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诗歌的发展和成就(八十年代的诗歌与评奖)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岁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给新诗创造的众声喧哗的局面,非常令人怀念:新人涌现,力作迭出,全社会对于诗歌都处于响应性状态。有四个合唱群落:归来者和资深诗人,朦胧诗人和新来者,他们的不同乐音组成了诗歌的新时期交响曲,创造了新诗发展史上的一页辉煌篇章。在绮丽的春天里,一大批饱经风霜的诗人从社会底层、从被“奇异的风”卷去的地方归来。归来者是一批相当成熟的诗人。他们本来就是家国命运的关注者,经历了超出人们想象的种种苦难和创伤,使他们加强了和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和精神相通,“诗穷而后工”,他们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春天。还有不少不属于“归来者”的资深诗人也在热情歌唱,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都是一时洛阳纸贵的作品。当新诗在新时期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向对自身的反思的时候,当新诗开始敞开双臂拥抱当代世界的时候,朦胧诗人以过去人们不熟悉的新奇面貌赢得了年轻一代的喝彩,引起巨大的回声。

“朦胧诗人”基本上是一个“知青诗人群”,这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就的诗群。比起“归来者”,他们的内在视野更加自由、自在和开阔。还有一个新来者诗群,这就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新来者为数很多,他们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那批新来者。如果说,50年代那批新人的“新”是新中国的“新”,那麽他们的“新”就是新时期的“新”,他们与朦胧诗群在让诗回归本位的努力中靠得很近。就是在这样的诗歌大繁荣的语境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文学奖”在1983年应运而生。文学圈内的年轻朋友很多人现在只知道鲁迅文学奖。其实,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这三届全国文学奖,可是当年的权威奖项,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也可以算作是今天的鲁奖的前身。和鲁迅文学奖一样,全国文学奖以文体分设评委会,每届评委会的成员都是一时之选。评委会名单先在《人民日报》公示,公示期三个月。新诗奖只评诗集,不评单篇,所以全称是“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的评奖程序是,由各省作家协会和全国重要出版社按分配名额推荐,每届推荐的总数是两百多部。再由读书班子(又称专家班子)向评委会报送一个超过评奖数一两倍的推荐书目,每本推荐诗集附上500字的推荐语,供评委参考。读书班子由中国作家协会聘请评论家组成。评委会总要开会一两周。评委会投票,要2/3才能通过。所以每届评奖,都得反复讨论,多次投票,才能分几次评够预定数额的获奖诗集。

80年代诗歌的发展和成就(八十年代的诗歌与评奖)(1)

第一届全国文学奖评选1979-1982出版的诗集,最后评出一等奖7名(艾青、张志民、李瑛、公刘、邵燕祥、流沙河、黄永玉);二等奖3名(胡昭、傅天琳、舒婷)。艾青的获奖诗集《归来的歌》后来成为诗歌史上新时期一个重要流派“归来者”的命名来源。二等奖的两位新秀傅天琳和舒婷,虽然是年轻的新人,但是当时已经名满全国。傅天琳的《绿色的音符》和舒婷的《双桅船》都拥有巨量粉丝。

我是第二届(1983-1984)的读书班子成员。读书班子可辛苦了,在北京八里庄读书半个月,日夜地读,连床下都堆满诗集,眼睛最后都有些红肿。读书班子时有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也许由于读书班子成员的审美标准是大体一致的,所以最后总能取得共识。第二届评出16本诗集,按获票多少排序,作者分别是艾青、杨牧、晓雪、牛汉、邵燕祥、周涛、林希、邹荻帆、张学梦、李钢、曾卓、李瑛、雷抒雁、张志民、陈敬容和刘征。在这届获奖诗集里,名列第四的牛汉的《温泉》在读书班子里呼声很高,在读书班子里获得的是全票。颁奖以后,我把这个情况告知牛汉,牛汉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情况我知道了,谢谢你们啊!”《温泉》收入的几乎都是牛汉写于五七干校的诗篇。牛汉说:“我的诗不是个人的自传,而是历史大传的一个微小的细节,是历史结出的一枚果子。”

李钢是重庆诗人。李钢从北京领奖回来后,给我电话,要在重庆市中区一家著名餐厅请我吃饭,他说他请到了一位很难请动的资深大厨主理。那个时候“蓝水兵”李钢可是名震神州啊,在读书班子里根本没有异议。可是,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位于重庆远郊的北碚,和重庆相距有40多公里。那个年代,又没有出租车,往返市中区何其艰难。如果吃了那顿饭,还得赶最后一趟晚班车回学校。我在电话里对李钢说:“算了,李钢,祝贺你,吃饭就拉倒吧!”

