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极恐的十种画（那些画背后的秘密）

绘画，是发现内在的自己。画，发掘了内心深处，带着我们前往过去难以抵达的陌生境地。所谓的“看画”，是令人喜悦的冥想时刻，是窥视内在世界的深呼吸，也是面对内隐自我的过程。聚精会神地凝视画作，让我们倾听内心的声音，开启透析别人与自我的内在慧眼; 最终，敲醒僵化的生活，逐渐引领我们迈向向往的人生。

这幅名为《克里斯蒂娜的世界》(Christina's World)的蛋彩画，是美国新写实主义画家安德鲁·怀斯(Andrew Weth) 于1948年完成的创作。画中，有一名孱弱的女子，孤独地坐在荒野之上。她回头凝望，仿佛屋子里有什么事情在等着她响应，但是，你隐约可以感觉到，有某种不寻常发生在女子身上。没错，她的确不良于行，幼年时期所罹患的脊髓灰质炎，剥夺了她正常行走的能力。要回到屋内，女子唯一能做的，是伸出双手，一寸一寸地往回爬……枯黄的大地、苍白的天空，怀斯以出色的透视技法，铺展出虚旷而孤寂的空间氛围。画家曾在一次访谈中，深刻地为我们述说他的想法:“虽然克里斯蒂娜的身体受限，但她的精神力量依旧强韧……她个人无比坚定的意志想征服的，不仅仅只是眼前的干涸，更是这看似毫无希望的世界。通过《克里斯蒂娜的世界》，我们重拾对未来小小的心动，每一种可能的累积与实现，正是引领着我们通往幸福的青鸟。即使挣扎求生，也不能放弃希望。

以前的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寻求慰藉，到教堂去看圣画，并由神职人员解说，以暂时寻得心灵的解脱。后来，艺术的普及让人人都得以欣赏，进一步开拓了艺术欣赏的视野，在人生打结的时刻，若能通过画作以第三者的不同角度进行思索，说不定就能因此解开烦恼与疑惑。艺术可以不需要那么严肃、专业，只要让人看得开，放宽心，就有它的价值。

这正是艺术带给我们的疗愈，一份触目可及的慰藉。

丹麦象征主义画家威尔汉姆·哈莫修依(Vilhelm Hammershoi,1864-1916)的《卧室》(Bedroom)

梳着利落发型、穿着淡雅黑礼服的女人站在窗前，看起来宁静而孤独，漫溢着朦胧的神秘感，整理好的床铺硬挺挺地伫立在她两侧。也许因为还是尚未破晓的清晨时分，偌大的窗边并未绘出任何光晕。女人的视线望向下方而非前方。

法国文学巨匠米歇尔·图尼埃(Michel Tournier)在摄影散文集《背影》(Vues de dos)中写道: “不知为何，背影的孱弱，反而更具冲击力; 简洁，反而更具说服力。背影会说话，哪怕只看见一半或四分之一，也能听见铿锵有力的话语……”

哈莫修依的画风与心灵真正走向虚无，并以空房间作为画作场景，是从他迁居至丹麦的哥本哈根之后开始的。他与同行画家的妹妹伊妲结婚，两人自巴黎蜜月旅行归来，哈莫修依便如火如荼地寻觅落脚处。他想找一间弥漫老旧、古典气息的房子，于是刻意前往发展程度偏低的旧城区。一心想找到理想中住所的他，甚至拒绝接受设有冲水马桶的屋子。好不容易觅得合意的公寓，他还亲手将墙壁、地板漆成灰白色与深褐色，而且只在家中放了沙发、桌子、一架钢琴等几样极简化的家具。将住所视为工作室的哈莫修依，会为了作画随时改变家具的摆设配置，甚至会依此决定妻了所站的位置。《卧室》这幅画中的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妻子和家，也成为哈莫修依作品的主要取材对象。

“线条”是哈莫修依画作最主要的重点。谈及“线条”时，他曾说道:“我选择'线条’成为自己画作的主题，并将其视为构建图像的要素，紧接着则是'光’。我并非不重视'色彩’，甚至会努力地想要呈现色彩的协调性。然而，若非得从中择一时，我终究会选择'线条'。”

