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到郭小川纪念馆采风调研 傅小平故乡的书房

与文学相伴的那些日子——

J.D.塞林格的写作导师惠特·伯内特曾经让他思考一个问题：你愿意把生命贡献给写作，而且明知没有回报，仍一意孤行吗？塞林格用余生的创作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过去的一年（两年、三年，以及许多年）里，我们依旧做着与文学息息相关的工作，也和所有人一起，关注思考文学、写作、阅读面对的巨变。年前商定选题时，编辑部给记者们留了一个宽泛的题目：谈谈自己的文学生活，以及对面文学的所思所感。记者们给出的回答长短不一，各有侧重，却不约而同地指向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或许，这就是答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仍将“一意孤行”，执着守望那片文学的麦田。 今天起，小编将陆续把这组文字带给大家。

——编者

文学麦田守望者

系列

故乡的书房

文 | 傅小平

走进故乡的“书房”，我移步窗前，探身下去，看见了那棵老枫树。它赤裸的枝干不屈地向天空伸展，却并不萧疏，裸露的表皮下像是潜藏着迸涌的力。在外出求学前，我一年又一年看着它绽出新芽，一点一点枝繁叶茂，风乍起，似有万千个精灵在漫舞；雨落时，又仿佛有千万种声音在低语。转眼已是深秋，叶子由浓浓的青绿转成浅浅的黄红，到了红黄的光景，就开始落叶了，等到地上一片落红，又开始了下一个四季的轮回，而我也越长越大了。外出求学后，我更多在寒暑假里看见它，看到它的青绿和赤裸。在上海工作以后，我往往只是看到它赤裸时的样子了，也终究不是全然的裸露，远看像是凤冠的高高的树梢上憩着两三个喜鹊巢，一些树枝上也总有几片残叶在风里飘摇，像是在发出某种召唤。此刻，在鞭炮升空炸燃后弥散开来的氤氲里，枫树的身影也变得影影绰绰，与其说那是召唤，倒不如说是奥尔罕·帕慕克式的呼愁了。

我总想着这棵比我老上两百多岁的枫树，会把它的影子投在我的窗前，但这只是我梦中的景象，无外乎梦由心生，我渴望得到它的荫蔽罢了。事实上，它没有长在老家的正前方，也不是长在自家院子里那般的近，而是与我家隔了一排房屋的距离，甚至它的一片落叶都不会飘到我家的瓦楞上，院落里。但在我的梦里，它却常是伴着阳光或是月光一起到来，那一树的光影如水一般缓缓流动，到与窗相对的书架那里就静止了，由一根根去皮晾干的小杉树撑着一片片瓦错落而成的长长的屋檐，让那流动的光影没了去处，反倒是书架仿佛长了凌厉的眼逼得它慢慢退去，退出窗外，一直退到远处因群山环绕而徒然收缩的并不宽远的天际去了。于是，在我的印象里，书架总是浮在光之上的。但这是怎样的书架啊！八个木头楞子，四个钉在与邻居共用的木墙上，四个钉在齐屋顶竖置的老木板上，又往横里填上三块稍短的老木板。铁钉却是怎么都没钉好的，锈蚀的尖头从木板里探出来，像是向我宣示它怎样经受住了时间的捶打。

仿佛是往事重现，我想起了大哥多年前“造”书架的情景。他从大学里放假回来，信步走进后屋堆积杂物的库房，走到堆了些木板的角落，一会儿上前一会儿退后地打量着，随后走近了从里面往外抽木板，每抽出一块，都伴着一声闷响，像是坍塌了一个世界。他抽出四块父亲修补房子时换下来的、已不是那么平整、却在时间里磨砺出更为原始的纹理的木料，它们在等待父亲的召唤，以派作别的用场，等来的却是大哥的僭越，我问他用这些木板做什么，他神秘兮兮地说做一个放书的地方，我想说那么大房子有的是地方放书，但脱口而出的却是那叫什么地方？大哥把木板往木墩子上一撂说，我问你放衣服的地方叫什么，我说衣橱啊。他说，那放碗筷的地方呢？我说，你知道还问我，不就是碗柜嘛。他说，拿你没办法了。说着指指一旁繁花锦簇的南瓜架子问我，你说说南瓜搭在什么上？我说，架子上啊，然后像是受了启发说，搭书架子啊？他说，不对，没有子，把“子”拿掉。我半是疑惑地问，书架？你在搭书架？他说，孺子可教也。我不是搭，我是造。好比是造房子，我造书架。嘿嘿。

