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音乐会舒伯特（舒伯特音乐节情感守望）

音乐会举办地：安吉丽卡·考夫曼大厅外景

文/摄 曾震宇

人们去世界上大多数音乐节旅游，但去舒伯特音乐节的人们只有两种目的：朝圣或回家。

山谷里的音乐天堂

奥地利小镇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坐落在山谷、湖泽、森林、草地之间，离首都六百多公里，人口不到两千人，极为安静：你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牛铃作响。但每到舒伯特音乐节(Schubertiade)期间就人口剧增，达到八千余人。究其原因，世界上很少有音乐节能够在短时间内、高密度地呈现这么多顶级演出，人们来此可谓“朝圣”；另一方面，就像其名字一样(Schubertiade的意思是“舒伯特招待朋友的晚会”)，这里的音乐家与乐迷之间、乐迷与乐迷之间彼此认识，有一种独特的、亲密友善的气氛——这激励着音乐家和乐迷每年都“回到”小镇，就像圣诞与家人团聚一样重要、理所当然，且习以为常。

2019年底以来，我和大家一样足不出户，但内心的渴望一直在累积。当我无法再抑制自己，便开始了报复般的旅行，想要把失去的旅行和音乐会补回来。今年8月中旬，我前往青山绿水中的舒伯特音乐节，因为我相信自然和音乐的结合将释放我的压力，让我枯寂苍白的血肉红润起来。没有令我失望：当我在演出间隙走到小溪边倾听流水、在寂静中打开听觉，等待开演时一边聊天一边喝当地的水果酒，尤其是当我坐在简朴的、按照当地传统搭建的全木质的安吉丽卡·考夫曼大厅(Angelika Kauffmann Saal)里，与其他观众一起屏息倾听马克-安德烈·哈梅林(Marc-André Hamelin)的钢琴独奏、克里斯托弗·普列格第安(Christoph Prégardien)与尤利斯·德拉克(Julius Drake)合作的艺术歌曲，以及帕沃尔·布雷斯利克(Pavol Breslik)的《冬之旅》时，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不禁像浮士德一样感叹“真美啊！你停一停”，妄图把这束光留住。所幸，我只会看到温柔的目光和笑容，在这里并没有人要收走我的灵魂。

男高音克里斯托弗·普列格第安与尤利斯·德拉克合作的艺术歌曲专场

“让舒伯特与莫扎特、贝多芬并驾齐驱”

舒伯特音乐节建立于1976年，专为纪念舒伯特而办，动机十分朴实：演奏舒伯特的音乐，让他与莫扎特和贝多芬并驾齐驱——这是年轻气盛的杰德·纳赫鲍厄(Gerd Nachbauer)的想法。他是音乐节的创始人，如今已在艺术总监的位置上待了46年，是欧洲主要音乐节中在职时间最长的艺术总监。

安吉丽卡·考夫曼大厅外景

他的想法不无道理。李斯特曾评价：“就舒伯特创作的作品的数量和意义而言，他最后十年的工作超过了任何其他作曲家生命的三倍。”马克·夏加尔亦说：“莫扎特和贝多芬是天才，但舒伯特！舒伯特是一个奇迹！”在音乐节创立早期，纳赫鲍厄的主要项目是由歌唱家赫尔曼·普雷(Hermann Prey)用12年的时间，以编年顺序演唱舒伯特的全部声乐作品。8年之后，也许他不再执着于“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这一问题，开始呈现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同时注重由一流的诠释者从不同视角演绎音乐，并确定了独奏、独唱、室内乐等小规模演出作为音乐节的主体。在此之后，一种独特的、观演亲近的气氛在这里出现，而音乐节也成为一部古典音乐的编年史。几乎所有有名的音乐家都在这里表演过，彼得·施莱尔(Peter Schreier)在这里演出多达75场，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Elisabeth Schwarzkopf)则在这里度过90岁生日。

观众也藏龙卧虎。我的邻座是牛津大学某学院的前院长，音乐圈内人也很多，不过他们在这里都是普通乐迷。演出间隙，大家总会交谈，评论音乐家的阐释是否新鲜、独到、恰如其分，有时候也会讨论“古典音乐是不是一定要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和审美来演奏”这一类的无解难题。这些讨论在小镇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大声，讨论结果也偶尔修正音乐产业的发展方向；再加上考夫曼大厅极为敏感的声响，任何音乐家在这里都不敢掉以轻心。

安吉丽卡·考夫曼大厅内景

学者王纪宴曾谈到“在场”的重要性。通过广播收听音乐会直播，不是“在场”。我的“在场”是发现自己仿佛处于一个孤岛上：其他观众大多都是欧洲人，满头白发。我突然想到许多曾在音乐节表演的大师已经过世，每年亦有观众填了新坟……另有一些流言说纳赫鲍厄讨厌变化，音乐节永远不变，不禁有点自作多情地担忧这个美好的音乐节的未来。但我在这里待了几天后，突然豁然开朗，产生了共情：世界变得太快，我们熟悉的生活、我们年轻的记忆都被变化碾成齑粉。陪伴这一代从音乐节创立开始就参与的观众，为他们保留一点不变的空间，让他们踏实、心安，感受到被尊重，乃至最终送走他们，这是一种情感责任。情感上的守望相助造就了音乐节的可持续性，也让它独一无二。

顺风车

由于小镇太小，提供不了多少床位，就连周边的村子也早已预定一空。我住在离小镇14公里的城市多恩比恩(Dornbirn)。第一晚听完音乐会之后，我发现末班车早在21点就收了，打开手机也没找到任何出租车。我该怎么办？疫情期间想坐顺风车是不是给司机出难题？踌躇了几分钟后，我终于站在路边对着经过的车招了招手，第一辆车就答应送我回宾馆。他们是从德国开车来听音乐会的观众，当晚还要赶回德国。我们讨论刚刚听完的音乐会，相见恨晚。有了这次经历，我就不再担心误车的问题了。之后的几晚都有其他观众顺路送我回家，我与他们成了朋友。再一次，就像游子回家，没有犹豫和迟疑。

我是幸运的。也许得到帮助在舒伯特音乐节是一种常态，但我从来不敢依赖幸运。我多希望当地能够改进基础设施，就像奥地利采取国家-省-市三级政府补贴5500万欧元改进不远处的布雷根茨艺术节的基础设施一样。舒伯特音乐节的价值，并不亚于前者，它呈现的当地特色、文化理想、人类团结都应成为世界发展的灵感来源。

舒伯特音乐节和布雷根茨艺术节，福拉尔贝格州的两大艺术节的影响都显著地超越了区域；但当地有限的接待能力限制了它们的发展，不得不削足适履。可以想象，这种张力不仅抑制创意产业的发展，也阻碍奥地利人介绍他们引以为傲的生活。艺术节从不局限于艺术本身，它是公共财富的一部分；文化和旅游带来的也不仅是经济效益，而是产业带动、心心相通。在创意产业逐渐成为各国发展的重中之重，并极大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今天，我相信奥地利人也会早日消除这些阻碍文化、旅游发展的因素。毕竟，作为个人，顺风车好搭；而一个经济体量不小的国家，错过产业发展的机遇，就未必容易迎头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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