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英雄事迹（长征路上有1000多名陇籍将士）

张明远将军随信寄来的照片

鲁瑞林的来信

和红军将士的来往信件

《陇籍红军参加长征纪实》手稿

为了重温红军在甘肃的战斗历史，缅怀先辈的光荣事迹，本报自8月1日启动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暨西路军西征80周年大型采访报道——《信仰的力量》。两个多月来，采访团队沿着红军走过的线路，还原历史场景、挖掘鲜活故事，展示成就变化，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全景式展现红军长征在甘肃的伟大历程。刊发的近百篇稿件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汇集更多的线索。昨天，党史研究者白继忠来到编辑部，用他从1984年开始走访整理的《陇籍红军参加长征纪实》，向记者讲述了甘肃籍红军的光辉事迹。据他考证，参加宁都起义的原国民党第26路军中有甘肃籍官兵5000余名，宁都起义成功后第26路军被授予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在红军开始长征时，红五军团的老部队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但还有1000多名甘肃籍红军指战员随军参加长征。

宁都起义当红军

红军长征是一部雄伟的历史画卷，也是一座永不枯竭的精神富矿。众所周知，红军长征兵起南国，而在西北边陲的陇原健儿，是怎样远涉千山万水到江南参加长征的呢？白继忠说，这段缘源，要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说起。

1925年10月，冯玉祥委派刘郁芬代理其甘肃督办职务，率兵进驻兰州。甘肃遂成为冯的势力范围，曾在此大量招兵。此后，甘肃连年大旱，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甘肃青年纷纷当兵，开始戎马生涯。

1930年初，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混战中原。冯玉祥战败，所属孙连仲部被蒋介石用重金收买，被授予第26路军番号。蒋介石为消除异己将喘息未定的第26路军调往江西参加“剿共”，但他们备受蒋介石的排挤，粮饷不济，水土不服，病疫流行。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第26路军广大爱国官兵厌战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情绪日益增长。

193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派共产党人王超、袁汉澄(后改名袁血卒，曾任民政部副部长)、李肃等人到第26路军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到后与该部的地下党员、73旅上尉参谋刘振亚接上关系，策划伺机发动起义。袁汉澄和王铭五(高台籍)是军官学校的老同学，经袁汉澄介绍，王铭五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负责起草、收发党内文件和收交党费等各项工作。由于特支卓有成效的工作，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加入共产党，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成为起义的领导者，后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原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集体参加红军，这其中包括甘肃籍5000余名官兵。起义部队被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授予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26路军中的甘肃籍官兵，就此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

中央苏区保安全

宁都起义后，红五军团开赴瑞金附近集训。中央军委派肖劲光、刘伯坚、何长工、宋任穷、黄火青、左权等政治工作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连队以上都配备了政治工作干部，迅速将旧军队改变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投入到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围剿”的战场上。

经过短期培训，红五军团的甘肃籍红军指战员，参加了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建黎泰、金(溪)、资(溪)、东黄陂等著名战役，为保卫中央苏区立下赫赫战功。在广东南雄水口战役中，红五军团一举击溃扬言要“打到瑞金”的广东军阀八个团，保卫了中央苏区南翼的安全。在战斗中，甘肃籍红军指战员表现了英勇无畏的战斗作风，徐国珍指挥全连指战员，一举击溃敌一个营的进攻；张明远(岷县籍)抱着机枪向敌扫射，身负重伤；靳虎(榆中籍)率十三军二十一师一营机枪连担任阻击任务，当敌人蜂拥而至之时，该连机枪喷出火舌，将敌歼灭，缴获两挺机枪及步枪40余支，受到师部表扬。杨清峰(临夏东乡籍)与另一卫生员救护200多名伤员，荣立战功。许多甘肃籍战士却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他们用鲜血为“八一”战旗增添了光荣。

此间，还有一些甘肃籍红军指战员被派到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有的留校担任教官，大部分被分配到红一、三、五军团各部队担任初级指挥员，成长为红军的骨干力量。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在200架飞机配合下，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四连在江西乐安打阻击，该团参谋长王铭五（高台籍）在一线指挥战斗，不幸在敌机轰炸中英勇牺牲。1988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宋任穷来甘视察时谈到这位老部下仍记忆犹新，称他是一位“党性强、忠实积极、待人宽厚、工作扎实的好同志”。在巫廖、新桥战斗中，鲁瑞林(临夏籍)因作战勇敢，受到《红星报》的表扬，并被提升为营长。陈德胜(临夏籍，曾任连长)、刘宝全(临夏籍，曾任连长)、王树亚(甘谷籍)、景印发(岷县籍)等在反“围剿”战斗中相继牺牲。