书架终于造起来了，它实在是很粗糙的，但它离地一米“挂”在墙上，我看着稀罕。在我们家里，只有割草砍柴的柴刀，割麦子稻子的镰刀是挂墙上的，一根抛光了的长木头，中间挖了一个槽，两端用钉子钉在临灶台的木墙上，它们就插在这木槽里。柴火在灶肚里熊熊燃烧，映照得刀具闪闪发光。而从此书也要上墙了。大哥象征性地放上了一本什么书当是揭幕礼以后，我就迫不及待把我的小学课本上了架，也只是放了不到一米长的一档书架的一个角落，剩下的是被忽然间放大的空空荡荡，我很有些惆怅了，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把它放满，又该放上什么样的书呢。

我想象不出来，我手上只有教科书，连作文书都没有。但我不羡慕那些有作文书的小伙伴，因为他们有作文书，他们写的作文也只能塞在抽屉里，但我的被贴到墙上“发表”了，七张作文纸一溜儿排开，那浩浩荡荡的气势，都感觉看不到边了。我着实记不起作文的题目，过年碰到小学时的老师傅华卓，他也记不起来了，但我们都记得这篇作文是写猫的。我写一只贪吃的猫从地上起跳，一跳跳到了板凳上，再从板凳上跳到碗柜上，又从碗柜上纵身一跳跳到挂在木梁上的篮子上，它只能这么跳着才能吃到东西，主人把好吃的，吃剩下的饭菜都搁在篮子里，但它跳过了头让篮子晃荡了几下就把自己晃荡回地上了。它不甘心啊，再来一遍，又来一遍，反正最后是吃到了东西，赶在主人发现前不胜幸福地逃之夭夭了。我不记得我为什么要写猫，在我们村子里，猫更像是昼伏夜出的怪物，它们只在房梁上窜来窜去，唯有喵喵声，以及求偶季节发出的嗷嗷声提示它们的存在，我都不确信我小时候亲眼见过猫，更不用说见过在家里偷食的猫了。想来我写猫偷食，是因为我跟它一样营养不良，也和它一样感到了饥饿，我写它其实是写的自己。在一个七口之家，何况又正逢艰难时世，我也会像在贫瘠里野蛮生长的猫一样被饥饿俘获啊。

那时是否也感受到了精神上的饥饿，我是不确定的。也许是来不及触摸那种真实的饥饿感，我就被大哥从大学里往回带的书塞住嘴了。我不记得他那会儿放上了哪些书，他一定是放上了《红楼梦》《红与黑》，或许还有《雾都孤儿》《简·爱》《巴黎圣母院》《漂亮朋友》。他说在学校里还有书，等他毕业回来一准把书架给放满了。但他说他的，我也没觉得他放那样的书有什么了不起，我都没打算去翻它们，我那时还为他没像我那样放上教科书感到不解，他都读到大学了，难道就不好好学习了？但不久后，天地翻转了过来。我们一起去屋后的地里干活，我在前面拔草，他在后面锄地，哐当一声锄头碰到了石头，他叹口气说，累了，歇会儿，我给你讲讲《红楼梦》吧。于是我听到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故事，我没认真听，倒不见得是他说得不好，他后来能把历史课讲得绘声绘色让学生听了身临其境，想必讲文学也一定是好的。我当时没觉得稀奇，或许是因为我爸妈听的婺剧、越剧，还有村里老人讲的大话里，也说到这个故事。这让大哥多少有点泄气，他往手心里啐了一口唾沫星子，用双手摩擦了，又握住锄柄锄起地来。不多一会儿，他又锄到了一块石头，又一次歇上了。手扶着锄柄，嘴却没闲着。他说，我再给你讲讲《红与黑》吧，一个法国作家，叫司汤达的写的名著。我想，今天他是怎么了，碰上了一块石头就要讲一个“红”事。但我没说，不是我不想说，而是他已经讲开，我再也插不进话了。就这样，我听了小城青年于连的故事，我听完了也不明白这个年轻人为什么要一个劲儿往上爬，我只能想象在我们这个四面环山的村子里，只有爬到山顶上才能看到开阔的风景，所以要往山上爬。现在我也不记得大哥怎么讲的故事，后来一知半解地看了书，也似乎没留下多深的印象。但我记住了一个场景：这个和我一般的小农民停在市长家大门口，不敢举起手来拉门铃，引起了德·雷纳尔夫人的同情，以温柔的嗓音问他：“您上这儿来干什么，我的孩子？”

