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犹太人经历了什么（二战中数以百万丧生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什么）

二战中，有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之手，他们不是文件上的一个个数字，而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有些犹太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世人留下了最后的眷恋、最真实的诀别，希望后人“能真正理解和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所遭受的苦难”。

这样的恐怖绝对不可以重来！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从恐惧中真正学到了敬畏。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那一天，柏林一对名叫弗里达（Frieda）和马克斯•雷纳赫（Max Reinach）的犹太夫妇打开了一个笔记本，开始在小小的黑色方格纸上，为他们得以逃出德国的成年孩子记日记。“我想在这本小册子里记下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我亲爱的孩子们，有一天你们会理解和认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所遭受的苦难。”

战争开始前，弗里达一直在当老师，而马克斯则做点雪茄的生意。失去工作后，他们都来到犹太社区中心的施粥场当志愿者。但是一天天过去了，随着战争的继续，对犹太人的搅扰越来越多，弗里达变得日渐沮丧。他们的家庭原本没有那么笃信宗教，但马克斯重回宗教的怀抱，对于生活在第三帝国期间的德国的种种考验越来越坚定和达观。他发誓，他和弗里达绝对不会停止抗争，一定要生存下去。他们不会像其他失去信仰的人一样变得不堪一击。“不能言说的痛苦和悲伤淹没了我们所有人，我们需要像岩石般坚定地信仰上帝，以通过当前的这些考验生存下来。”他告诉他的孩子们，“你们的父母有坚定的意志，在这个充满恐怖的时期活下来，走向一个不一样的未来，那时也许就是和平岁月了。”

“根据法律，我们必须佩戴六芒星……星星下面还标注着：犹太佬。”1941年9月，马克斯写道。按规定，六芒星的标志要被缝到衣服的左胸前。有商家生产了约100万个六芒星标志，印在卷布之上，裁剪之后以每个10芬尼的价格卖给犹太人。犹太人戴着六芒星是为了方便盖世太保随时审讯他们，没有佩戴者则很有可能被捕。马克斯吓坏了：“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年复一年，限制条件越来越严苛。没有许可的话，犹太人不得进入火车站，不得进入柏林的中央政府区，不得驾驶车辆。一本纳粹手册上写着：“犹太人再也不可能开车在德国做生意了！”他们必须遵守晚上8点开始的宵禁——周末是晚上9点开始；他们还必须上交他们的公司股份、珠宝和艺术收藏品；他们不能使用电话服务；在他们最神圣的赎罪日那天，他们上交了他们的收音机；他们的口粮定量要比那些雅利安邻居少得多，一天之中他们只有晚上一小时的购物时间，这时商铺基本都卖空了。

“60年来，”马克斯感叹道，“我们一直都坚持一个想法，那就是不要或者不要看上去与众不同。但现在，街上的毛头小孩都在欢快地数着犹太人。我们作为公民的平等性已经荡然无存。”

1942年5月，正在马克斯为犹太人和“我们特有的悲剧命运”陷入沉思时，对犹太人的驱逐早已开始了。

1941年10月18日，第一批火车缓缓驶出柏林，从那时起，移民通道就已对犹太人关闭了。

马克斯在日记中指出，他和他妻子的兄弟姐妹全部被“撤离了”——马克斯、朱尔、莫里茨、玛莎、莉亚妮、阿黛尔和伯恩德。“我们在这儿的大部分朋友也被带走了，生活变得异常孤独。”然而他还是笃定能再见到孩子们。他写道：如果他错了，请不要为他哀伤。“你们一直是我们的阳光，直到黑夜来临，直到暗夜将我们包围，”他写道，“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忆及你们的童年，都觉得充满欢乐，这些回忆将长存心中。”

几天后，弗里达打开日记本，她无法掩饰她的愤怒。“自1941年10月以来，有多少万犹太人被‘撤离了’？”她写道，“德国人称之为‘撤离’。说是‘撤离’，他们说得好听……一想到要‘被撤离’，我就非常恐惧。这种可怕的可能性每时每刻都悬在我们的脑海中，而且这样的恐惧不无道理。每每想到此事，我就陷入了彻底的恐慌中，我知道：如果我也不得不踏上这条路，那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亲爱的孩子们。”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还给住在波兰罗兹犹太居民区的亲戚送过钱粮，尽管他们自己也食不果腹，还瘦了一大圈。后来，他们的食物定量供给卡不能再用于购买肉、鱼、黄油、鸡蛋、水果、咖啡、酒水和烟草，而且他们也买不到鞋子、肥皂和木柴了。

去公园时，他们只能坐在标有“犹太人专座”的长凳上。“长凳被漆成了黄色，”弗里达写道，“我们拒绝使用这些长凳。”后来他们干脆被完全禁止进入公园。

不久之后，犹太人被命令上缴他们的宠物。“如果违反这一规定，”官方的通知写道，“警方将会采取措施。”

1942年5月24日，和他们同住一幢公寓的一位女士被命令交出她的房间。马克斯写道：“这往往是将被送走的第一步。”

6月，他们绞尽脑汁在思考一个问题：马克斯是否应该去登记为纳粹工作。他们不需要这笔工钱，因为他们基本买不到任何商品了，但这个工作也许能让他们免遭“撤离”。他们为犹太社区中心工作，这让他们得到了一时的保护，而如果马克斯到为战争助力的兵工厂工作的话，他们就会更加安全了。但另一方面，如果去登记工作的话，也可能反而引得纳粹来对付他们。“这个决定太难太复杂了，”弗里达写道，“因为不管作什么决定，都可能是错的。”

他们还没有收到过去被送往东方的亲戚们的来信。“他们在哪里？”她写道，“他们还好吗？”