万里长征建奇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此时，红五军团的老部队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但还有1000多名甘肃籍红军指战员随军参加长征。另外从国民党其他部队零星参加红军的天水人杨明海、朱海山、裴占魁等甘肃籍红军指战员，也行走在长征队伍中。

在红军长征的排头兵中，甘肃籍指战员是英勇的开路先锋。张明远在川黔交界的扎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徒步侦察队长，担任摸敌情、找向导、绘地图三项任务。他率领的侦察兵，在云南曲靖附近的公路上，截获敌吉普车，俘虏了押车的副官，缴获一捆军用地图，对红军渡江北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是红军长征的前卫团，在长征中屡立战功。在这个英雄的部队里，也有甘肃籍指战员在战斗。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轻装整编，杨清峰报名下连队，被分配到红四团八连任副指导员。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佯攻贵阳，乘蒋介石急调云南部队匆忙撤回贵州保驾，造成趁虚北进、巧渡金沙的好时机。就在红四团直插金沙江畔时，遇到敌人把住了山口，团长王开湘命令杨清峰

率八连冲上山头。杨清峰脱掉上衣，率领两个排直扑上山，抢占阵地，为四团北渡金沙江打开了通路。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八连担任全团前卫，在田湾被横在前面的一条大渡河支流挡住了去路。一面是高山，一面是大河，舍此再无去路，对面山头上还有敌军把守，吊桥上的木板被敌人抽光了，只剩下裸露的铁条。杨清峰和战友们手抓铁索奋力冲过了二十几米长的铁条吊桥，直扑上山歼敌一个营，仅八连就俘敌30多人。第二天清晨，他们和二营一起赶到泸定桥，占领桥西阵地并拿下离桥头不远的天主教堂，掩护2连飞越泸定桥。战斗结束后，八连还完成铺桥板和桥头警戒任务，杨清峰立下赫赫战功。

红五军团在长征中担任后卫，掩护中央纵队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徐国珍率领的红五军团13师39团2营，从江西打到遵义，700多人的队伍只剩300多人。在翻越老山界后，这个营与敌三个师对峙了两天两夜，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里，甘肃籍红军指战员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生与死的关头，他们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红五军团警卫队排长马金福(临夏籍)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衬裤撕成布条，编成鞋送给战士穿，而他自己却打赤脚走在茫茫草地上。他有一条军毯，却很少自己用。在气候多变的雪山草地里，他的毛毯不是披在战士肩上，便是盖在战士身上。

1935年9月至1936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甘肃，甘肃籍红军指战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他们运用地形熟、语言通的有利条件，筹措粮款，建政扩红，做群众工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采访后记

白继忠：30年寻访红军足迹只为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白继忠寻觅、走访红军足迹的历史要追溯到1984年。1982年，他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就对地方党史非常感兴趣。毕后后曾在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工作两年，零零星星看到过甘肃籍红军的素材。期间，四川省委党史办来函请甘肃省配合寻找川籍红军的下落，他受到启发，决心收集、整理甘肃籍红军的资料。1984年，他调到省委办公厅任秘书。利用在北京开“两会”的机会，找到了徐国珍、张明远，并在二位的介绍下，又陆续见到了鲁瑞林、李化民、靳虎等参加过长征的甘肃籍开国将军，并通过他们提供的线索，访问了更多的甘肃籍红军。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为他的执着，反馈回来的线索也越来越多，但在30年前，交通、通讯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他的大多数的访问是通过信件来完成的。正如木心在《从前慢》中所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每位红军将士寄来的信件他都视若珍宝，悉心保存。后来，他的工作多次调动，历任武威地区行署副专员、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省教育厅厅长、省十二届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都未忘寻觅红军的初心，并陆续为一些红军将士撰写了传记。

“兰州晚报《信仰的力量》我每篇必看，80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是信仰的力量，80年后，还原这些鲜活的历史更是信仰的力量，也更具现实的教育意义。”白继忠希望通过《兰州晚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让更多人看到甘肃籍红军将士的光辉事迹，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历史不会忘记，也不能忘记。

首席记者刘蔚霞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