除了《卧室》，在哈莫修依绝大多数的作品中，都可见到将线条以水平与垂直并列表现的手法。例如在他的代表作《室内，1898》(Interior,1898)中，覆盖着桌子的白色桌布，与摆放于后方的黑色梳妆台，两者互相对称;而直向垂落的窗帘，平衡了整幅画作。另外，完成于1908年的《室内》(Interior)，在充满18世纪荷兰风情的屋内，妻子坐在椅上的背影，则通过反复描绘的直线与横线，呈现空间的透视感。忧伤的背影，渴望的或许只是心有灵犀。

评论家们一再以哈莫修依的画作隐晦不明为抨击理由，使他屡遭策展单位拒绝，随后他即大不受丹麦艺术界认同，渐渐被世界所遗忘。然而，自19世纪80年代起举办的巡回展览，又让哈莫修依重新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其中的特出之例包括:英国演员麦可·帕林(MichaelPalin)收藏了他的画，并赞美其“巧妙融合了爱德华·霍帕(Edward Hopper)与约翰内斯·维米尔(Jan Vermeer)的绝妙之处”; 当人们总算读懂他的画作时，便能从画中激发'艺术的重要性与本质为何’的思考。”差点儿因画作模糊不清的氛围而遭遗忘并消失的画家哈莫修依，终于再度受到世人瞩目，重拾应有的声望。

在哈莫修依的《卧室》中，卧室与其被视为日常且私人的休息居所，毋宁说更像密闭、隔绝而孤单的空间。盘旋于整幅画中的灰色调与平静的淡彩，即用于呈现内心世界的伤悲;如果静静地窥探这个弥漫沉默气氛的空间，便能体会跃然于画布之上的空虚感受。

《上午十一时》1926年 171.3 cm x 91.6cm 爱德华·霍帕

美国写实主义画家爱德华·霍帕(1882-1967)格外喜欢描绘清晨的景色。最先让人想起的作品，就是在空无一人的巷弄里，仅有阳光虚无洒落的《星期日清晨》(Early Sunday Morning)，以及《城中清晨》(Morningin a City)里，沐浴后以枯燥、乏味的神情展开一天生活的裸女。《晨阳》(Morning Sun)则描绘一名坐在床上迎接清晨的孤独女子，这不只是霍帕最著名的作品，也是电影《雪莉--现实的愿景》(Shirley: Visions of Reality) 的故事背景，电影海报即是以此画为蓝本而设计的。

1926年完成的《上午十一时》(Eleven AM.)，则是以淡然的笔触传神呈现现代人眼中死气沉沉的清晨。在这幅画里，有一个坐在蓝沙发上凝视窗外的女人。我们无从得知她究竟在看些什么，只知道女人的眼神正望向画面以外的某处。挂在墙上的相框和古色古香的抽屉柜，给人厚重感觉的桌灯和复古的大椅，红桌上散落着两本随意放置的书，而且从窗外的建筑外观推断，此处应是住宅公寓，而非饭店。

米色外套随手挂在女人右边的椅子上，从稍微烫过的卷发和穿在脚上的黑皮鞋来看，此刻的她应是舍弃了该上班的时间，一屁股坐进了沙发。既然画作取名为已来不及上班的《上午十一时》，想必这些都是正确的推测。是什么让她呆坐在沙发呢?

阳光拉长了影子。光线越是席卷而来，越是扩大内心的紊乱。晨曦悠悠映照，女人却被不可言喻的彻底孤独所缠绕。在接近真空状态的静谧中沉思，危险得仿佛只要轻碰一下，她就会瞬间粉碎一地。即使散落的头发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从那孤单、寂寞的眼神中，也能隐约察觉到她厌烦都市生活的空荡内心。身边没有任何人的空虚感，世界好像只剩自己一般，女人的模样，凄凉至极。极度悲惨的孤寂、内在翻腾的心境，画面停留在完整呈现情绪的刹那。比起渺茫的深夜，更像是黑暗的清晨。

