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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曼与策兰：《心动时刻》

前言

这段爱情故事很长时间鲜为人知。期间少不了传出一些虽小小的谣言。现在，英格堡·巴赫曼和保罗·策兰在1948年至1967年期间的来往信件，镜像地向公众开放，他们悲惨的、辉煌的、独一无二的爱情才真正地公之于众，两位诗人在各自的作品中留下众多线索，不再是学术上含混不清的轻声细语，而是爱的语言，是远比美好更可怕的爱情故事。

无论怎样，在两位诗人身上，爱情和失败是同义词，爱情的殉难超越一切失败之上，他们的经历、所讲述的故事，比所有的爱情故事更强烈。任何一个像保罗·策兰一样、深入到历史最深处的人，完全无力逃脱父母遇害的死亡经历。另外，与这种深渊比起来，还有一种更深的深渊，当他与首批奥地利纳粹的后代、诗人英格堡·巴赫曼一见钟情时，那个深渊早就在等待着他们。

永远的陌生人

在噩梦序曲之一的，小说《玛丽娜》（Malina）中，英格堡·巴赫曼将策兰描画为一个身着黑色斗篷的陌生人形象，将自己爱情命运与策兰的犹太人命运联系起来，包括策兰驱逐出境和跃进塞纳河结束生命的故事，联系起来：“他在放逐过程中溺水身亡，我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就像爱生命，甚至重于自己的生命。”

这些句子仅仅只是文学创作呢，或者还是真情实感？真实生活中的巴赫曼，和众多的凡人一样，爱自己多一些，等待和期望遇到一个非常自信的男人。因此，第一次遇见策兰，她的感觉非常好；尤其是他与生具来的奉献精神、他虔诚的所做所为，恰好是她生活重心、即她的写作中，最不确定和缺失的部分。在写给策兰的信中，巴赫曼总是热切地和他讨论着诗歌，但是策兰对此反应却很冷淡，甚至是比较潦草和零散。

一封1961年写作的、从未发出的信，主要内容是了结和终止他们的关系；除此之外，她非常坦白地问策兰，“经过这么多年，我是你的谁？在你眼中，我是谁？”：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简单地对策兰诗人偏执狂的反抗，而且更是质问和抗议他作为一个永恒的受害者的地位：“你有一切的选择权，是否作为一名受害者生活，但是你选择了以受害者身份生活着……你活着就是想成为一个惭愧的人。”我们都很清楚，在这种生活中，她也未能幸免地成为了受害者，也带着惭愧地心情生活着，策兰不仅在生活中一直都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她在众多幻想的男人中选择的一个牺牲品。

首位出现在巴赫曼视野中的男人，应该是来自克恩顿州的、纳粹作家、约瑟夫·弗里德里希·佩科尼格（Josef Friedrich Perkonig），青少年时期的巴赫曼非常崇拜他，出现在巴赫曼青年时期的作品《致费礼兹安的信》中，只是后来在她的传记中此人完全消失了，因此外界并不熟知。外界公认的、巴赫曼首次堕入爱河的男子是，二战时流亡瑞士的汉斯·威格尔（Hans Weigel），此人二战后再次回到奥地利维也纳，成为了当时战后文学教皇，而巴赫曼收集了所有的威格尔创作的、认为对自己有用的文字。但是没过过久，巴赫曼就兴趣索然，因为1948年，她与逃离罗马尼亚的、无国籍诗人策兰首次相遇，两人一见钟情。

1948年5月20号，她写给自己的父母的信中说，“超现实主义诗人保罗策兰”和她“非常幸福地”相爱了，他“用众多的罂粟花装饰房间，现在那里被花海淹没”，成为了一片“罂粟花田”。三天后，在巴赫曼22岁生日时，策兰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在埃及》（In Ägypten），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她。这些被公开的信件，里面内容充满了心爱的陌生人之间的庆祝，以及只能用被谋杀的痛苦来装饰的情人之间的爱情：

你应该将你身边的陌生人装饰得最美丽 你应该用路特，米利亚姆和娜奥米的痛苦装饰她们。 —— 《在埃及》节选

Du sollst die Fremde neben dir am schönsten schmücken. Du sollst sie schmücken mit dem Schmerz um Ruth, um Mirjam und Noemie.

