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后期灭吴之战（不是晋灭吴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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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以权臣篡夺曹魏政权，在建立晋朝后千方百计防范再出现新的权臣而重蹈曹魏覆辙。司马氏防范权臣的办法大体有三个：第一是重用宗室、外戚；第二是放纵甚至鼓励党争；第三是有意裁抑有才能、有名望的重臣、功臣。
司马氏的这"三项基本国策"，在灭吴战争中都有非常典型的体现。
首先，灭吴大军的统帅名义上是担任大都督的太尉贾充，但晋武帝司马炎又派出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都督，与贾充一起"总统众军"。杨济是司马炎皇后杨芷的叔父，是杨氏外戚集团的干将。司马炎派杨济为贾充的副手，实际上是让外戚来分割重臣统帅的权力。在前线的六路大军中，司马炎还安排了宗室琅琊王司马伷参与其中，而且走的是离建业最近的涂中、横江路线。很明显，司马炎交给司马伷的任务，一是监视其余诸军，防止出现邓艾、钟会之类的人物，二是抢先进攻建业，确保灭吴战争的头功由司马氏宗室夺取，而不落入其余诸将手里。
其次，贾充是朝中反对伐吴一派的领袖，司马炎却偏偏派他来当伐吴大军的统帅，目的是让贾充在功成之后自感羞愧，不敢以首功之臣自居。司马炎在伐吴诏书中说："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司马）伷及（王）浑、（王）濬、（唐）彬等皆受充节度。"但却没有说其余的杜预、王戎、胡奋这三路大军是否要受贾充节度。同时，司马炎又另外下有诏书说："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司马炎把各路大军之间的统辖关系搞得如此复杂，主要着眼点其实是鼓励诸将在前线也要搞党争，为争功而互相拆台，这样就不会出现能够完全指挥全部大军的强势人物了。
再次，只要看看在灭吴之战中立下功勋的功臣，他们在战后受到的待遇，就不难看出，这些灭吴功臣虽然表面上得到进爵、增封，但在政治地位上却都遭到了打压和抑制。只是因为各人的出身背景、为人处事风格、与晋武帝的关系亲疏、在战争中的表现不同，打压和抑制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罢了。
贾充是司马氏的亲信，在司马氏篡魏过程中出力甚大，是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数一数二的重臣。但贾充一向反对伐吴，因为伐吴之策最早由张华、羊祜提出，而这两人都是贾充的政敌。贾充自然不希望晋武帝发动灭吴之战，从而使张华、羊祜立下大功。因此贾充联合荀勖、冯紞等人极力阻止晋武帝伐吴。他们的计划是，等除掉张华、羊祜等人，再换上他们中意的人选来领导、指挥灭吴之战，那时候他们就会倒过来支持伐吴了。
甚至在担任伐吴大军统帅后，明明前线进军顺利、势如破竹，贾充仍然上表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要求"召还诸军，以为后图"，使尽浑身解数阻止伐吴。其背后目的不外乎是阻止张华、杜预等人因灭吴之战而立下大功。
不管贾充极力反对伐吴的理由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东吴灭亡之后，贾充的处境就很尴尬了。《晋书·贾充传》载，贾充"及师出而吴平，大惭惧，议欲请罪。帝闻充当诣阙，豫幸东堂以待之。罢节钺、僚佐，仍假鼓吹、麾幢。"
虽然司马炎给贾充的待遇不变，但贾充在惭惧之下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理直气壮地执掌朝廷大政，只能"上印绶逊位"，主动退出政治舞台。
而这，正是司马炎有意起用反对伐吴最卖力的贾充来担任伐吴统帅所要达到的"以进为退"的效果。
张华的父亲张平曾当过曹魏的渔阳太守，但并非士族高门，而且张平死得早，张华自幼孤贫，被视为寒士。司马炎正是看中了张华相对低微的出身，有意起用张华来平抑、制衡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达官显贵。
张华倒是没有辜负司马炎的期望。他不仅力劝司马炎下定决心伐吴，而且在灭吴战争期间担任主管财政的度支尚书，"量计运漕，决定庙算"，有萧何之功，得到了"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的重赏，因此在战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甚至"有台辅之望"。
