家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人反对希特勒，是不满他的政治战略，而朋霍费尔家族的反对是根本性的：他们将纳粹政府看作一个完全配不上服从和效忠的执政者，要走出这一步，对于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来说尤其困难，因为根据他所出身的路德宗传统，个体对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反对它就是完全否定了他所受的教育。个人与政治权威的这种关系出自《新约·罗马书》，在这篇经典文本中，保罗对基督徒的服从义务有一段论述：“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如果“在上有权柄的”都是与你有益的“神的用人”，其职能只是处罚作恶者，那么自然，他们对任何人施暴都可以看作是替天行道，是在执行神的旨意。有这等文本高悬，哪个信徒能够摆脱诱惑，不把它与现实中的情况对应起来以“匡正”自己的行为？

朋霍费尔抵抗这种普遍的懒惰与顺从，他的才智贡献给了将路德宗基督教的主张同现实世界里所要求的“义”相调和。查尔顿·马什说，朋霍费尔1937年的《门徒》（后世更为流行的书名是《做门徒的代价》，是从一个英译删节本来的）一书，“将世界想象为一个巨大而险恶的地方，充满了诱惑和恐怖；为了抵抗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警醒守望，高举十字架”，后来他也在一封狱中书信里讲，他用《门徒》来解释了为何我们不能任意顺从地上的权威，“很可能，我没有在哪个地方，比在这本书中更强烈地表达过基督徒要诉诸良心的呼吁和愿望了。”

然而，他的正义感却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按照大屠杀纪念馆馆方的看法，朋霍费尔虽然抵抗希特勒，但对犹太人，他却只保护其中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就在1933年4月，即祖母朱莉走进西方百货公司那时，朋霍费尔完成了他的重要文章“宗教与犹太人问题”，这篇艰涩的、很有争议的文章，一上来就引用了路德在1546年谈及犹太人的一段话：“我们仍应向他们宣示基督徒的信条，要求他们转而信主，他们本该在我们之前就这么做的……他们忏悔，放弃了高利贷而接受了主，我们就愉悦地接纳他们为我们的兄弟。”

在未受洗的犹太人看来，路德这句话十分傲慢。事实上路德本人在中后期一直是比较反犹的。除非你受洗，做基督徒的兄弟，否则你就是异教徒。在一个苛刻的犹太人看来，朋霍费尔若是停留于路德的水平，则还称不上“正义”者之名，因为他没有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那些与基督教完全无关的虔诚的犹太教徒在内，都纳入到自己的关怀之下，也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人道主义者。

对此，《陌生的荣耀》的作者查尔顿·马什说，以“宗教与犹太人问题”一文，朋霍费尔对当时“令人作呕的”纳粹统治提出了三项尖锐的答复：教会应当质疑这些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教会应当帮助这类行为的受害者，即便他们不属于基督教共同体；教会应当采取直接的政治行动，“不仅把倒在轮下的受害者缠裹起来”，如果有必要，还要“打断轮子的轮辐”。他要求将那些受洗的犹太人接纳为基督徒，不予迫害，因此他才援引马丁·路德的这句话作为理据。

查尔斯·马什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勇敢的立场”，因为希特勒针对所有犹太人，而朋霍费尔的抗议，能为一部分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请命，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马什言之成理。我们无法忘记，朋霍费尔出身受人尊敬的望族，久居柏林的富人区，兄弟姐妹不是科学家就是医生，家里的仆从“有如一支小军队”，他自己拥有纯粹的、安全的雅利安血统，在新教教会里地位稳固、“根正苗红”。朋霍费尔认识的犹太人，除了他的妹夫莱布霍夫外，也就是好友汉斯·希尔德布兰了，而他俩也都已经受洗为基督徒，他并不太清楚，在德国，未受洗的犹太人是个什么境况，也并没有迫切的意识，在拯救“倒在轮下的受害者”时要不分信仰。

他也很有智慧，巧用路德的话来证明，纳粹想根据种族来清除国内的所有犹太人是缺乏神学依据的。这有点像是在中国曾有人援引鲁迅的诗歌来支持自由恋爱。此外，朋霍费尔还找到了路德写于1523年的一段话，当时的路德，还没有那么极端地表露出对犹太人的敌意。

在这段话里，路德说，如果我们想要“度化”犹太人（指让犹太人改宗基督教），我们就得以兄弟之情待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尚无法与他们对等，更不用说优越于他们了”。路德继而发问：假如我们待他们以暴力，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吗？我们不让他们生活、工作、和我们来往，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这不等于是逼着他们去放高利贷吗？

“我们自己尚无法与他们对等”，放在朋霍费尔的语境下，就是对纳粹种族优越论的一种隐性批评。雅利安人就一定优越？我们哪里来的这般傲慢自负？进而，朋霍费尔阐述了教会与神学家在种族法面前应负的责任：教会应该对这种国家行为采取什么态度？应该做些什么？那些犹太人，当初受洗加入了我们的教会，对他们，我们应当说驱逐就驱逐吗？

《世说新语》中有个华歆王朗故事。华、王的家乡闹贼，两人乘船逃跑，途中有人求助想上船，王朗跟华歆说：船里空间还大，有何不可？遂让那人上来；后来贼人追至，王朗就想把那人赶下去，华歆说，既然救了就是受人信托，怎能轻易舍弃？“遂携拯如初”。现在，纳粹一发布“雅利安条款”（即将非雅利安血统的人驱出公职的条款），教会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立即当起了王朗，发起了自检，要把当初吸纳进来、并予以保护的犹太人“兄弟”赶出去。这种做派毫无责任担当可言，在朋霍费尔看来，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不义。