即使九年后，在写给巴赫曼的信中，策兰再次回忆起这首诗歌时，写道：“我每每读到时，就设想着你进入到这个诗歌中：你是我生命的源泉，支撑着我继续写作、说话、活着”；同时对于他，她永远是陌生者，而他同样也是她的陌生人。

保罗策兰

我将一切压成赌注

1948年6月底，策兰离开了依旧充满二战遗魂的维也纳，流亡到巴黎，后来决定定居那里，当时巴赫曼正在为她的有关海德格尔哲学的博士论文紧张工作着；在她寄往巴黎的第一封信中，非常坦白地表示她有时真的不想知道，“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对于我来说，你来自印度、或者一个更加遥远的、黑暗的、棕色的国度，对于我来说，你是沙漠和大海、以及所有的秘密。”但是随后，这个带着深厚奥地利君主制印记的女孩，将自己的幸运寄托在一座城堡上：“我应该拥有一座城堡，让你来到我身边，让你成为我的永远幸福的主人，让我们用很多地毯、挂毯和音乐来装饰它，让我们在其中找到和得到爱。”很自然的，幻灭会紧随其后：“现在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平淡、陈旧、疲惫和磨损的，然而我所渴望的，都是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之间的通信受到各自情绪周期影响，出现长时间的、冷战式的沉默。策兰在写于1949年8月20号的信中，向巴赫曼解释了自己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我不知道，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几个星期短暂生活，你到底持有什么样的看法。从你的稍纵即逝的语句上，我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英格堡？也许这是我们两人的错误。现在我只能安慰自己，或许我的沉默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由它产生的、施加在我身上的黑暗，更为古老。”

她的回信却是平淡无奇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以及将来去向如何。对此我还是很开心。我很了解你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人……你应该能这样想，对于我来说，有了你也不等于我不能与任何男人有任何关系，……但是一种无疾而终的结果，会让我你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安。”同时，她也向他承认了，她“将和某人一起做一次巴黎私人探访”，期望这些字里行间的内容能够给予策兰一点安慰。1950年9月，她突然决定搬到巴黎和策兰一起：“对于即将到来的将来，我的感觉十分复杂，时常高兴时常恐惧，更多的是恐惧。请尽量地一定对我好，不要抛弃我！ 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一个迷茫的梦，你不存在，巴黎不存在……”

巴赫曼

两人性格非常相像，不知道如何给予和放弃，巴黎共同生活的时间最终成为一场灾难。当时，巴赫曼写信给与她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汉斯·威格尔，信中她抱怨说，策兰和她共同生活的尝试斯特林堡戏剧性结束了。1951年6月，已经回到维也纳的她写信给策兰：“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即使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刻，即使当时我们成为最仇恨彼此的敌人，我们依旧感觉到幸福？为什么你感觉不到，我依旧怀着一颗疯狂的、即困惑、又矛盾的心情想回到你身边，而这颗心依旧会对你不利？我爱你，又不敢、不愿意爱你，这种爱实在太多太重；但是我爱你超过一切……”策兰回信内容却是充满了父亲式关爱，讲述着古老的智慧：“我很愿意与你分享一些经验教训，一些事、一些感觉，即使是最真实的部分，也是无法再次得到或收回，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真切地回忆再次拥有。另外——不仅如此——你还需要宁静，英格曼，平和和坚定，而且我相信，你无法在其他人那里找到这些，而只有在你自身上发现。英吉，和你同时代大多数人相比起来，你的生活所得比他们多得太多……现在，你应该少一些要求……之所以这样说，是想在你得到一定成功之前提醒你：生命是短暂的，成功尤其如此，如你这样、拥有天堂般美好生活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去生活，去对待成功。”

热恋期间，保罗策兰曾送给巴赫曼戒指，后来又想收回，于是，1951年9月，巴赫曼只是将戒指寄回去，把早已写好的信留了下来，在信里她写道：“我无话可说，我的良心由戴着这个戒指的死者组成。”一年之后，策兰和吉赛尔德莱斯特兰奇结婚，他们在1951年11月相识。吉赛尔，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一个外国人，来自一个法国天主教贵族家庭，家族祖先画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的时代。她非常善良，愿意为策兰无私地圣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她无法独自以自身的力量挽救策兰。这里我想提醒读者，在大家阅读巴赫曼与策兰的通信时，也可以同时阅读策兰和妻子吉赛尔之间的信件来往，（法国德苏伊勒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策兰生命中最后二十年期间的所有生活细节），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无常的命运如何将这两位伟大的女人联系在一起。