但张华的表现过于突出，反而引起了司马炎的疑心。张华的政敌荀勖正是利用了司马炎极力防范权臣的敏感心理，以张华曾支持齐王司马攸继位为由，劝司马炎将张华出为安北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实际上是将张华赶出权力中枢。
没想到，张华受到打击后并不气馁，在幽州同样干得很好，做到了"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由于张华的政绩斐然，"朝论当征为尚书令"。尚书令即魏晋时期的宰相，对于是否要任命张华为尚书令，司马炎是犹豫的。
这时，张华的政敌、荀勖的同伙、侍中冯紞站了出来，他再次抓住司马炎防范权臣的心理，借古喻今，指出当今要防范钟会一类的人物。司马炎果然被冯紞的话题所吸引，他问："当今岂有如（钟）会者乎？"冯紞回答："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冯紞所说的，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张华。司马炎深以为然，于是征张华为太常，不久，又以太庙屋栋折断为由，免去了张华的太常之职。
张华在灭吴战争中功勋卓著，得到的结果却是"终（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见"。这恰恰是因为张华立的功劳太大、太突出，以至于成了司马炎防范的对象，真可谓是"因功受累"。
杜预与羊祜同样力主伐吴，羊祜在临终前举杜预自代，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接手主持伐吴的准备工作。在灭吴战争中，杜预是晋国大军在长江中游前线的总指挥，司马炎曾下诏王濬水军出三峡后要受杜预节度。
毫无疑问，杜预是灭吴战争的头号功臣之一，他在战后得到的赏赐是"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看上去，赏赐还算丰厚，但这一赏赐仅限于爵位、俸禄、礼秩等比较"虚"的方面，杜预的官职、权力、地位并未得到任何提升，而是继续留镇荆州。显而易见，杜预也是司马炎极力防范的可能成为权臣的人选之一。
杜预深深理解司马炎的用意，所以他"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但司马炎一直"不许"。
司马炎的意思，大概是担心杜预以退休为掩饰，回到洛阳活动要官，到时候朝廷将会陷入左右为难。因为杜预功劳太大，给的官太小，不合适，但给的官太大，司马炎又怕杜预成为尾大不掉的权臣。
杜预请退而不得，知道司马炎对他猜忌已经很深，于是"数饷遗洛中贵要"，也就是多次派人到洛阳向朝中掌权的要人们行贿。有人问杜预是想干什么，杜预说："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也就是说，杜预已经放弃了再有任何官职升迁的希望，只要朝中大臣不在司马炎面前进谗言陷害他，他就非常感激不尽了。
但杜预在荆州也没法待太久的的时间。灭吴之战时，杜预已经五十八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可算是高龄。吴灭之后，杜预又留镇荆州五年，终于身体顶不住了，这时司马炎方才网开一面，允许杜预回朝，征杜预为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主管洛阳、长安、弘农、三河等京畿地区司法、监察、治安，有时也称"司州刺史"，在东汉时期和御史大夫、尚书令一起号称"三独坐"，是颇为显赫的要职。但到了魏晋时期，司隶校尉的地位已经大为下降，其职权也被各种禁军武职所侵夺，风光大不如前。而且杜预早就是都督荆州的大员，又立过盖世功勋，此时再回洛阳当一个刺史级的职务，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优待。
所以杜预很郁闷，加上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杜预走在回朝的路上，到达邓县时就去世了。
在灭吴之战中，王濬扮演的是一个"刺头"的角色。王濬也是"博坟典"的读书人，并非不懂政治的赳赳武夫，他理应知晓司马炎猜忌功臣的心理。但王濬年轻时就是个放浪不羁的人，而且他的名利之心太重，对青史留名的渴望过于强烈，因此在战场上屡屡违诏抗旨，拼了命也一定要夺得灭吴首功。
司马炎早已了解到王濬不是老实听话的软柿子，但王濬训练的益州水军是灭吴之战必不可少的战力，为此不得不仍然任用王濬为水军统帅。为了防范王濬"恃功肆意"，司马炎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派唐彬为广武将军、监巴东诸军事，以监视、牵制王濬的行动；二是在王濬出兵后，又连下七道严诏，命令王濬在不同的战场要先后接受贾充、杜预、王浑的节度指挥。
