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江西有多大官（34翰林多吉水）

江西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人文荟萃的昌盛之地。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在浔阳柴桑开百代隐逸之先河，五柳先生的名号至今仍被传颂；理学传世的宗师朱熹在江西婺源承先圣孔子之遗教，晦庵文公的影响自宋朝从未断绝。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个，曾巩、王安石、欧阳修，哪一个名字不是如雷贯耳？似曾相识的太平宰相晏殊，丹心照汉的民族节烈文天祥，临川四梦的戏曲天才汤显祖，哪一个人不被载入史册？辛弃疾、杨万里、黄庭坚、陆九渊……江西历史上的名人数不胜数。

“翰林多吉水”这是明朝时期江西文脉昌盛的真实写照。《明史》中记载的江西进士数量，为全国之首，江西举子“一科三鼎甲”乃至包揽前十名的情况时有发生。自有科举以来，仅仅吉水一县，就出了五百五十六位进士，六名状元，“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绝对不是夸张的描写。“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传统，作为中国科举半壁江山的江西举子自然延续了这个传统。“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江西籍官员的数量一直是全国前列，位高权重者多如牛毛，这种情况自隋唐开始，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明史》中记载的一百六十四位阁臣中，江西籍的有二十二人，五十六位首辅大臣，江西籍的有九人，如此数量，为全国之冠。其中的名臣杨士奇，更是担任了长达二十二年的首辅大臣，创下了历史记录。当时的世人用“朝士半江西”来形容江西文人的强盛兴旺，感叹江西的人杰地灵。这种局面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文化、地域因素，下面从这三个方面解读江西文人是如何成为当时翘楚的。

唐末五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江西逐渐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赣商开始崭露头角。白居易的《琵琶行》里的句子“前夜浮梁买茶去”，从侧面印证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赣商日益发展这一史实。晚唐诗人韦庄的《南昌晚眺》也提到了“落霞红衬贾人船”这一景象，折射出江西的商业气息浓厚。除了茶叶、瓷器等物品，粮食也是赣商主要的货物，《旧唐书·食货下》就记载了建中三年，唐政府在洪州建造粮仓，囤积粮食作为商业用粮。《新唐书》里还记载了洪州府的木材运往广陵、临安等地出售，商人往返一趟“获钱数十万”。赣商在北宋时期发展到了顶峰，成为了当时最大的商帮之一。

宋朝抑商传统松动，商人被允许参加科举。赣商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经济的繁荣，为当时的举子参加科举奠定了物质基础。除了一般的士人阶级之外，商人阶级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也积极投身到科举事业当中去。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微，自先秦的《检商贾》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以来，历代王朝都延续了这一作法。但是到了宋英宗治平元年，商人被允许入仕，“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这一诏令的实行，马上得到了天下商人的响应，尤其是作为当时最富庶的江西地区，参加科举的商人不计其数，到了元明时期，赣商子弟参加科举已经成为当时的主流。

《管子》提出的谓士、农、工、商，各守其业，不可迁也。”身份界限被逐渐打破，士人和商人开始了两重身份的河流。《赣州府志》记载，宋元时期赣州地区的小商人一方面以经商为业，一方面又投身科举，以这样的“异途”走上朝堂的人不在少数。而王阳明的《节庵公墓表》中明确表示了，那时的士、农、工、商已经处于平等地位了，商人阶级和士人阶级完美地实现了流动。赣商作为当时天下商帮的主流，更是这股浪潮中的先行者，《江西府志》记载，自宋代以来，登科及第的士子十有六七是商人家庭出身或者本身就是商人。可以说，赣商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商人阶级积极投身科举也深刻地影响了江西地区的科举形势。江西科举的兴盛，除了经济和政策原因，和江西浓厚的学风以及完备的书院体系也有重要的关系。

《吉安府志》里面有关于江西学风的记述，“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子相继攀附，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人人竞相学习的场面造就了“文章节义之邦”的美名。宋代以来，重文崇教的氛围在江西尤为浓厚。“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这是明代大学士杨士奇描绘的庐陵、吉安一带的学习风气，这种良好的学习风气使得江西地区拥有了基数庞大的科举人才。《明一统志》记载的吉水、庐陵等科举大县的参考人数均为全国郡县前列，脱颖而出的举子数量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除了基数庞大的参考人群，江西的书院体系也非常完备。《江西通志》记载，北宋时期，全国大型官办书院七十三所，江西独占二十三所，第二名的湖南仅有九所，其中白鹿洞书院为“四大书院”之首；南宋时期，根据《江西通志》和《宋史》及记载，全国书院四百一十七所，江西独占一百零一所，第二名的浙江仅有二十二所，其中象山书院和白鹿洞书院同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更是作为“朱熹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发源地，成为天下书院的典范，这些书院为江西的文教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府学、县学等公办书院，大量民间助学极大地促进了江西书院的兴盛。尤其是五代宋初，官办书院经费贫乏，师资力量稀缺，大量的民间力量涌入到了书院的建设当中。以宋代三大“义门书院”为例，陈氏的东佳书堂、胡氏的华林书堂、洪氏的雷塘书院皆是家族式私人书院，宗族内部划拨“义田”和专门款项资赈教育，教化儿孙。除了大型的家族书院，还有大量中小型的私人书院分布在江西的各个地方，大量江西举子走向仕途，登上了朝堂。江西书院体系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江西地区科举的发展，明朝初期江西科举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江西的官员也占据了明朝的半壁江山。

明初出现“朝士半江西”的局面，除了江西的经济高度繁荣，江西的文教水平极度发达之外，还有江西人的抱团意识。宗法制度下的祖宗观念和乡土意识始终萦绕在江西人的脑海当中，尤其是江西民间书院“义学”这一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推动了江西人往外走，另一方面也促使在外的江西人采取“抱团”这种方式互相协助。《明史》人物传中的江西籍官员，以解缙、杨士奇、严嵩等人为例，无一不是对江西籍士子青眼有加，大力提携。《江西府志》中也多有记载同宗同族的士子在朝为官，相互帮衬的事例。“朝中有人好说话”一直以来都是非常朴素又实用的道理，这一点在江西也不例外。

除了宗法制下对本族的提携和帮衬，江西官员还形成了各种小圈子，这与商人阶级的流动分不开。宋代明代对“茶、盐、矾、酒”这些行业都实行了专卖，这就使得商人和官员必须紧密接触。士子在考取功名之前，需要商人的资助；而商人同样也需要官员的帮助才能进入这些暴利行业。《邵氏闻见录》里面记述了当时商人和官员的这种关系。描绘明朝市井生活的小说也多有类似场景，比如《喻世明言》这一类的小说。赣商作为当时实力雄厚的商帮，拥有千余家会馆，其中不少商人晋升为了官员，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自然是非常常见的。这种围绕着血缘宗亲和现实利益的抱团活动，在江西人兴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得江西士子最终在明朝初年实现了江西历史上最大的崛起。

江西文人在明朝初年实现江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崛起，与江西在五代之后成为中国经济中心密不可分，经济中心的转移使得江西的商业高度发达，不仅为江西士子参加科举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宋朝商人参举的解禁也使得商人内部向上层流动，强大的江西商帮自然是这股浪潮中的主流。两宋江西名人辈出，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示范作用使得江西地区学风浓厚，科举热情高涨，经济发达的江西地区开始大力修建书院，发达的书院体系使得人口稠密的江西举子基数庞大，加上良好的教育，江西科举走向了繁荣。宗族血缘和士商合流使得在外的江西人抱团取暖，互相提携。以上因素使得江西人在朝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明朝初年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