1988年举行第三届(1985-1986)评奖,我再次应聘参加读书班子。读书班子的工作在1988年1月18日结束,我买好机票,准备次日返回重庆。谁知18日突发紧急状况:一架由北京飞往重庆的客机22点15分在距重庆白市驿机场约5公里处坠毁,10名机组人员、98名中外旅客全部不幸罹难。这场悲剧后来叫“重庆118空难”。消息传出,一片惊慌,家里发来电报,要我赶快退掉1月19日的机票,改乘火车回重庆。18日晚间作家协会书记处宴请读书班子,党组书记唐达成率全体书记出席,我被安排和艾青同在一席。我向艾青说了这事,艾青对我说:“吕进,别去退票了。你想想,这个时候乘飞机应该是最安全的。不可能一架一架地往下掉吧?”我笑起来,听从了他的劝告。

80年代诗歌的发展和成就(八十年代的诗歌与评奖)(2)

在《人民日报》公示的第三届评委会名单是:主任艾青,副主任公木,委员:臧克家、冯至、李瑛、屠岸、杨子敏、晓雪、谢冕、李元洛、吕进、张同吾、朱先树和阿红。绿原原本是初步名单中的副主任,但是他本人报了奖,因此依例取消,改由公木接任,公木时任吉林大学副校长。这届评委会仍以北京人士为主,几个京外人士是吉林的公木、云南的晓雪、湖南的李元洛、四川的吕进和辽宁的阿红。我和阿红既是读书班子成员,又是评委,成了贯穿始终的“知情人士”。

第三届评奖,也就是最后一届全国文学奖了,诗集奖评委会是在北京北纬饭店举行的,年事比较高的几位评委,如艾青、臧克家、冯至都不住在宾馆。有一天,我们几个年轻评委向臧克家和冯至索要墨宝。冯至给我写的条幅是郑板桥为自己书斋撰写的那副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第二天开会时,我正在就一本诗集的评价发言,李元洛开玩笑地插话说:“吕进,讲话简短些,冯至先生不是叫你‘删繁就简三秋树’吗?”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冯至闻言很为不安,连忙摆手,说:“不,不,不,我还有下一句嘛:领异标新二月花。”大家都笑起来。评委会前一大半时间都是读书,评委各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所以评委会不吃桌餐,每天每位评委按照用餐标准自己去宾馆餐厅吃饭,然后签单。冯至总是很小心地算账,生怕超标。我们几位年轻评委就故意向他提建议:“冯先生,这饮料可好喝了,来一罐吧!”“冯先生,烤鸭真是好吃,来一份吧。”而冯至常常摆手拒绝:“不行,不行,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有一天,谢冕在他的房门上贴出一张字条:“我今天回北大去了,请把我吃掉!”于是,年轻评委们就钻空子了,都以“吃谢冕那份”为借口,加了一倍餐费。晚上,负责会务的朱先树到前台结账,不解地说:“今天餐费怎么会这样多啊?”引来一片笑声。

李瑛当时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出访日本,所以提前投票,他的选票事先密封在一个信封里,计票时由艾青当众拆开。第三届评奖虽然充满争论,个别人选还征求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意见。除读书班子推荐的15部诗集外,评委会还从报奖篇目里增选了10部诗集,一共25部候选。经过4轮投票,才有10部诗 集得到超过2/3的赞成票获选。按得票多少,获奖作者是:叶延滨(《二重奏》)、绿原(《另一只歌》)、吉狄马加(《初恋的歌》)、李小雨(《红纱巾》)、刘湛秋(《无题抒情诗》)、郑敏(《寻觅集》)、北岛(《北岛诗选》)、梅绍静(《她就是那个梅》)、叶文福(《雄性的太阳》)和晓桦(《白鸽子,蓝星星》)。10人中有个四川新人吉狄马加,彝族诗人,在凉山。我不认识这位诗人,也是第一次读到他的诗。吉狄马加的获奖诗集《初恋的歌》,是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诗集由我起草读书班子的推荐语,我在评委会上介绍了读书班子和我本人的意见。这本写少数民族的诗集,摆脱了通常的套路,不只是靠展示民族的风俗风情取胜,而是着墨于人性和人情,写得很美,所以,在少数民族题材的报奖诗集中,显然高出一大截,是过去很少见到的优秀之作。我说,“这本诗集也许告诉我们,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出现了”。颁奖后不久,我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作代会,马加找到我的房间来看望,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一个“秘密消息”:他可能从凉山调到成都,到四川省作家协会工作。我很高兴,说“祝贺,祝贺哟”。后来,他由成都而北京,现在已经是蜚声中外诗坛的著名诗人了,《初恋的歌》只是他走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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