但王濬早已打算不顾诏书的严厉规定，直取建业争夺灭吴首功。贾充是挂名统帅，根本无力制约王濬。杜预知道王濬是个刺头，不好惹，干脆就授权"若（王）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对王濬放任不管。但王浑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在王濬到达建业一带时，王浑"遣信要令暂过论事"，"又索蜀兵及镇南诸军人名定见"。"暂过论事"，就是要王濬过来开会，以确认王濬受其节度的事实，"定见"是指账册名单，王浑索要王濬部队军官士兵的花名册，大有要接管王濬的水军指挥权的意思，目的是不让王濬乱来。
王濬才不吃这一套，他借口"风利，不得泊也"，把王浑当空气，直接杀到建业城下，"趁胜纳降"。王濬成功了，他亲手塑造了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也实现了"青史留名"的梦想，时至今日，人们提起晋灭吴之战，一定会说到"王濬"这个名字。
然而，正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说："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注好了价格。"王濬看似一帆风顺的好运气，注定要付出代价。
司马炎早在战前就非常担心王濬"恃功肆意"，而王濬为了争夺头功，竟然置诏书于不顾，不听王浑指挥，这恰好证实了司马炎的担心是对的，更重要的是，王濬的所作所为，深深触犯司马炎的政治忌讳。
于是，在吴灭后不久，王浑就上书指控王濬违诏抗旨，有司奏当按邓艾之例，槛车征回推问。不过，司马炎虽然猜忌之心很重，但为人还不算太刻薄。他只是想敲打惩戒一下王濬，并不准备把王濬整成第二个邓艾。于是，他只是发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谴责王濬，并且允许王濬申辩。
王濬只得按照套路为自己申诉辩解，理由无非是战机不可失、孙晧投降太快、诏书送达太慢没收到诏书等等。申诉之后，司马炎下了一道"宽诏"："（王）濬有征伐之劳，不足以一眚掩之。"算是赦免了王濬的违诏之罪。
等王濬回到洛阳，没有看到欢迎英雄凯旋的盛大仪式。因为他此时的身份不是从前线凯旋归来的战斗英雄，而是一个罪行尚未完全查清的犯罪嫌疑人。迎接王濬的是廷尉、御史的一系列指控，罪名除了违诏之外，还包括贪污孙晧宝物、擅自烧毁东吴战船等等，要求将他"付廷尉禁推"，也就是关押起来接受审讯。
这样对待一个刚刚立下盖世功勋的功臣，显然不是正常现象，所以这很可能是出自司马炎的授意，至少也应是廷尉等"有司"对司马炎个人意图的揣摩。
司马炎再次赦免了王濬，诏曰："勿推"，并且拜王濬为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封为襄阳县侯，邑万户。封子（王）彝杨乡亭侯，邑千五百户，赐绢万匹，又赐衣一袭、钱三十万及食物。"
就这样，司马炎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在一次次折腾中把王濬染指更高职务和更大权力的野心消磨殆尽。据《晋书·王濬传》载，王濬"平吴之后，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
如此看来，司马炎对待功臣的办法，大概和赵匡胤差不多，就是给他们显赫的爵位、丰厚的秩禄，以换取他们交出兵权、退出政治军事舞台。只是过程和方式因人而异罢了。
王浑出自名门世家太原王氏，父亲王昶，为曹魏司空，与司马懿关系亲密，王浑因此娶了司马懿之女，入晋之后，算是尚主的"驸马"。其子王济又娶了司马昭的女儿常山公主，父子两代驸马，都是西晋皇亲国戚，在朝臣之中可以说是显贵无比。
因此，在六路伐吴大军中，王浑与司马伷一样，负有监视其余诸军的职责。而且，王浑的扬州军的进军路线紧邻着司马伷，按计划，两军将于横江渡会师，在王濬水军的配合下进攻建业。根据司马炎的设想，王浑将会辅佐司马伷攻下建业，由晋朝宗室来夺取灭吴首功。退一步而言，就算司马伷攻不下建业，由王浑这个皇亲国戚来夺得灭吴首功，也在司马炎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王浑深刻地领会司马炎的意图，并且严格落实。即使是遇到王濬这个不讲政治的捣乱者，王浑仍然坚持贯彻司马炎让司马伷夺取首功的意图。这体现在：
第一，王浑早就消灭了由东吴丞相张悌率领的吴军精锐，但他严格遵守司马炎的诏书规定，等待司马伷和王濬前来会师，他"守贼百日"而不渡江，以至于让王濬钻了个空子，成为第一个攻入建业的人，抢到了灭吴首功。王浑的部队主要是扬州兵，扬州刺史周浚、扬州别驾何恽都在王浑军中，周浚、何恽劝王浑"速渡江，直指建业，大军卒至，夺其胆气，可不战而擒。"但王浑以"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为由，坚守严诏而拒绝周浚、何恽的建议。可见，王浑实际上完全有能力渡江灭吴，但他严格遵守诏书规定，把作战范围限制在江北，其意图，很明显是要把攻克建业的首功留给司马伷。只是事态微妙，王浑不便明说罢了。