朋霍费尔曾在美国研习神学。1939年6月他二度赴美，朋友们安排他在那里搞一年研究，安安心心做个牧师。要是老老实实待在那里，他在神学领域逐渐爬到顶级怕是没什么悬念。他知道战争快要爆发了，对希特勒他也不抱幻想，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到美国就明白自己是德国的一员，必须跟德国人“共赴国难”。他在纽约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不相信留在这里是上帝的旨意，即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特别的任务。”

“上帝的旨意”藏在白纸黑字里，飘在风中，端看你如何解释，凭什么去解释。有人援引上帝和耶稣的话来证实饱食终日，有人则从中找到奋力担当的依据。他跟出生于美国的德国人后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保持了常年的通信，尼布尔没有多少德国认同，但朋霍费尔在一封信里告诉他，“我来美国是犯了一个错误。”

接下来的话，《陌生的荣耀》中没有引，但我觉得很必要一读：“我必须和德国的基督徒们一起度过民族史上的这段困难时期。倘若我没有和我的人民分担这段时期的历练，我就无权参与德国基督教生活的重建……德国基督徒将面对一个可怕的抉择，是让国家战败以使基督教文明幸存，还是希望国家赢得胜利而导致我们文明的毁灭。我晓得我该怎样选；但我无法再做出选择的同时保全自己。”

义人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急公好义，正义感如果遇上了犹豫的秉性，也许就不能产生令人感动的义举。林肯是伟人，可他也是在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发起解放黑奴的行动的；同样，查尔顿·马什告诉我们，朋霍费尔的秉性一贯是被动的，“让外部事件的逻辑发展带着自己向前，或者尽可能安静地从中退出来。”能不主动选择，就不主动选择，“无论哪一种选择，最后的结果都是避免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但他在决定离美返德的时候却很果断，他突然有了紧迫感，明白重大事件即将发生，有义务“共赴国难”。这是一种深度的精神觉醒，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时刻。

然而，他的“赴国难”，意思是协助自己的民族战败，接受任何一种难以预料的屈辱结局——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是如他信中所说，重建德国基督教生活，是他心中第一位的使命所在；他仍是一个路德宗信徒，总的来说，这个教派对犹太人有着相当大的敌意。拯救犹太人，是振兴教会、让基督徒过上更积极、更有正义感的团契生活的附带效果。那么，我们可以就此说，他还够不上一个“正义者”吗？

他的姐夫汉斯·冯·多纳尼比他更为积极地涉入拯救犹太人的大业里，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对纳粹帝国的暴行最为熟悉，而且从纳粹上台起就撰写一本“编年史”，逐日记下纳粹的行为和政策以为日后之用。正是因为家族内有这样的亲戚，朋霍费尔才会比其他希望纳粹能够以不流血，“伴随渗透和宣传的精巧的胁迫方式”吞并邻国，从而保持自己良心清白的基督徒更早地放弃幻想。对那些基督徒而言，“期待和平演变”是他们给自己屈从于帝国号令找来的道德借口，抱有幻想，目的就是为了逃避选择，什么都不做。

多纳尼是纳粹核心机构“国防军”里隐藏的反对派之一。他和朋霍费尔在1943年4月双双被盖世太保逮捕。经过一年多的审讯，他们被确定在从事“非法活动”，其中之一是所谓“7号行动”，把十四名犹太人成功偷渡去了瑞士。这十四个人如果都是受洗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则事态大概还不至于太严重，但事实上他们之中有几个没有受洗，按纳粹的法令，理当被赶尽杀绝。

他们谋刺希特勒的事也是后来才暴露的。1944年7月20日，帝国中央安全办公室开始调查国防军在反希特勒阴谋中的作为。除了多纳尼的“编年史”，国防军里的抵抗小组还保有着记录所有行动的秘密档案，例如1938年举行政变的计划，还有抵抗小组核心成员威廉·卡纳里斯的日记，这些，连同朋霍费尔的通信都被翻了出来。他的命运就此注定，绞刑于1945年4月9日执行。

朋霍费尔的很多门徒弟子，在战后德国发起了对基督教遗产的清算，尤其是其中反犹的那一部分。所以，朋霍费尔若是活下来，应该也会参与其中。不管怎样，当大屠杀的真相被披露时，以他的性格个性，他一定会认可自己在这一不良遗产中的位置，而非将自己摈除在外，当责任横在面前，他一定会承担而非逃避，完全不在乎被人扣个“对犹太人心存歉疚的基督徒”的帽子。

在犹太人的圣经里，亚伯拉罕跟上帝有一段有名的对话。上帝要毁掉所多玛，亚伯拉罕为之求情，最后上帝答应，如果城内还有“十个义人”，他就不毁灭所多玛。上帝答应时，应该是确信城里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的。1933年之后的柏林，乃至全德国城市里的所有人，都在面对“是否选择不义”的考验。恶势力如黑云压城，而人们习惯性的苟安和头脑的惰性又如此强大，结果，就连朋霍费尔这样鲜有的、甘愿殉身的义人，都不能免于显微镜式的挑剔。

黑格尔说过，不管发生什么，每个个体都是他所处时代的孩子；哲学也是它自己的时代在思想中的体现。想象一种哲学可以超越其当代的世界，就像想象一个人可以越过它自己的时代一样，是荒诞不经的。这话对于朋霍费尔特别适用。一样的信仰，在别人身上是逃避责任的依据，在他这里却转化为道德指针，促使他去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虽然，这种信仰包含了一些并不好看的内容，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还有不公平的评价，可我们无法责难朋霍费尔，因为他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走上一条少人问津的、需要勇气才能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