霍帕笔下的清晨景色，描绘着所有现代人都曾经历的孤独。

《奏鸣曲》1911年69.6 cm x 69.6cm 蔡尔德·哈萨姆

以钢琴为主题的画作数不胜数，而其中又数美国画家蔡尔德·哈萨姆(Frederick Childe Hassam，1859-1935)的《奏鸣曲》(The Sonata) 所表现的情感最为丰富。这幅画绘于哈萨姆留学巴黎返国后，埋首创作印象派作品时期，巧妙呈现了时刻变幻的光影瞬间。

暖洋洋的阳光洒落的窗边，倚着一架偌大的黑色钢琴。身着白洋装的女子坐在钢琴椅上起手演奏，悠扬琴声环绕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置于钢琴上的透明花瓶晶莹剔透，瓶里的花朵也愉悦地欣赏着演奏。此时，窗帘随着窗外吹进的凉风摇曳，女子的裙摆也乘风舞动。远处隐约的鸟鸣与沙沙作响的树叶声，仿佛搭配着女子的琴声，正举行一场管弦乐演奏。结合光与色的韵律，栩栩如生地构建出缤纷、浪漫的画面。

留法时深深为印象主义着迷的哈萨姆，将其与美国的写实主义结合，形成自己独有的画风。这种风格逐渐发展成美国传统的印象主义，而后他也与志同道合之士组建“十人画会”(The Ten American Painters)团体。哈萨姆与威廉·梅里特·蔡斯(William Merritt Chase)、埃德蒙·查尔斯·塔贝尔(Edmund Charles Tarbell)、托马斯·杜因(Thomas Dewing) 等人在纽约卢埃尔画廊举办首场成员联展，并借此结缘，开启随后二十余年互相扶持、推广美式印象主义发展的岁月。一如他乐于被称为“光与空气的画家”，哈萨姆极为重视环绕于空气中的光线。细看他笔下光线与色彩的柔美律动，耳边仿佛也响起悠扬的钢琴旋律。

哈萨姆凭借着漫溢着律动感的笔触的作品，在19世纪红极一时，不但获得普罗大众的喜爱，销量也屡创佳绩。他的画作至今仍是世界最大艺术品拍卖会苏富比和佳士得卖得最好的作品之一，成交价甚至创下美国绘画第三高的纪录。

哈萨姆的作品深受许多知名人士喜爱。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白宫办公室里，就挂着哈萨姆的《雨中大道》(The Avenue in the Rain)，画中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市民要求坚持孤立主义的美国政府参战，而聚集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情景。瓶内黄花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繁花之房》(The Room of Flowers，也为被企业家比尔·盖茨以两千万美元买下而引发热议。

《化妆的女人》 1913年 130.18cm x 130.18cm 弗雷德里克·卡尔·弗里塞克

弗里塞克出生于美国，在那里学习艺术相关课程后，二十三岁时，他前往巴黎，而后即在法国度过人生的大半岁月。相较于其他美国第二代的印象派画家主要沿袭法国画家克洛德·莫奈(ClaudeMonet)的画风，弗里塞克虽然就住在莫奈位于巴黎郊区吉维尼的宅邸隔壁，却因深深崇拜雷诺阿，而选择了追随雷诺阿的脚步。弗里塞克主要以人物画为创作主题，而非创作风景画或静物画，尤其喜欢描绘女性日常的模样。仔细观赏他的画作，在女人圆润的脸部线条与漫溢感性的构图，以及绚丽的光线、色调中，不难窥见雷诺阿的踪迹。

描绘裸女躺卧在软绵绵的床上酣睡的《眠》(Sleep)，成功捕捉宁静的瞬间;《投影》(Reflections)中戴着绿色项链凝望镜子的女人背影，则应了世人赋予他的“绿光魔术师”称号，将神秘绿光的美感呈现到了极致。在《门口》(In the Doorway (Good Morning)中，他巧妙描绘女人撑着阳伞回家的瞬间景象，以门槛划分屋内外的光与影，此作堪称其出色的代表作。品茶的女人、散步的女人、阅读的女人等，各式女性的日常样貌，都是弗里塞克爱好的创作主题。

曾有人因画作中女性的服装多为人工修饰，光线与色彩皆属人为添加，批判弗里塞克是“修饰派印象主义者”，不过这些言论丝毫未影响其画作散发的耀眼光芒与华丽感，依然有许多人想要收藏他的作品。弗里塞克执着于细腻地呈现完美的光线，甚至因而被称为“光之画家”。“我要的就是阳光，阳光里的花、阳光里的少女、阳光里的裸体……过去八年，我都是在阳光底下见到这些景象的，只要能如实画出眼里所见的一切，我就会感到幸福。”