第二，据《晋书·王濬传》载，王濬进入建业，接受孙晧投降，并且举行了正式的受降仪式，"（孙）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瑾弟鲁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王）濬躬解其缚，受璧焚榇，送于京师。"。在第二天，王浑才渡江进入建业。同时，据《晋书·琅琊王伷传》，"孙皓奉笺送玺绶，诣伷请降"。也就是说，孙晧的投降仪式，一共举行了两次。一次是向王濬投降，一次是向司马伷投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按照司马炎的诏书，王濬和王浑虽然同为都督，但王濬要接受王浑节度，王浑的地位高于王濬，在王浑进入建业后，建业的主事者就成了王浑，王濬举行的受降仪式已不算数，必须重新举行一次。但王浑进入建业后，只是"登建业宫，酾酒高会"，并未马上举行受降仪式。直到司马伷也到达建业，王浑才让孙晧"奉笺送玺绶，诣伷请降"，也就是重新举行了一次受降仪式，并且让司马伷来主持仪式，把接受孙晧投降的功劳让给司马伷，弥补司马伷未能首先攻入建业的遗憾。
第三，在王濬不守政治规矩，夺得灭吴首功后，王浑多次上奏弹劾王濬，甚至要求按邓艾之例将王濬"槛车征问"，也就是用囚车押送王濬回洛阳接受审讯，用心可谓狠毒。王浑如此攻讦王濬，倒不是王浑心胸狭窄。王浑的积极卖力，更像是一场政治秀，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司马伷。武将争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司马伷身为宗室，天潢贵胄，身份尊崇，不方便和王濬争论纠缠，此时，王浑自愿担起为司马伷出头的角色，出面来做这件司马伷不方便亲自做的事情。这是在帮司马伷，间接地也是在帮司马炎，客观上起到了为司马炎抑制灭吴功臣的作用。
对于王浑的表现，司马炎非常满意，他给予了王浑特别高规格的封赏："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看起来，王浑的封赏不算太出格，其增加封邑八千户，加上原有的京陵侯封邑一千八百户，共计九千八百户，比张华、王濬的"万户"都还少一点，而且王浑虽然进号征东大将军，但仍然复镇寿阳（即寿春，当时扬州的治所），似乎和杜预的待遇差不多。但是，司马炎给王浑的待遇，有两点是其他灭吴功臣所无法比拟的：一是王浑进爵为公，是众多灭吴功臣中唯一能够进爵为公的人。本来，按照西晋的五等爵制，一般只有司马氏宗室才能封王、公，王浑能够突破这一限制，进爵为公，可以说是超规格的待遇了。二是，在众多灭吴功臣中，王浑是极少数在司马炎在位期间仍能够继续升官的人，而且官至三公之一的司空。相比其他灭吴功臣，如贾充"上印绶逊位"，张华"以列侯朝见"，杜预官止司隶校尉，王濬所任皆是闲职，司马炎给予王浑的待遇可谓超乎寻常。
这一切，都是因为王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在政治上的绝对忠诚可靠，决不会成为威胁皇权的"权臣"，加上他父子两驸马的皇亲身份，这才能得到司马炎放心大胆的重用。
王戎在灭吴之战中表现不算特别突出，因为他主攻的武昌方向，东吴守将纷纷投降，几乎没费什么力气，王戎根本没有表现的机会。
尽管如此，王戎还是得到了"进爵安丰侯，增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的赏赐。然而，王戎与司马氏非亲非故，倒是跟不为司马氏所喜的阮籍关系亲密，加上灭吴之战中多少有些功劳，也在司马炎猜忌的对象之列。
小小年纪就懂得"不取道旁李"的王戎，自然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容乐观。为了保命，王戎想了两个办法：一是遁入竹林，当一个"大隐隐于朝"的隐士。本来，王戎比阮籍小二十岁，很难说是同一圈子的人，但王戎通过阮籍的关系，硬是挤进了"竹林七贤"的队伍，目的是强化自己的隐士形象，以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减少来自司马炎的猜忌。二是贪财自污，通过塑造自己贪财逐利的形象，来表明自己不是"做大事"的人。《世说新语·俭啬》共有九条记事，其中四条是关于王戎的。例如说王戎与妻子每天都有手执象牙筹数钱，日夜不辍。又说王戎之女嫁给裴頠时，向王戎借了数万钱，很久没有归还，女儿回来省亲时，王戎神色不悦，直到把钱还清才高兴起来。又说王戎的侄子要成婚，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完婚后又要了回来，完全是个守财奴的形象。这种形象过于突兀而戏剧化，很可能是王戎有意营造。东晋戴逵评论王戎说："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事实证明，王戎的努力很有成效。在王戎遭到司隶校尉弹劾受贿财物的时候，司马炎袒护王戎，并指出："（王）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从司马炎的话里，可以知晓司马炎非常理解王戎的用心，他知道王戎不是真的贪图钱财，只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欲为异"，也就是不打算进行谋反夺权之类的异常之举。
