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netflix（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

近日，中国传媒大学一位研究生因导师不同意论文送审，压力过大，被诊断为精神分裂后跳楼自杀。事实真相如何尚不可知，但一个年轻的生命因此消逝，仍不免让人唏嘘。

而Netflix最新推出的华语悬疑推理剧《谁是被害者》，少见地将目光聚焦社会底层群体，并将自杀这一议题推向前台。他们为什么自杀？除了自杀他们还有没有路可以走？

我先死，帮你完成遗愿

电影从一起离奇命案开始。

过气女歌手苏可芸被发现死于小旅馆，尸体在浴缸中被具有强酸性的食人鱼溶液溶化，更诡异的是命案现场还和苏可芸生前最后一张专辑的造型一样。

从小患有亚斯伯格综合征（一种交流障碍症）的证物鉴识官方毅任在处理这一案件的证物时，发现命案现场一件重要的物证涉及自己失联多年的女儿江晓孟。

而想要报道此案的记者徐海茵两年前恰好采访过江晓孟，手上握有重要线索。

各自“心怀鬼胎”的两人，联合起来寻找线索，并在接下来一连串案件中寻找到了最终的真相。

两人在追查过程中逐渐发现这其实是一起连环“自杀”案。前一名死者的死亡现场会有下一位死者的生前信息，他们用自己的死，为同伴正名，圆其梦想，尽其遗憾。

第一位死者并非苏可芸。他（她）是裹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却连自己父母的认可都得不到的性别错位者。从小遭遇校园霸凌，亲情冷漠的他（她），曾无数次自杀，最后通过假扮苏可芸，实现了做女人的梦想，以一个死人的身份昭告天下。

她的死亡也让人再次注意到苏可芸这个过气明星。从小家境贫寒，母亲经所有期待都放在她身上。但中年后事业陷入一段低潮，终于决定重启事业，却发现气数散尽了，不仅同事冷眼，随便一个小艺人都能压她一头。八卦杂志也要吸干她最后一滴血，说整容后的她像僵尸出街。于是她想到一死了之，死了大家就会重新关注她，回忆她，讨论她。

她的死带出了房地产企业的嗜血内幕。张聪健曾是当地知名房地产企业的明星员工，但在查出罹患胃癌晚期后，却被公司逼着签下了自愿离职书，甚至连之前承诺的奖金也被克扣，原因是业绩奖金是给那些可以为公司持续创造利益的人，如今的他已经不在具备压榨价值了……官商勾结的背景下，张聪健申诉无门，只能以死明志，留下家中年迈的父亲。

张聪健死在一家木雕工厂，隶属一名著名木雕艺术家。艺术家的哥哥策划了这一切，因为所有的木雕作品都是他所作。弟弟利用了哥哥双目失明的弱点，将所有名利据为己有。哥哥在得知真相后，决定通过死亡，夺回姓名权。

其后是一名杀人犯在出狱多年后，无法承受良心的谴责，决定通过自己的赎罪，并让受害者家人获得解脱。他的死亡背后揭露的是当地养老院勾结权贵草菅人命的惊天秘密……

这是一群生活在底层的人，一群被边缘化的死者，却期待用彼此的死互相成全。

一个人的力量太弱了，他们生前被嘲弄、被霸凌、被剥夺，在黑暗中不被看见，死了就像一粒微尘，湮没在时间里，无人提及。就像苏可芸的那首《不存在遗憾》所表达的：

“活得像渺小尘埃在伟大、再悲哀，泛不起一点感伤，根本不配存在，再不受渴望的毒害，埋葬最后期待。”

于是他们用这样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让自己被发现，被记住。本剧从鉴识科学的角度表达了让人不胜悲哀的观点：

“生前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当你死了，却拼命用各种方法查出你是谁，可惜且伤心的点在于，人已经死了。”

当然也有幸存者，方毅仁的女儿江晓孟最终被找到。因为母亲去世，父亲不会表达情感而心灰意冷的她，在方毅仁的不断努力下，感受了到父亲的爱和牵绊，最终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另一位主角徐海茵小时候也曾差点成为自杀的受害者。小时候，父亲破产，决定带着她和母亲自杀。所幸她及时醒来，母女二人的生命得以保全。身体里的求生欲望当年救了她一命。这次案件中，得知实情的她，放弃了对新闻的追索，尽自己所能拖住每一位自杀者的脚步。