《厨房里的少女》 1883-1886年 87.7cm x 68.5cm 安娜·安卡尔

安卡尔出生于丹麦的斯卡恩 (Skagen)，此地位于日德兰半岛最北端的海洋交界处，她是家中五个孩子里的长女。安卡尔从小便拥有过人的艺术天赋，当时有许多画家皆留宿于她父亲经营的饭店，并在此从事各式创作，她也因而在生长过程中深受熏陶，养成了对艺术的独到思维。

后来，她在哥本哈根的艺术学校学习了三年绘画，随即前往法国巴黎，进入皮耶·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 的画室从事创作，确立个人画风。几年后，安卡尔重回斯卡恩，在1880年与同为画家的米凯·安卡尔(MichaelAncher)结婚，生下女儿海格，并就此定居斯卡恩艺术村。

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女性不太有机会接受教育，婚后还得承受“已婚妇女必须全心全意照顾家庭”这样的社会期待，女性在陌生男性面前露出容貌甚至被视为禁忌。因此，女性根本不敢妄想能在婚后继续以全职画家的身份活跃于艺术界。但安卡尔并未就此屈服，反倒更锲而不舍、尽其所能地创作。她把目光锁定于斯卡恩的日常样貌:施打疫苗的日子、庭院中的梨树、秋收的景象、阅读的女人、织毛线的老母亲、做饭的少女等，将最平凡、最生活化的情景尽收画中。

有趣的是，皆以描绘斯卡恩日常为题材的安卡尔夫妇，虽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丈夫多半挑选海景或渔夫动态为主角，安卡尔则偏好刻画女性样貌与室内景象。而这样的画风差异，不难推断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仍以严格且保守的心态看待女性。即便如此，安卡尔也从未停止创作。渐渐地，她以擅长写实、细腻地描绘光线与色彩而广为人知，最终成了丹麦有代表性的知名画家。除了她本身过人的意志与努力，默默守护、帮助她的丈夫米凯·安卡尔同样功不可没。

安卡尔夫妇后来成为丹麦1000克朗钞票的正面图像，迄今仍深受景仰。他们在斯卡恩住过的房子，在安卡尔辞世后归女儿海格所有; 海格过世后则由海格集团改建为博物馆，收藏当时与安卡尔夫妇一起活跃于艺坛的画家作品以及安卡尔一家的创作，成为众人争相造访的名胜。

《浴盆》1888年198.12 cm x 121. 92 cm 安德斯·左恩

瑞典浪漫主义画家安德斯·左恩(Anders Leonard Zorn，1860-1920) 则擅用水与光的效果，描绘感性、浪漫的沐浴景象。从完美呈现隐约反射光线的《沐浴中的达拉纳女孩》(Girls from Dalarna Having a Bath)，到女人们坐在石头上享受沐浴乐趣的《夏季》(Summer)，皆可得见这项绘画特色。而左恩以沐浴为题的创作中，我最喜欢的是1888年完成的《浴盆》(The Tub)，它巧妙地以艳丽氛围突显女人的日常沐浴画面。

一名裸女伫立千日光洒落的明亮浴室，她站在水波荡漾的圆形浴盆内，脸蛋儿与身体有些泛红，让你我真切感受到浴室弥漫的热气。随意盘起的发型，遗落了几根未能扎好而被水汽浸湿的发丝，女子却只专注于擦拭自己的身体。她用双手里里外外地拭净透红得宛如熟果般的臀部，模样既讨喜又惹人怜爱。丰富的层次感与充满弹性的影像，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幅水彩画，一笔一画都充满画家透过潇洒笔触所传达的生动感。凝视这幅画，仿佛一并洗涤了自己内心的厚重污渍，清爽而自在。

左恩出生于瑞典穆拉的贫穷家庭，凭借着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而努力不懈，终于成为瑞典首席画家。曾经在学校接触过雕刻课程的他，在游历法、英、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各国与非洲后，习得了更加纯熟的铜版画技法。随后左恩即居住在巴黎，深受德加与马奈等印象派画家影响，细腻融合印象派与西班牙绘画的特色，创造出自己独有的画风。