我想，我不会有机会去拉响那个开启了于连另一扇命运之门的门铃，但我们，我说的是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确乎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战战兢兢来到某个大门口，不敢举起手来拉门铃，我们都渴望听到耳边响起那个温柔的嗓音。这样的嗓音，我在休学的两年时光里，是有幸听到了的。我那时得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我从没有感觉到过肠胃不好会有的绞痛，我只是感到了从生命深处不断窜上来的难受与不适，医生误诊开的药，刚开始似乎起到了作用，后来却是加重了病情，加之一味吃药，不懂得调理，也使得病情像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一样反复无常，那止不住的酸水，像是汩汩倒流的泉源，没能滋润我的心田，却是腐蚀了我的喉咙，烧灼了我的肠胃。我坐立不安，无心听课，我终于再一次休学回到了老家。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的陈雪珍的来信不久也寄到了。她在信里说，你写作的优势在家决不能放弃，或许以后能成为一个作家。

我没问过她到底是怎样确认了我“写作的优势”，更不要说她为何说我或许会“成为一个作家”。我没当过语文课代表，写的作文总得高分，却不经常被当范文读，倒是有一次为参加一个作文大赛，她让我们写得好的几个，各写了一篇，想来我写的并不符合获奖作文的标准，所以最后也没有参赛。但我依稀记得我一篇作文写故乡的枫树，很是得了她的夸赞的。反正我当自己确有那么一点优势，就欣欣然开始写作了，我写了很多诗歌、散文，以及不知道是诗还是散文的散文诗，还正儿八经写起了长篇小说。我给它取名《欧德斯莫尔家院》，因为我要写一篇属于我的《巴黎圣母院》，但我不是雨果，在我老家，不要说教堂，就是像样的道观也没有，所见只是寻常不过的小庙，而对于庙，我也是敬而远之、不甚了了，所以只能写写“old and small”的家院，快写完的时候，我写了个故事梗概，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居然得到了编辑的回信，大意是鼓励我好好写完修改好，再把书稿寄去，但我终于没寄，原因无他，我写完它的光景，就到了得重新回校读书的时候了，而时过境迁感到了那时的幼稚，就有意把它“忘却”了。如今，我找到那个信封，里面不见了信，大约是一直郑重其事地把它带在身边，夹在最看重的书里，在几次三番的流转迁徙中，终于让它像博尔赫斯的“沙之书”一般，永远地隐而不见了。

在陈雪珍老师寄我的信末尾，她还写了一句狄更斯的名言，“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不知她是在哪里读到的，我后来也没有在狄更斯的书里读到，但我读很多作品也不曾像读到这句话时那样激动，它激发起我虚妄的雄心壮志了，我不确信自己是否足够顽强，但我确信自己不会有机会当王石这样的企业家，走遍世界，征服任何一座高峰，我只知道至今我也不曾实现她的期望，我依然在巴尔扎克的“我要粉碎一切障碍”与卡夫卡的“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之间彷徨，虽然进大学后还和她有过短暂的通信，但后来就再也没联系过她，我确乎惭愧于至今也没让那“温柔的嗓音”得到应有的回答。

