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及其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进步性:第一，作为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是几千年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提出的革命纲领适应了广大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强烈愿望，吸引了千百万农民投身革命，前后坚持斗争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建立与清政府相对峙的政权就其斗争的规模、水平而言，是以前历次农民战争所不及的，它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及其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及其评价，太平天国运动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进步性:第一，作为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是几千年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提出的革命纲领适应了广大农民要求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强烈愿望，吸引了千百万农民投身革命，前后坚持斗争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建立与清政府相对峙的政权。就其斗争的规模、水平而言，是以前历次农民战争所不及的，它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第二，太平天国在反封建主义的同时，又担负了反侵略的任务。肩负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是时代赋予这次革命运动的新内容。太平天国制定的基本国策和外交活动都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鲜明立场。当外国反动势力发动进攻时，他们又勇敢地进行抗击，消灭了大量拥有近代化武装的外国侵略者，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反映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的巨大变化。

第三，太平天国一些领导人主张学习西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的侵略，腐朽的清王朝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的落后。在当时的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实现近代化，无疑是救亡图存的进步的思想主张。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中国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描绘了在中国建设资本主义的宏伟蓝图。这是一种符合历史进步趋向的主张，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运动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第一，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战争。农民阶级是分散的小生产者。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也不可能超越农民阶级的狭隘性，提出科学的适应时代要求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制定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虽然符合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的革命愿望，但它却是一个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的平均主义的空想。太平天国领导人的骄傲自满、腐化堕落、宗派斗争，使天国力量大大削弱，丧失了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

第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太平天国运动发生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侵略者支持并勾结清政府，共同镇压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面对的敌人之强大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不曾遇到的新情况。上述两个原因说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太平天国的失收是不可避免的。教会既想当世俗社会的精神教父，还想全方位地支配人们的世俗生活，其极端的体现形式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体。在人类历史上，可真还出现过两个无论是在精神控制上还是在政体结构上真正以基督教教义（虽然颇多变异）为指导的、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建构并形成了一定气候的神权国家政体，这就是加尔文与洪秀全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建立的日内瓦长老制城邦共和国神权政府和太平天国。这是上帝的天国在人间的两块高产试验田。

这种神权国家政体的基本特征按照保尔·霍尔巴赫的说法：“是那些有势力的强迫别人服从的人们随意享用的权利。大家知道，上帝是僧侣的同义语，由此可知，僧侣的权利就是神权。教会从上面承受了不可争辩的权利，把神权占为己有，并禁止人民怀疑其神性。”“在此政体下，上帝是惟一的最高权力，因而他所眷爱的教士便成了人的肉体和灵魂的统治者。这种神圣的政体应该到处存在，特别是在基督教国家中。”（《袖珍神学》，第79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神权政体中，以宗教教义与教规作为人们一切世俗行为的钦定准则与法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舍本宗教之外再没有也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教主与世俗君主合二为一，教主就是国家首脑；所有的国民都必须是教民，否则便是十恶不赦的异端，等等。

加尔文（John Calvin，又译作喀尔文、卡尔文，1509—1564年）为十六世纪西欧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新教归正宗（即加尔文宗。“归正”一词源自英语reformed,意为经过改革而复归正确）的创始人。1541年，他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长老制共和国神权政府。加尔文虽然曾经受到过人文主义的影响，谴责过罗马天主教会将那些因信仰不同而被诽谤为政治煽动者或不敬神的狂人并将其作为异端者进行迫害的行为，并且自己也被罗马天主教会列为异端者，但一旦在日内瓦建立起了自己根据地并站稳脚跟后，他又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与宗教裁判所一样用极端专制的手段疯狂地排斥和镇压与自己观点不同的持“异端邪说”者，强制日内瓦的市民必须信奉自己创建的“加尔文宗”，实际上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专制教皇。仅仅在其执政的最初五年中，他就以宗教信仰等原因亲自签署批准处死了58人，驱逐了76人；他还卑鄙地将因在自己的著作中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因而与加尔文提倡的信仰专制的做法格格不入的西班牙著名学者米格尔·塞尔维特（宗教改革思想家、人文主义者、生理学家、人体血液小循环系统的发现者）以反对“三位一体”论的罪名，先是出卖给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后又亲自定罪处死于火刑柱上。从抨击专制、受到专制的迫害到自己成为新的专制者，并以强奸他人的自由意志来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充分的发挥，从真理变成谬误，从“左派”趋向“极左”，加尔文仅仅跨出了一小步，但却是决定性的一步。