左恩涉猎的艺术领域，包括雕刻、铜版画、裸体画、肖像画、水彩画、油画等，不仅十分多元，通过作品展现的艺术实力更是不容小觑。1893年初访美国时，左恩便替两位美国总统绘制了肖像画;而他替美国第二十二、二十四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绘制的《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肖像画，至今仍享有盛名。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留下大批画作的左恩，晚年选择返回故乡穆拉。他以自宅作为工作室，重拾启蒙艺术生涯的雕刻创作，在1920年夏季悄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迄今在穆拉当地仍保存着左恩出生的故居与工作室，而他也成为深受世人喜爱的代表性瑞典画家。

画家笔下的日常，留住了我们遗落的美好宝物安德斯·左恩巧妙地将平凡日常变得与众不同，“平凡美学”或许正是他一生最珍而重之的价值观。

《参观美术馆》 1879-1880年91.7cm x 67.9cm 埃德加·德加

身为法国印象派画家的德加，却意外地对于光线效果或空气变化没有太大兴趣。因此，他作品中的场景主要限定于歌剧院、咖啡厅、赛马场、芭蕾舞剧场、美术馆等室内空间。德加留下了一系列以美术馆为题的作品，自1879年起创作的《参观美术馆》(Visit to aMuseum)，描绘美国印象派画家玛丽·卡萨特(MaryCassatt)与姐姐莉迪亚欣赏卢浮宫展览的模样，这是他在该系列作品中最为巧妙运用光线之美的画作。完成此作之后，他又立刻着手绘制了《卢浮宫的玛丽·卡萨特》(MaryCassatt at the Louvre)，接着于1885年完成《卡萨特姐妹在卢浮宫》(Mary Cassatt and Her Sister at the Louvre)，同一年创作的另一幅《参观美术馆》，则是描绘了独自看展的卡萨特的背影。

在1879年创作的《参观美术馆》这幅画中，卡萨特一手扶着腰，挺直身子抬头欣赏画作;莉迪亚则坐在舒适的软椅上，交替看着目录与画作。一样的穿着、相同的发型，姐妹俩的赏画风格却是大相径庭。卡萨特专注于实际挂在展场内的画作，莉迪亚则专心读着画作信息。两人之所以存在着如此差异，就在于卡萨特是亲身创作的画家，莉迪亚则只是单纯的赏画者。

此外，画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一切景象皆呈现雾蒙蒙、失焦状态的画面中，唯有卡萨特的脸清晰可辨。明明就紧邻着卡萨特坐在正前方的莉迪亚，却是脸部暗淡，甚而有一点儿被碾过的感觉;卡萨特的脸蛋儿则散发着耀眼光芒，连低垂的眼皮和红润的嘴唇都是那般清楚、鲜明。或许，在那个当下，德加眼中唯一清晰的，只有卡萨特。

自从童年时目睹母亲外遇的场景，德加便对母亲恨之入骨。这股憎恶更蔓延到所有女性身上，他从不避讳在公众场合谈论自己对女性的鄙视，甚至极其露骨地将女歌手比喻成狗。然而，在德加的心中仍存有例外，那就是玛丽·卡萨特。

卡萨特是德加画作中的常客，每当见到德加为卡萨特创作的画，都能深深感受到他对她的尊重与爱意。他为她写一四行诗，为她作画，却始终没向她求婚。终其一生维持着亲密情谊的两人，选择了各自单身一辈子。尽管德加与卡萨特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终究未曾明确公开，两人互重互赖的关系至今仍是一桩美谈。

美术馆对他们两人而言别具意义。自十九岁起，德加即获得临摹卢浮宫展品的许可，借此培养了独到的艺术触觉。德加通过钻研美术馆内历代大师的作品，逐步建构起自己的艺术世界。

《伴灯阅读》 1909年 73.2cm x 58.4 cm 乔治·克劳森

有一幅画，能恰如其分地呈现这种抽象的感觉--英国自然主义画家乔治·克劳森(George Clausen，1852 一1944)的《伴灯阅读》(Reading by Lamplight)。画中呈现女子独自阅读的模样，幽静的画面微微地荡漾了心湖。