但我何尝不想回答呢，为了做出迫切的“回答”，我都决意放弃高考了。我对自己说，去你的高考吧，我的脑子里只有写作在燃烧，我要大声地喊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一定得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才能实现写作的梦想。但我终究还是相信了梦有时绝不是那么真实的，我回心转意过了高考的桥上了大学的路。于是，我成了大学校园里那个“著名”的文学青年。听说过我的人都说，他写过很多作品的，都写了几十万字呢，但他们多半只是道听途说，可能都没见过我写的一个字呢。如今，我回想大学时光，总是惊讶于从不曾有人问我，听说你写过很多文字，你发表了吗？也不曾有人问我，你的文字都发表在哪些重要的刊物上了？那时的同学似乎不是那么精致，也不是那么讲实用主义的。他们不认为，你写再多的作品，要只是放在抽屉里孤芳自赏，也不过是废纸一张，要不能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上登堂入室，也迹近是一张废纸。他们本来是会读到我印成铅字的小说的，我应系刊的约请，写了篇五万字的小说《墙上的小提琴》交了上去，却还没等到发表就不明所以地“遗失”了。我赶去办公室找，也只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找回了后半部文稿。于是，我手写的文字又一次贴到了墙上，只是这回贴的不是七张纸的浩浩荡荡，而是两页纸的困顿迷茫。我不记得我贴在中文系过道墙上，异常窘迫地夹在琳琅满目的各式资讯里的这则“寻物启事”都具体写了什么了，那上面一定写满了一个半岛对不知因何失落了的另一个半岛的渴望，这个岛屿曾经是如此完整，完整如一片坚不可摧的大陆。我想重写这篇小说，却是不可能的了，它毕竟是激情的产物，而激情就像只有一次的人生，迷失了来路，就再也找不到归途。

我不确定是不是不甘心这次遗失，让我又写了一篇八万字的《深渊》，写完后，我自觉也跌入了深渊，找不到向上的路，我渴望得到一种指引，虽然几个读过它的同行都说了好，但仅只是一个“好”“很好”或是“不好”“很不好”的评价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问题的只是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只有说清楚了这些，才会对写作真正有所助益。这也许是我多年以后机缘巧合当了记者，在做对话访谈时，总是不断追问的原因所在吧。至少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没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也没有人问过我“在哪里”。我照例听了一些写作课、理论课，听到的是五花八门的术语，各种各样的结论，却很少听到让我一听就懂的明白话，还有一直在路上以至于永无尽头的探讨。而我的这些感触也着实源于这篇《深渊》也最终得了一个不太好的结局。有一堂课到了期末，我不高兴写一篇寻常的读后感，又想听到几句专业的评点，就选了小说里的部分文字交了作业，满心期望授课老师能给一个中肯的评价，却只是得了个不高的分数，看到那个冷冰冰的数字，我分明感到了羞耻，写作有时是那么强悍，满是“如入无人之境”的自得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但有时又不过是一种无能的力量，甚至都承受不起温和的一击。我想问问授课老师为什么？但那个不带任何批语的红字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不为什么，就是这样。但我还是忍不住想，或许是他真觉得我写得不好，甚至是很不好。但也未尝没有别的原因。他那般推崇沈从文，该是看不上郁达夫的抒情的，我那时的写作却分明是带有几分抒情色彩的，甚至还带了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沉郁，他那一代人曾在抒情年代里载沉载浮，想必对抒情心有抵触，甚或是厌恶的。而从此以后，我竟然也反感抒情了，以至于看到抒情的文字就会跳过不读，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抒情不是罪过，雨果是抒情的，托尔斯泰是抒情的，契诃夫是抒情的，再是节制的海明威、卡佛在骨子里也是抒情的，只不过不是那种浮面的，有了快感有了痛感就大声呼喊的抒情，而是饱含了对人世的悲悯的隐忍而节制的抒情。遗憾的是，作家们似乎都不约而同换上了冷冰冰的面孔，这样的抒情也是好久不见了。而我也曾是因为这一次的挫败，决绝地告别了抒情，也告别了写作。而我毕竟心有眷恋，以至于日后读《边城》里那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也总有着别样的况味。而我当年“发表”在自己主持的班刊《守望》上，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转发到系刊里的《诗人之死》似乎也预示着，我与写作竟这般开始了“漫长的告别”。