西谚云：The darkest place is under the candlestick（“灯台照人不照己”）。最黑暗之处恰恰正是在灯台的下面，貌似光明的表象之下掩盖的其实正是黑暗与罪恶的渊薮，道貌岸然的上帝耶和华、中世纪的天主教教皇与一些世俗统治者，其实正是嗜血的专制者。许多理想主义者向往光明追求光明，有些在履行了自己的献祭功能后，最后却成为了扑火的灯蛾，消失于灯台下的沉寂黑暗之中；有些则成为“照人不照己”利用光明制造黑暗恐怖的专制者。形象是靠行为支撑的，而不是可以任意地用言语来粉饰塑造的。真正的义人，他决不会时刻利用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来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制造自己永远光荣、正确、伟大的神话。而加尔文却恰恰正是这样一个言行悖离的独裁主义的活标本。

正如房龙所说的：“伟大的人物在你死我活的冲突中丧失了平衡的概念，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同一个路德曾经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可是几年后，他一想起邪恶的德国人和荷兰人竟然倾向于浸礼教徒的思想，就恨得咬牙切齿，似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这个无畏的改革者在开始时还坚持认为，人们不应把自己的逻辑体系强加于上帝，而到了最后却烧死了理论明显比他更高一筹的敌人。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为所有持异见者的大敌。加尔文和路德总是谈论新的纪元，那时黑暗之后终归会出现曙光，然而他们在有生之年却一直是中世纪传统的忠实后裔。在他们眼里，宽容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美德。他们在没有容身之地的时候，还心甘情愿乞灵于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以它作为攻击敌人的论点。一旦仗打赢了，这个深得信赖的武器便被小心翼翼地放在新教徒的废品仓库的墙角，和其它很多善良的意愿一起被当作不实用的东西仍掉。它躺在那里，被忽略，被遗忘，直到许多年后才从盛满旧式说教的木简后面被翻找出来。人们检起它，擦去污迹，又一次走向战场。”（《宽容》，第183—184页，三联书店，1985年版）

作为上帝在西方世界建立的天国试验田，日内瓦政教合一的神权共和国是最佳的研究个案之一；而从专制者的异端一瞬间就变成了专制者，加尔文也是最佳的研究个案。《书屋》杂志2000年第9期所载任志成《中世纪宗教改革与加尔文独裁》一文有精彩描述，读者自可参看，不再赘言。上帝的另一块天国试验田，就是150年前在世界的东方一度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与加尔文建立的日内瓦共和国相比，太平天国有着更耐人寻味的可读性。

《圣经》与基督教教义中的“天堂”建立在虚无飘渺的天上，而日内瓦的神权共和国与太平天国的“天堂”却是建立在人类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间。这就是太平天国《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方按：《前遗诏圣书》为太平天国对《圣经·旧约》的称呼）中所说的：“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方按：指太平天国）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以明确地大、小“天堂”比附自命的神权政权在世界历史上似乎只见到太平天国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实例。