他们不得不交出他们的电器——吸尘器、熨斗、电热毯、电炉子。连理发店也进不了了。他们还被迫交出打字机、自行车、相机和望远镜。“这很有趣吗？一点都不。”弗里达写道，“然而这还不算真的糟糕。逮捕、枪杀、处决每天都在上演。所以你还惊讶我何以感到恐惧吗？……只有奇迹能拯救我们，而且那个奇迹还必须马上发生。否则，我们就全完了。”他们试图怀抱期待，希望德国输掉战争，但这似乎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这是夏天，但是下着雨，很冷。年初，他们就被迫交出了他们的皮草和羊毛衫。

6月29日，马克斯去登记为纳粹工作。他们叫他等待结果。一周后，消息传来：他们被安排“撤离”了，4个月后去目的地报到。他们充满了恐惧，可马克斯却有好几次“奇怪地觉得，内心反而更加平静”。

“你们也看到了，我去登记工作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写道，“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命运。我的保护神不会将我们丢在这种恐惧和折磨之中，他永远和我们同在。”

三个半月后，1942年10月20日早上7点，弗里达和马克斯被传唤到奥拉宁堡大街上的犹太社区中心。在那里，他们和社区中心的其他1500名员工一起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盖世太保的出现。

一年前，柏林的犹太人领袖被迫帮助纳粹组织修筑通往东方的路。蒂尔加滕区的一座前犹太教堂被改造成了一个“集合营”，犹太社区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是在这里清点被选择去东方的犹太人的。据一位幸存者回忆：犹太人的领袖“尽管疑虑重重”，但还是只能配合工作。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驱逐意味着死亡。他们想确保火车上的乘客带了合适的衣物，旅途中有足够的食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把一切都留给盖世太保，也许接下来的日子没有那么悲惨。

但现在盖世太保即将为了他们而来。

犹太社区中心的员工们等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挤满了会议室、走廊和办公室。警察到了，他们宣布500名员工即将立刻失业，那些被选中的人两天后要到“集合营”报到。纳粹威胁说，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出现的话，就枪毙一名犹太领袖。

罗森堡和希特勒

一张流放人员名单张贴了出来。雷纳赫夫妇也赫然在列。

那天下午3点，他们回到了家中，处在震惊之中。

那天午夜，弗里达拿起笔给孩子们写下了最后几句话，寄望有一天这本日记能到达孩子们手中：“我们是我们的犹太命运的受害者，我们失去了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财产，一切……还可以在我们心爱的家中待上几日，之后——便什么都没有了。”她祝愿儿孙们生活幸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但我还有一个愿望：不要让你们的生活因我们的命运而蒙上阴影。”

两天后，马克斯也留下了他的临终遗言。他保证说，他会无所畏惧地上路。命里有时终须有。“我们失去了所有的物质财产，我们几乎是赤条条地离开这个我们生活了400多年的国家，”他写道，“我们还不知道要去往哪里，但上帝无处不在，无论我们在哪里呼唤他，我们都能找到他。”

罗森堡日记原稿 罗森堡日记原稿

驱逐犹太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1942年10月22日，弗里达和马克斯来到“集合营”。他们的剩余资产在登记后被没收了。他们的行李也要接受搜查，以免有些零星的贵重物品漏网。104天后的大清早，他们从“集合营”出发来到北部2英里以外的货运火车站，和其他800人，其中包括88名15周岁以下的儿童，一起登上了一辆三等客车，出发前往东方。

他们的行李并没有上车，而他们在柏林的公寓也很是抢手。

10月29日，弗里达和马克斯及其他被宣判死刑的犹太人一起抵达了拉脱维亚里加的一个郊区火车站，这里距离柏林700多英里。他们下车后，就被带到森林里，全体被枪杀。

不久后，他们在以色列的女儿特露德（Trude）收到了父母在被驱逐的前几天，通过德国红十字会传递的消息：“我们以深深不舍的心情，向你永别。愿上帝保佑你。”

署名非常简单：“你悲伤的父母。”

一个月后，纳粹开始从柏林直接发车去往奥斯维辛。在战争结束前，一共有50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柏林，柏林的犹太人只有8000人得以幸存。

一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纳粹企图做的，正是要“将被驱逐者的社会存在仔细地、彻底地抹去”。

在雷纳赫夫妇离开之前，一名和他们住在同一幢公寓的女士答应替他们保管日记，并尽力把它转交给他们的孩子们。这位女士非常忠诚于这一使命，她甚至将日记缝进了腰带里，随身带着。战后，她将日记给了一名美国士兵，并附上了雷纳赫夫妇身处美国的亲人的地址。那名士兵回到美国后，将日记寄给了住在波士顿城外的雷纳赫夫妇的女儿莉莲（Lillian）。

几年后，特露德将日记为她那些讲英语的孙辈们翻译成了英语。她不仅是想要他们阅读这本日记，她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动机”：将日记传递给下一代，以追念她的父母，她丈夫的父母，以及在纳粹手中丧生的数百万犹太人。

她在信的结尾处引用了一句诗，她认为这句诗是来自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的德国作家：

只有那些被遗忘的人才会死亡。

结语：

普利策奖获得者大卫•金尼和美国前FBI探员、专门负责艺术品追踪的罗伯特•K.惠特曼创作的《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日记 : 希特勒的首席哲学家与第三帝国失窃的秘密》一书，不仅真实记录了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更展示了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人心的幽微复杂。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纳粹政权内部隐秘的运作方式、希特勒的思想演变和犹太人惊心动魄的生死逃亡历程，从恐惧中学会敬畏！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日记 : 希特勒的首席哲学家与第三帝国失窃的秘密》

作者：［美］罗伯特·K.惠特曼 ［美］大卫·金尼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分类：二战 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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