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世界遗产的当代价值（世界遗产魅力与我们的使命）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1982年至2009年，郭旃在中国国家文物局工作，经历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领域从初期发展至今的全过程。2005年至2014年，郭旃担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副主席，曾参与《奈良真实性文件》《西安宣言》等文献的研讨制定；现任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会主任委员。

珍贵的历史照片 图为侯仁之先生是中国世界遗产事业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他的推动下，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4位全国政协委员于1985年4月1日提交了“我国应尽早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提案。1985年11月22日，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

珍贵的历史照片 图为1985年12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一等秘书蔡锦涛(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互换《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签署文本。

中国第二次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大会(即“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吸引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目光。

再次成为大会东道国和主席国时，中国作为世界遗产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不仅体现在申报、保护了众多的世界遗产，更在于逐步建立起融合、独特的世界遗产价值认知。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世界遗产专家郭旃。

世界遗产体系集聚人类社会发展智慧

记者：到202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迎来诞生50周年。从这次大会上可以看出，各国也纷纷在回顾和认真思考这一时刻的意义。

郭旃：世界遗产事业已成为一项不分种族、信仰、地域和国度，为全人类共同关注和支持的事业。人们往往由此回溯至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产生背景。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共同遗产的损害甚为剧烈；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也日趋明显。保护人类共同遗产和环境的国际行动和国际机构纷纷出现。1950年，墨西哥代表团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创建一个国际遗产基金的建议，教科文组织也开始酝酿保护杰出文化史迹的公约；同时当时的“世界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也参与策划建立一个关于自然遗产的公约……这些都促使当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建议将这些建议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关联文化和自然两方面的《公约》。

记者：世界遗产体系历经风霜，在当今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为何仍有凝聚力和魅力？

郭旃：这基于它另一发展脉络的有力支撑，即在各国、各地区、各个族群广泛实践和理念思辨基础上形成的专业体系。其中，对世界遗产的认知标准和可持续保护与管理，成为支撑世界遗产体系不可或缺的专业依据。世界遗产运作中为此设立了专业咨询机制。可以说，谁同时坚守了专业和政府间国际合作两条基线，谁就在遗产领域真正站到了话语权的高位。

记者：专业性和合作性，可以称作世界遗产的生命线？

郭旃：没错，这两条基线交织在一起所展现出的可持续利用和传承，是世界遗产事业的魅力所在和长盛不衰的源泉。尽管作为政府间国际合作的平台，各种利益诉求也时常冲击着专业底线，但在人类可持续发展大业中，世界遗产体系仍可视为迄今最为成功的途径之一。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世界遗产还设定和实行了监测制度。这意味着世界遗产不仅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评定，还是对未来的期许和承诺；不仅有荣誉和效益，还有责任和使命。

作为“后来者”中国的贡献在哪里？

记者：中国于1985年加入了《公约》。如何理解世界遗产与中国国情结合取得的成果？

郭旃：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世界遗产理念以及相关国际合作的规则、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基于国际视角的哲学思考和全新梳理；这与中国传统的文物保护体系相结合，确实产生了促进和提升作用。比如文化遗产保护中对真实性、完整性和“最少干预”原则的全新关注、强调；维修工作中对可识别、可逆等原则的遵循以及对文物环境的重视等。

虽然中国各遗产地面临保护与发展相互协调的种种困难和压力，但迄今没有一处被列为“濒危遗产”，更未出现面临被除名的境地。中国确实交出了一份令人赞赏的成绩单。

记者：在《公约》生效之初，不断有国际人士呼吁：“如果没有中国的签署，就不是完整的，是不可思议的”。那在《公约》即将走过50年的历程中，如何看待中国的位置和贡献？

郭旃：正如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样，中国的加入，也使得世界遗产宝库得以丰富和完整。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体现在对待自然和历史的态度上，这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范式。诸多来自中国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含文化景观)、文化和自然复合遗产丰富了世界遗产体系，中国传统的古建筑维修技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广泛推广。

记者：在动态的、变化的世界遗产发展特点中，中国有没有处在前沿的实践和理论总结？

郭旃：在世界遗产的各个分支体系中，中国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在系列遗产领域，中国的系列遗产数量众多，各具内涵与特色，保护成效显著。2010年瑞士易廷根专题国际专家会议之后，“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操作指南”关于系列遗产的定义和规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局限于相对单一的组合形式，演进为注重更大文化主题的表达，表述人类进化史的内在逻辑关联和多样表现形态。中国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组合申报项目的创立和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过程，为这一演进提供了首个里程碑式的范例。

“文化线路”是公认的对人类多元文明相互理解、尊重最具积极意义的见证和载体，其中的丝绸之路，更被誉为“无与伦比的存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成功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率先实现了对这条伟大历史线路的国际认证；其名称的确定也体现出国际语境中丝绸之路关键的时空节点。

记者：这些实践过程尤其是成功的结果，很明显都提供了可信、可鉴的经验。

郭旃：无论系列遗产还是文化线路，申报和确认的过程也都会涉及各国申报的统筹规划。一般来说，系列或线路遗产组合中先期成熟的可以率先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单位，从而为后期潜在的集体申报提供先行的有力验证和支撑。在这方面，中国的经验丰富且全面。

世界遗产发展的本土化表达

记者：世界遗产为世人提供了信息：不同文明、文化是可以互通互鉴，携手共荣的。各国也会从中发现自我，增强身份认知和自信，如何理解各国本土化的表达？

郭旃：在遗产理论和操作体系中，各国本土化的表达也必须被充分尊重和包容。在中国文化遗产—文物保护领域，看似和国际语境有诸多不同的本土行业表述，其实都有内含的共通之处。梁思成先生所倡导的“整旧如旧”、保护维修要“老当益壮”而非“返老还童”、不得已的增补措施要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遗产与周边环境“红花还要绿叶托”等，也都生动地对应着真实性、完整性、最少干预、可识别、保护遗产还要保护相关背景环境等国际通用原则。从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中国文保先驱的心路历程和发展轨迹。

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对遗产的认识和做法都是动态但又基于特征和规律的。“变化的世界遗产”或许更应该被认知为“发展的”或“演进的”。这需要知悉来路、前人和未来方向，坚守初心和目标，以此实现世界遗产永续利用的根本与长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