二

太平天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政权，当为不争之事实。可以说，太平天国是东、西方专制主义高度结合的怪胎。例如：在太平天国的话语和施政行为中，经常见到的是《圣经·旧约》中耶和华上帝的独裁、暴戾与嗜血，满目充斥的是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专制、杀戮与疯狂（包括内部争权夺利的杀戮与疯狂），既不见《圣经·新约》中出现的所谓“博爱”与“仁慈”（虽然在基督教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都只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言语而不是行为。太平天国的某些宣传材料中也曾见到过类似“光说不练”的话语），也不见愿意为民众的赎罪、解脱和幸福而不惜为之献身的“耶稣基督”之类的宗教或世俗领袖人物，在大破“四旧”、大革“四旧”之命，将包括儒、释、道等诸家思想学说在内的所有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其中的某些人文主义精华全部摧毁之余，留下的只是可以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专制主义传统相媲美并与之接轨的以封建“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传统。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诸多业绩中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其具有强烈的包括反对阶级压迫的“天下一家”和主张男女平等“天下都是兄弟姊妹”在内的反封建精神；换言之，即认为太平天国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其具有终极的人文关怀精神。大方向正确，一些枝节末流的“过激行为”当然是一场动荡旧世界的革命行动所不能避免的，不但不值得一提，甚至连提及一下，也是屁股坐歪了，立场站错了，是对这场农民革命的恶毒攻击。打蛇打七寸，问题抓要害，主要问题辨析清楚了，其他则可见一般。这里就从太平天国反封建这一角度切入，看看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来。

不可否认，在太平天国早期的一些宣传品中确实出现过少量这类美妙动人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仅仅只是停留在喊的阶段，从来就没有实行过，甚至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准备过实行。恰恰相反，在太平天国的大量宣传品中见得更多的是与上述口号内容大相径庭的其他口号；这些大相径庭的内容甚至是用一些法律或准法律文本展现出来。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为为这些法律或准法律进行着不可改易的注解。然而一些人视太平天国史上确实存在的实施封建制的阶级压迫和歧视甚至残害妇女的大量文字记载于不顾，却紧紧抓住几句从未实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根本不可能实行的口号大做文章，这表明喊口号、重口号、以口号骗人和甚至依赖口号过日子，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

先看反对阶级压迫。举一个有趣例子作为佐证：在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中，有一个最能吸引诱惑社会民众的口号是：“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句口号甚至被编入了中小学生学习的历史教材中。显然，这是一句用以惑众而不能兑现的谎言。正像已经有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在战争年代，可以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开官仓私仓放粮、重新分割和占有世上已有浮财的方式来进行革命。试问，一旦革命成功，浮财耗尽或被新贵们重新占有为私产，没有也不可能再用抢占或让别人“贡献”的方式来筹集经费，如果不收租纳税，新建立的政权靠什么来维持？即使是在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太平天国，除了将入伙的“众小”、“内小”、“众小子”（太平天国上层统治者对一般官吏及社会民众的通用法定称呼。这种称呼显然是将处于中、下层的“天国兄弟姊妹”当“小民”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百姓看待）等作为奴仆驱使，榨取他们除了能够维持本人仅仅活着（在公共食堂开餐，不需要养家糊口，因为在“天国”中已经取消了小家，全都成为了大家庭中的“众小”）之外的全部剩余价值外，对于“外小”，即处于太平天国统治区内但又还没有正式成为“天国”子民的其他民众，还是同样征收税赋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越是“不纳粮”的口号声喊得最高的帝王，一旦当权后，他所征收的苛捐杂税——用现代语辞来说就是“三乱”（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行为，往往变本加厉。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天国确实实现了“天下一家”，但这个家只不过是诸王们豪宅连片、穷奢极恶而一般“众小”每二十五人一群被强迫居住在狭小的陋舍中吃“公共食堂”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国封建社会从来没有任何帝王能够做到的将神权、王权和族（家长）权（在妇女身上还须加上“夫权”）有机地集合为一体的事业，太平天国的统治者做到了，而且做得还使后人讴歌不停、向往不已。在这个人间“天国”中，“众小”们通过浴血奋战争取到的“自由意志”，就是怎样能够更加自觉地服从、服侍和服务于上帝耶和华派往人间的那几个儿子，这也是他们的惟一生存价值；他们被强制通过这种向上帝的人间诸子虔诚地献忠心、献血汗而获得死后进入“天堂”的入门券（这在太平天国的文书中触目可见）。正如西方的基督教上帝对待众天使和人类一样。一旦“众小”们不是自觉地献忠心，就会被剥夺掉这种“自由意志”，并将成为向上帝及其在人世间的儿子们献祭的“天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