巴赫曼与策兰在《第47小组》聚会中

“我将我的所有压成一张赌注，而现在我却失去了它……我我什么愿望都没有。请不要害怕担心，如果我重提那些陈年旧事的话，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过去”，1952年春，在给策兰的信里，巴赫曼写道。当时，结婚后的策兰恳请巴赫曼不要重返巴黎，并且要求放弃这段情谊，（“友谊也无法改变已成的事实”）。在这个从策兰那里开始的、“可怕的、不可宽恕的”阶段，巴赫曼陷入了沮丧压抑状态，此时的她唯一能做的，只能调整自己在策兰生活和创作中的位置，成为一个调停者的角色，利用她在德语文坛上的所有影响和关系来扩大策兰诗歌的影响，树立起策兰在德语文坛上的稳固地位。1952年5月，她安排策兰到尼恩朵夫参加文学创作集体《第47小组》的文学活动，在那里他们再次见面，但是首次交谈，（他）“摧毁了我过去一年的所有希望和努力”。当时策兰朗读《死亡赋格》，与《第47小组》中某些国家民族意识的作家发生严重冲突，（“你的朗读，仿佛是戈贝尔在演讲”，其中一个人大声喊到），结果策兰反过来指责巴赫曼，认为她残酷地抛弃了他和他的诗歌。巴赫曼在1952年7月10写给策兰信中质问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我明白之后、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找到其他人，并且指责我，在这种德国“丛林”中没有和你站在一边。……。告诉我，你早已离开了我，我应该怎样和你站在一起。”

1952年11月，在《第47小组》秋天一次活动日中，巴赫曼遇到了年轻作曲家汉斯·维尔纳·亨泽（Hans Werner Henze），这位年轻人与生具来的感恩、贵族、机智、热情、童心傲慢等气质深深吸引着巴赫曼，她毫无犹豫地接受他的邀请去到意大利。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亨泽的音乐可以证实这种生活仿佛一种永恒庆典，尽管这种庆祝生活完全没有牵涉到性。不仅亨泽的歌剧能让我们感觉到这种美妙生活，而且巴赫曼的一些最美妙的诗歌中，也能看到这种永恒庆典生活的轨迹。

“有些时候，我甚至希望自己，一直不要返回到‘欧洲’ ”，1953年，从福廖－伊斯基亚，她写信给策兰时说，随后提到，她“独自生活”。事实上，策兰过了很久才听说亨泽，而亨泽却从未听到过策兰的名字。巴赫曼非常喜欢在一种严格保密地情况下，同时拥有好几种不同的恋爱关系，这是一种疯狂的、甚至非常危险的举动，喜欢这种疯狂危险游戏的人，往往会得到最不幸的后果，巴赫曼也不例外，到最后，特别是认识并且爱上了有嫉妒世界冠军之称的马克斯·弗里施后，她不得不为所有疯狂行为付出惨重代价。尽管亨泽与巴赫曼的性别取向完全不同，但是他们还是考虑到婚姻，两人拥有一个共同心态，他们视共同生活为兄弟姐妹般的生活，视为已经铭记在心的、保留一个无所畏惧空间的承诺，视为建立一个崭新的、反抗爱情中、快乐恐惧时刻相随的“黑暗大陆”的新世界。

策兰与妻子吉赛尔

放逐与迷失，一直在家

随后几年，策兰和巴赫曼之间通信来往中断，直到1957年10月，在伍珀塔尔举行的精神复兴协会会议上，两人再度重逢，一时间，两人之间再次碰撞出激情的火花，令人陶醉的爱情回来，然而一同到来的还有很久以前的、所有的害怕和恐惧情感。团聚激发了策兰创作激情，短短几天，他就创作出大量的诗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对巴赫曼的爱恋，这些诗歌中最美好的一首，应该是《科隆，安霍夫》（Köln, am Hof），当时两人入住在位于科隆大教堂附近、安霍夫大街上、酒店里，那里成为了两人共同的家，那个失去了很久的、从一开始他们都不曾拥有过的、共同的家：