为了自保，王戎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士形象，以守财奴自居自污，甚至曾经非常赏识王戎的阮籍，后来也讥笑王戎为"俗物"。由此可见司马炎的疑心之重，以及当时灭吴功臣群体所面临的情况之复杂、环境之凶险。
在灭吴之战中，胡奋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北诸军事，负责进攻夏口。由于东吴江夏太守刘朗、都督武昌以上诸军事虞昺等纷纷投降，胡奋在战争和王戎一样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
但胡奋不需要像王戎那样自污以求自保。相反，胡奋先是升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又迁尚书左仆射，加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死后追赠车骑将军，是和王浑一样的极少数能够在战后继续升迁官职的灭吴功臣之一。
因为胡奋有个好女儿。据《晋书·胡奋传》载："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于色，大采择公卿女以充六宫，（胡）奋女选入为贵人。"又据《资治通鉴·晋纪二》载："镇军大将军胡奋女为贵嫔，有宠于帝。"以至于司马炎皇后杨艳临死前非常担心司马炎会立胡贵人为皇后。因此，胡奋也可算是西晋王朝的外戚，虽然他的女儿只是贵人，但非常得宠，胡奋之所以能够免受司马炎的猜忌，完全是因为他的女儿。
因为女儿之故，胡奋才能跻身于外戚集团，得以继续仕宦升迁，得以善终。如果不是有这个好女儿，胡奋在灭吴之战中的功劳只会成为他的政治负债，让他受累，而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好处。
灭吴功臣中，最有远见的莫过于唐彬。唐彬早就预料到灭吴之功是个烫手的山芋，不好拿。为此，唐彬提前谋划，在跟随王濬进军将至建业时，他称病不前，让王濬独自去争头功，他自己不去趟这个浑水。
唐彬谦退不争功的做法让司马炎非常欣赏，该给唐彬的赏赐一点不少，尽管唐彬没有什么突出的功劳，但也得以升为右将军、都督巴东诸军事，封上庸县侯，食邑六千户，赐绢六千匹。
后来，因匈奴侵扰北平郡，司马炎委任唐彬以右将军，加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主持幽州军政事务。可见司马炎对唐彬相当的信得过。
在灭吴功臣中，唐彬是唯一完全凭自身实力避免了司马炎猜忌的一个。他主动谦让退出，不参与争功，表明了自己没有政治野心，获取了司马炎的信任和好感，因而得以继续升迁。虽然唐彬没有过硬的家世背景，在西晋王朝的体制下难以升任更高的职务，但他的结局，在众多灭吴功臣中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
灭吴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都已消亡，三国时代宣告完结，但中原政治舞台上的诡谲风云仍在继续翻涌。晋武帝司马炎和灭吴诸功臣之间的"暗战"，虽然在三国时代结束后才逐渐爆发出来，但早在东吴尚未灭亡的三国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酝酿。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才是三国最后一战。
注：本文为作者三国系列最后一篇。本系列自2017年1月以来在时拾史事不定期连载，得到各位读者大大们的鼓励和支持，万分感谢！本系列连载结束后将策划结集出版，欢迎继续关注哦！！
参考文献
【西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
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版。
崔敏：《"处心积虑"的统一之战——西晋灭吴迟缓之原因分析》，载《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
董慧秀：《从平吴功臣的处置看晋武帝对异姓权臣的防范》，载《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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