好在阅读虽有停顿却不曾告别。我想起刚进大学的时候，那个长了一张诗人的脸的校刊主编来我的宿舍寻访，简单的几句交流后，就问我都读了哪些书，我说了好些个作家作品，但分明感觉到他的不理解和不耐烦，他随后问我，昆德拉，读过吗？我说，没有。他又问那村上春树呢？我再一次说，没有。我确实没读过，我那时都不知道这世上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挪威的森林》。他没再说什么就走了，他的背影都像是在轻慢地告诉我you are too out了。于是，为了不被out，我从昆德拉、村上春树出发，经过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一路读到了福克纳、马尔克斯，蓦然回首才发现，早年岁月里读到的，似乎是“过了时”的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才是一直在那里的，令人景仰的原乡。

我确乎不太记得在故乡的书房里都读过哪些书了，只记得李丹、方于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我是曾经能背上其中几段的，还有大约是在想象中把那书房也当成了“阁楼”，特别记住了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带阁楼的房子》。我最为记得的还是那时读书的声音，我大声朗读江枫译的《雪莱诗选》，我一遍遍读《致云雀》，从题目“致云雀”一路读下来，读到“向上，再向高处飞翔，/从地面你一跃而上，像一片烈火的轻云，/掠过蔚蓝的天心，/永远是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再读到最后一句“全世界就会像此刻的我——侧耳倾听”。终于有一天，平日里喜欢找我对弈，也曾在村里放过“高息贷款”的大叔碰到我忍不住问我读的什么雀了，我说云雀。他说，麻雀山雀都有，哪来什么云雀啊。我记得当时就回了一句，该是一种叫雀的鸟吧。其实我也不计较那是什么雀的，但似乎只有“云雀”才会有那般的诗意。我真正在意的，只是这种诗意。毕竟我曾是那么地渴望如云雀般“歌唱着飞翔，飞翔着歌唱”。

如今，我又坐在当年高声朗读过的书房里，在写这篇文字之前，我从不曾称它为书房，它也的确算不上书房，倒更近乎是客房，不到十五平方米的空间里，常年放着一张家里算得考究的床，每逢来了客人，他们要住上一两夜，父母照例会叫我们让出来，给客人们住宿。好在他们是正午的太阳，等到落下山后，房间又是我们的了。大哥把书房当成了教室，他在门上贴上他写的书法，他掀开老式大衣柜的黑色盖子，用一根关门用的棍子支了起来，在上面用粉笔写字，给我们讲玻利瓦尔，讲马克思、恩格斯，他拿着写好的讲义，讲得那么严肃认真，倒像是为以后当老师做预演的，也真是像预演一般短暂，他讲得那么好，我们听得那么专心致志，等到第二年正式当了老师，我怎么请求，他都不愿再讲了，那个被当作黑板使的盖子，也不再以这样的形式打开了。当我喜欢上了看书，他笑我是书呆子，看我在那儿正襟危坐看着，都担心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打牌以后怎样混社会了，他像是换了个人，不想自己曾经那么喜欢看书，每每临睡前还要躺着看书，把家里很多书的书脊拗成了U字形，再次打开他看过的书，就像打开了一片山谷。他看得那么如痴如醉，看着看着挨上枕头，一准就呼噜连天了，而在他的呼噜声中，我总是忍不住把被压得皱巴巴的书，从他的头底下或是身子底下抽出来，把一片片皱褶拉平压好再放回到桌上，让它看起来像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前那般洁净如初。但他后来不怎么看书了，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不再是到书房里拿起书来看，而是出门找小时候的玩伴们打牌搓麻将，自从出了车祸后，他的教师生涯也雨打风吹去了。二哥却依然当着老师，也只有他续了父亲“教师之家”的残梦，但他是很少在书房里学习的，他把这里当成游戏的天地，他把夏日里母亲筛好的豆子偷偷放进铺好被子的席子里，我一躺进去，就仿佛躺在了坚硬的砂砾上，硌得浑身酸痛。我掀开被子想要起来，身子一滑又倒了下去，等终于站起来，就顾不上“粒粒皆辛苦”的诫言，拿豆子当子弹和他干起架来了。等到所有的豆子滚成了凳子上、地板上，还有暗藏在箱柜缝隙里的“繁星”，我们像拾穗者般俯下身去捡拾，担心着父母的惩罚，互相数落着对方的不是，内里却依然是中了大奖似的开心。而无论是开心，还是伤心的事，大姐和二姐都会要拿到书房里和闺蜜分享，她们说着体己话的时候，是不容我们在场的，哪怕不当心踮着脚尖走过门口都不行。听到我们脚步声，谈话就会戛然而止。