放逐与迷失 一直在家 —— 《科隆，安霍夫》节选

Verbannt und Verloren waren daheim

1957年10月28号，巴赫曼从慕尼黑写信给策兰，引用了法国诗人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的诗句“我们两人都还在”，策兰曾将此诗句翻译为德语“一次又一次，我们两人”。这是一封充满绝望情感、又混合着希望的信件，同时又恳请策兰不要抛弃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策兰和吉赛尔已经分居），希望他们能破镜重圆。信中写道：“每当我想起她和你们的孩子——而且这些将一直存在在我的脑海中——我便无法拥抱你。”

在同一封信中，巴赫曼问恋人说：“难道我们只是梦想者吗”，那么只有这样，她才能不放弃，将她与策兰之间非常真实的爱情关系延续下去。后来发生的事情，减轻了他们的一些顾虑，吉赛尔·策兰阅读英格堡·巴赫曼的诗歌后，在巨大震惊的同时，也得知了两人真切爱情和巨大痛苦，因此特地恳请丈夫去到他的情人身边去。（在她写给策兰的日记中，吉赛尔写道：“多么可怕的命运。她如此地爱着你，她受尽了折磨。你对她怎么可以如此残酷无情。现在我站在她一边，而且接受你再次见到她，我会保持冷静的。你欠她实在太多。”）

这对相爱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激动、刺激、误解、痛苦和疏远等等情感波动后，最后还是向现实屈服：英格堡·巴赫曼回到那不勒斯亨泽的身边，而保罗·策兰与吉赛尔的婚姻继续下去，与此同时，两个女性之间开始了信件来往，但是对1958年7月访问巴黎时、英格堡·巴赫曼首次遇到的、马克斯·弗里希反应冷淡。

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巴赫曼依然无法将策兰从内心深处完全抹去，同时开始了和弗里希在苏黎世和罗马两地的共同生活；在首封苏黎世来信中，她就谈到了自己“闲散、怀疑和抑郁”等情绪，随后几乎所有的信中，不仅恳请与策兰的团聚，而且请求策兰成为见证“我内心中的荒原”，以及“粉碎了我的所拥有一切的”衰竭的见证人。

到此，也许大家会疑问，为什么策兰成为“彻底瓦解了我和我的一切”的原因：外表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一件爱情事件，但是对于他而言，却触及到了犹太人灭亡的中心创伤，其中他的父母成为了牺牲品，不仅是他的作品《死亡赋格》，而且是他整个创作的深渊。

爱情，一件美丽拘束衣

诗集《语言铁网》出版后，君特·布勒克在柏林《每日镜报》上发表了潜意识地反犹太主义思想的诗歌评论，策兰气愤地认为这是一种“严重亵渎”；与此同时，策兰还深受来自诗人伊凡·戈尔的遗孀克莱尔·戈尔的、臭名昭著的抄袭指责的影响，她指责策兰的诗歌创作从里到外、从次要到核心内容，都抄袭自她已经去世的丈夫的诗歌。策兰不得不使用所有的力量为自己辩护，在德国寻找反对布勒克和克莱尔·戈尔的盟友。同时，他感觉到自己最亲密地朋友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这种感觉让策兰陷入了一种更加绝望的偏执情绪中。为了获得帮助，他不得不公开地发出恳请和声明，甚至绝望地请求巴赫曼新同伴、明星作家弗里希帮助。但是，弗里希在收到策兰三封请求信后才姗姗答复，信中内容更是深深地伤害到策兰，弗里希在回信中说，策兰创作时使用死亡集中营是非法的、甚至可怕的，因此他对布勒克言论的愤怒，只是作者虚荣和贪婪共鸣产生出的、小小火花而已。（策兰在自己的日记中列出了“懦弱，虚伪，耻辱”等字眼。）

尽管马克斯·弗里希喜欢用一种良好的外表来粉饰自己个人深渊，但是英格堡巴赫曼非常清楚，弗里希自己也是一个受过伤的人，而且出于对某人的忠诚，也不允许她，按照策兰所希望的那样，为了策兰而完全利用弗里希。因此，不仅弗里希，而且巴赫曼也错过了策兰所谓的“求救呼喊”（“你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不在你身边……而是……在文学中”），导致他要求她停止给他写信、或者给他打电话。尽管得到如此要求，1959年11月18号，巴赫曼依旧写信给策兰：“从你上封来信以来的日子，极其可怕，现在，一切都处于摇摆不定中，濒临破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无止尽地伤害着对方。这里我不能也不应该发言，但是我必须谈论我们，在我们的立场上，我必须谈论。你和我之间，无法再次错过了，这样会毁了我。”