她知道，他们需要的不是死亡的勇气，而是一点活下去的希望。

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死亡

“每一个难熬的时刻，都像你踮起脚尖走在悬崖峭壁，一边是生存，一边是死亡，一想到这辈子都活在这样的痛苦中，便觉得无法忍受。但是如果你能坚持接下来的60秒，就一分钟，问题便变得容易解决了。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分钟，再一分钟，坚持下去，痛苦就会逐渐减少。然后我就感觉到，我能承受它了。”

TED演讲中，有一位多次自杀的女性Pooky Knightsmith分享了自己的自杀经历。她说，每次痛苦煎熬的时刻，只要多坚持一分钟，事情就会有转机。

但很多人没有能够坚持到一分钟。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每年共有将近80万人自杀身亡，每40秒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而有迹象表明，自杀未遂人数可能比自杀死亡人数高20多倍！

自杀的原因很多。高收入群体中，公认自杀与精神疾患（特别是抑郁症和酒精使用障碍）之间存在联系。许多自杀是因丧失处理生活压力（如财务问题、关系破裂或慢性疼痛和疾病）的能力而陷入危机时发生的冲动行为。

低收入人群也容易出现多种精神障碍从而导致自杀。遭受歧视的弱势人群（如难民和移民；原住民；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和两性人；囚犯）中自杀率也很高。

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中国每10万人有7-9人自杀。农村女性自杀率曾凭借一己之力推高中国自杀率，但随着打工潮的到来，农村女性逐渐脱离父母压力、丈夫的管制，并获得一定经济独立，自杀率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城市化迅速扩张，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经济的巨大压力，对死亡的讳莫如深等原因也让自杀率开始浮动，尤其青少年自杀和老年人自杀率逐年升高。

疾病、暴力、歧视、精神疾患、财务困境、人际障碍等等原因裹挟下，人们往往将死亡与解决办法错误地画上等号，以为死亡就可以解脱。

每一个自杀死亡背后，都是痛苦与悲怆，迷茫于无助，前面是万丈深渊，背后看不到路。

而如果有人能够倾听并接纳他们的痛苦，伸一把手，帮助他们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或许他们就能多坚持一分钟。或许他们就能活下去。

在人间，有人听你倾诉

“所有的痛苦都是可以被接纳的，也应该被接纳。”

心理治疗师张金华做了两年多自杀热线，接过无数自杀者的电话。曾有人站在27楼准备一跃而下，最终因为她的倾听和开解重新活下去。她说：“我相信危机是有时效性的，它是短暂的一种失衡。人是有自援能力的。”

研究表明，自杀之前，约70%的人曾向亲友及经常接触的人直接流露或间接暗示过自杀的想法。也有很多人出于对自杀的羞耻心，倾向于在自杀前向陌生人倾诉。这表明，自杀是可以干预的。

但在中国，93%有自杀行为的人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在每年8万自杀未遂者中，被进行心理评估的还不到1%。

2003年，全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于北京回龙观医院开通，由加南大人费力鹏和他的同事创建。据说头7年，就收到了超过50万次求助。

这条热线像一条微光，打开了表达和理解的一条缝隙，吸引汹涌的人心和情绪涌来。在中国多年的研究和经历也让费力鹏认识到，中国的自杀问题并非单纯的精神问题，正如《谁是被害者》中那些那些自杀的人，他们或因贫困、或因歧视，或出于悔恨，或者没有得到妥善的社会救助，缺乏正确的生命教育，等等原因造成了后面的悲剧。因此，自杀干预不仅需要依靠精神心理学家，还需要其他学者（如社会科学家、政策专家、教育家、经济学家等）共同参与，需要整个社会的动员。

“中国的暴力死亡中，87%都是自杀，4倍于他杀。”建立严密的自杀干预体系仍然任重道远。但正如美国QPR(询问说服转化)预防自杀机构在他们的宣言中秉持的信念，"一旦我们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关注与处理；而我们一旦开始关注与处理，我们就能够改变"。当我们开始关注社会的自杀问题及其背后庞大的群体，给予他们善意和理解，接纳并帮助，就会有生命被拯救。

也期待每一个自杀的人，都多给自己多一分钟。当你打开网页，输入“自杀”，会看到自杀求助热线的电话，那里会有人倾听。死亡不是解脱，人间总有一条路能够走得通。正如莫泊桑在小说《一生》中写道：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或许比死亡更需要勇气，但只要活下去，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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