有一次，我不明所以正要推门进去，二姐说，没看见我们在说话？姑娘家的话，是你能听的吗？我连声说不是，走了开去。但书房里也有我的秘密。只要是住我家前屋的女孩来这里和我一起做作业，它就自成我专享的小天地了，他们都商量了好似的让着我。那女孩夹着课本咚咚咚跑上楼梯，推开书房的门，总会在书架前先流连一阵，说来看看你家的书，但不一会儿就到我的桌前放下课本做起了作业，随后除了不时讨论一下这道题那道题怎么做，整个房间里就只剩下了翻书页，或是笔轻轻滑过纸间的沙沙声。这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听过的最美好的声音，我也着实想把房间收拾得更美好，我把生物课本插页里的蝴蝶彩图剪下来贴到墙上，把我父亲我大哥抽的香烟里附赠的精美卡片也贴到了墙上。如今，这一切印记都还留着，只是不见了当年从书上抄下来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之类的励志话语了，那该是我许多年后看着自觉惭愧而慨然撕去的吧。但其他的印记，或许要等到为建设蓬勃发展的新农村把老房子拆了时才会最终磨灭的吧，就像我那篇写猫的作文，据说老学校被拆前还贴墙上的，却因在旧址上建新校舍而灰飞烟灭了，而新校舍不久后也因生源日少不得已停止办学而派上了别的用场。

书房终究是日甚一日的寂寥了。每有客人来，父母依然会请他们到这个房间里住，但他们未必会去翻阅书架上的书，而书被偷偷顺走，不由让我伤心难过的事也或许是不会再发生了。有一年回去，看到书上落上了灰尘，我把几本自觉有纪念意义的书带回了上海的家，又把另一些书放到考上高中时父母特意给我定做的供寄宿用的乳白色木箱里封存了起来。我想起，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会戴上折了镜柄用胶布仔细粘好的老花镜，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他想看的书，端坐在靠窗的小桌子前翻阅着。他用那双拨了一辈子算盘，因能写会算当了八年会计，也因当会计给自己惹来祸端连累家庭，以致日后铁了心不再染指乡村政事，任凭多年山上劳作磨砺出一道道磨灭不去的老茧的手翻阅着，他一只手托着书的封底，另一只手的指尖往嘴唇上轻轻一沾，按在书页的右下角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如今随着他的逝去，这也成为永不可追的回忆了。逢年过节，母亲会把书一本本从书架上取下来，用废弃的小布条或鸡毛掸子拭去上面的灰尘，再一本本放回去。我怕触动她的回忆，终究没问清理灰尘的时候，她会否想起我们读书的样子，又会否想起父亲看书的情景，其中一些书的右下角还留下了他清晰的指印。但在异域他乡，这些记忆会不时唤醒我。回望故乡的书房，或单只是想到它的那一瞬，整个世界都顷刻间安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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