1960年2月，在忠诚与爱之间的冲突威胁压迫下，她终于选择了忠诚，放弃了爱情：“该发生的都已发生，到如今我们的爱情走投无路，似乎到了尽头。我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力量。”后来，出现了两次机会，他们可以再度重逢，首先在苏黎世，两人都拜访了刚刚在梅尔斯堡接受德罗斯特奖的诗人耐莉•萨克斯，随后的一次，英格堡在弗里希的陪同下抵达巴黎，此行目的主要谈论针对克莱尔戈尔对策兰的剽窃指控的防御策略，但是策兰和巴赫曼各自坚守着承诺，在彼此的心中相会。“毫无轮廓和目的，更加重了交谈的不幸感”，策兰在日记中记载了那次苏黎世会面的情形。

告诉我关于爱

这时，巴赫曼自己也慢慢地发生了改变，那种“超越同情心”的感情和友谊已经不复存在，同时在她经受了无数次来自策兰的侮辱和威胁后（策兰曾经称她为凶手），连对策兰的怜悯也几乎消失了，1961年9月，她拿出自己全部的勇气和力量，写了那封永远没有邮寄出去的、伤心至极的分手和最终了结的信件，其中指出：“每当我想起你的时候，我总是痛苦万分，有时候甚至无法原谅自己，因为我无法恨你……很多时候也会想到吉赛尔，非常佩服她对你的坚定和宽容，而你恰恰最不坚定、也最不宽容……对我来说，她的舍己精神、她的高贵骄傲、以及她的忍耐比你的抱怨，更有意义。你用你的不幸折磨她而得到满足，但是她永远不会利用你的不幸得到满足。我要求能够独自确认对一个男人的要求是否足够，但是你总是和我唱反调，这多么地不公平。”

1965年11月24号，策兰试图谋害妻子未遂，随后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后恢复出院。但是，1967年1月30号，策兰再次企图谋害吉赛尔和儿子艾瑞克，又一次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在1968年至1969年冬季最后一次强行入住精神病学院接受治疗后，策兰于1970年4月20日在塞纳河投河自尽。

诗句“爱情，一件美丽拘束衣”来自策兰诗集《线程太阳》，要想了解诗句背后的可怕事实，并不被需要知道诗人强行入住精神病院治疗，因为英格堡巴赫曼与策兰之间的来往信件，都是证明了这个悲惨的事实。

巴赫曼与弗里希之间的关系以惨败告终后，所有的城堡最终只是一座座空中楼阁，而在后期盛宴中，她喜欢将仇恨性言论喷洒其上：在小说《玛丽娜》中，弗里希是一个恐怖角色“岗兹先生”；而保罗·策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的形象，虽然是黑暗中渴望的身影，却是那般美好，是他在第一次见面时为她而呈现的、一直到她死亡之前、都无法从现实中抹去的美好形象。

1973年，在策兰去世3年之后，在罗马，巴赫曼死于一场火灾之后，终年47岁。

“策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流血的伤口”，这是来自另一位伟大的罗马尼亚哲学家埃米尔•齐奥朗的感叹。人们都会爱上一个伤口，尤其当这个人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尾声：

最后，关于这本书的版本，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书中的评论往往令读者失望。

其次，随书同时选录的吉斯勒·切兰·莱斯特兰奇写给英格堡·巴赫曼的信件，其翻译不仅不通顺，甚至出现了语法错误，比如“请您从您那里给我写信”这样的错句。

最后，最让人气愤的还是，芭芭拉·韦德曼和贝特朗·巴迪欧所写的夹生半调的后记：对于两人来说，写信和写作一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后记中使用到的德国官方法律术语、比如“在这方面”等等，与一本诗人通信集的用语和内容没有任何联系；同样的，“伴侣”一词，也应该留给婚姻机构使用，而不应该出现在这本书中。

(全文完)

本文作者“CUT”，现居Bern，目前已发表了304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CUT”关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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