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背景 明代的内阁

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不久位居首辅，独柄朝政近二十年。若要恰当地评估严嵩在明代政治史上的地位，不能不了解明代内阁制度；若要研究明代内阁制度，不能不考察严嵩的政治活动。

　　由宰相辅佐皇帝，以相权补充君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特征之一。但在不同朝代，宰相名称并不一致，宰相职权也轻重有别。内阁起于明代，是皇帝的辅政部门，也是朝廷的最高行政机关，因此又称“政府”。内阁首席阁臣称“首辅”，是政府的首脑，实际就是明代的宰相。

　　明代内阁有一个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洪武年间，因丞相胡惟庸谋反，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更有效地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开始设立内阁。入阁之臣称“阁臣”、“阁老”、“辅臣”、“内阁大学士”。阁臣朝夕侍于皇帝左右，“备问代言，商榷政务，极其宠密”，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他们专典机密，草拟诏诰，“参决政机，隐然相职”。重要的是“参决政机”，即有权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议拟，而这正是宰相最本质的特征。但是在法制的条文上，太祖永远不准设立丞相的祖训又是不能违背的，因此在形式上只好避开宰相之名而称“内阁”、“阁臣”。

　成祖创立内阁是对洪武权力结构的重大改革。但此时阁臣的品级还比较低。仁宗即位后，为了提高阁臣的权位，在阁臣官职之外，又加尚书、三公、三孤、六傅之官衔。内阁大学士本身品级虽然只有五品，但加尚书官衔后，品位立即提高至二品，而且尚书是执政系统的实职，阁臣若兼领某部尚书事，则可直接掌握政务部门的实际权力。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称“三孤”，从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正二品，称“东宫六傅”。他们皆无定员，无专授，是皇帝赐给勋戚、朝臣的兼官、加官、赠官，地位极为尊崇。内阁大学士一旦加官三公或三孤、六傅，身价陡然百倍，官秩也随之升至一品或从一品、二品，超出一般尚书之上。

　　至此内阁大学士兼有了三重身份。作为阁臣，是天子的腹心，地居近密，裁决机务；作为尚书，具有了六部最高长官的行政地位；作为公、孤、师、傅，官位至隆至尊，甚至可与勋贵并列，而“隐然钧衡之重，与百僚殊矣”。

　　至宣宗宣德年间，内阁“票拟”的职权又在制度上被明确地规定下来。所谓“票拟”，又称“票旨”、“条旨”（“调旨”）、“阁票”，即代皇帝草拟圣旨。朝廷及地方官员呈报的奏章，首先由内阁大学士在票纸上用墨笔（蘸黑墨的毛笔）代替皇帝草拟圣旨，贴于疏面之上，然后进御皇帝审批，这便是“票拟”。皇帝接到内阁的“墨书小票”以后，或令“改票”（改拟），或令“依拟”，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执笔书写皇帝的批答。由于秉笔太监所用之笔为朱笔（蘸红色朱砂的毛笔），故称“批红”，又称“票朱”、“朱批”。然后将朱批下发锦衣卫值房，分送六科给事中，再交六部实施。

　　“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者，以其主票拟也”。票拟权即是国家政务的决策权，内阁秉笔票拟是在事实上恢复宰相官职的重要标志。因此内阁大学士有“外相”之称；秉笔太监有“内相”之称。由于内阁票拟和太监批红权的形成，因此以后当皇帝幼小或荒淫怠政时，朝廷大权便往往或由拥有票拟权的阁臣执掌，或由拥有批红权的秉笔太监执掌，并为争夺票拟、批红权在统治者中酿成激烈的党争。这是明中叶以后政局的显著特征之一。

　阁臣还有直接密封言事之权。皇帝赐予阁臣特制的银印，特许其遇事“用印密封以闻”，密疏直达御前拆阅，而不必经过通政司，“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

　　从嘉靖年间开始，封建统治集团对权力分配又作了调整，宦官势力受到限制，内阁权力得到加强。这个时期，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首辅权力的增大则是其重要标志。首辅又称“元辅”、“首揆”，亦即首相、宰相；“次辅”亦即次相。次辅之外，又有“群辅”。首辅与次辅、群辅虽同在内阁，但地位相差悬殊，首辅权势日益加重，“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同时权位列于六部之上，大权“全归政府”。嘉靖中期以后，夏言、严嵩相继为首辅，内阁拟写圣旨唯出首辅一人之手，威震百官，“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至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更有“震主之威”。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首辅不仅有宰相之实，而且朝臣还径直以“宰相”称之。甚至皇帝也用类似的称呼，嘉靖皇帝称严嵩为“元辅”、“首臣”、“辅相”、“相臣”；万历皇帝称次辅为“随着元辅办事”。这时虽然有碍于太祖关于嗣君不准设立丞相的祖训，尚未在法律条文上公开恢复丞相之制，但在实际上，首辅权势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以往朝代的宰相。正因为首辅权威至重，因此争夺首辅职位的斗争连绵不断，形成旷日持久的“内阁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