整晚坐在沙发上阅读，不知不觉已是半夜了。经由纯白窗帘缝隙透进屋内的钴蓝色光浓得发亮，全世界仿佛都被染成了蓝色。托着腮的女人，全神贯注地看着书，隐约的灯光，温暖了整个房间。微低着头缓缓阅读的她，眼神坚定而真诚。轻轻翻过这一页后，又将目光停留在下一页，好久、好久……除了偶尔轻碰到方形书桌而发出的声响，世界寂静得听不见任何声音。这份深沉的恬静，就像静止不动的台灯光线般，屏住了气息。空气缓缓流动，时间徐徐呼吸。无声无息，心才更清晰。

乔治·克劳森受到室内设计师父亲的影响，从小便在随处可以接触到设计与绘画的环境中创作。他曾担任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并且受国家颁赠爵位，一生致力于绘画、教学，也是享有财富、名誉与权威的成功画家，最后于1944年秋天辞世，享耆寿九十二岁。有时看着某些画家经历各种磨难的悲惨人生，不免会感到怜惜、同情，而相较之下，克劳森的人生无甚曲折，显得平稳许多，想必他是个很有福分的人吧?平静的心境，或许才造就了克劳森画笔下如此平静的作品。

《候车》 1907年 40.3 cm x 31cm 保罗·古斯塔夫·费舍尔

丹麦画家保罗·古斯塔夫·费舍尔(Paul Gustav Fischer，1860-1934) 的《候车》(Waiting for the Tram）这幅画的背景是费舍尔经常描绘的哥本哈根街头，鲜明生动地呈现都市人的生活。坦然地相视交谈。真是一幅宁静却活力盎然的景象。

1891年前往法国巴黎学习绘画的费舍尔，在当地深受印象派熏陶。他早期的作品，因为受阴晴不定的北欧天气所影响，多以灰蒙蒙的昏暗风景为主。展开巴黎留学生活后，他的画作中开始能见到阳光洒落的景色，处处洋溢明亮、鲜艳的气息。《候车》虽然是费舍尔留学返国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的作品，却仍清晰可见印象派的痕迹。用蓝色调表现笼罩于雾气中的建筑，令人联想起马奈;以按压画笔的方式加重落叶厚度，为高更擅用的厚涂法(Impasto);运用力道适中的笔触，将地板描绘得像是反射光线，则与卡耶博特相当类似。费舍尔的画恰到好处地调和光、影、色，创造了“有温度的孤独”，也让我们借此感受到现代社会甜苦参半的微妙。孤独，偶尔也能成为相互理解的桥梁。

《打伞的女人》 1875年 110 cm x 81 cm 克洛德·莫奈

莫奈和家人一起外出游玩，绚烂的阳光肆意洒落，处处绿意盎然。和煦的暖阳环抱着身躯，花香拂过鼻尖，心境顿感舒坦畅快。在随风摇曳的草丛间，可以看到让与卡蜜儿的身影。撑着绿伞漫步的卡蜜儿，迎着阳光与微风，脸庞覆着薄纱的模样有些模糊，她原本正要往前走去，却因白色裙摆随风起舞而暂时停下脚步。回眸凝望莫奈的卡蜜儿，双颊带着红晕;后方则是戴着可爱帽子、正在兴奋玩耍的儿子让(Jean Monet)。也许就在这一刹那，莫奈领悟到了自己正身处此生最幸福的时光吧!在瞬息万变的流动的云朵下，莫奈一家人度过了愉悦的一刻。

与家人一起散步时，莫奈深深为眼前的静谧景象欢欣不已，随即以最快的速度将所见收进画中。当时莫奈的脑海里满满都是“光”，曾表示自己畏惧黑暗甚于死亡的他，相当重视并执着于光线的运用和表现。以这幅画来说，即可看到他煞费苦心地捕捉着当下的光线。流动的云、飘荡的风、温煦的阳光……瞬间闪现又瞬间消逝的光线，处处可见于此画的笔触中，这幅作品堪称是莫奈活用印象派技法的最高境界之作。

完成这幅画时，经济困难的问题已逐渐缓解，莫奈的父母也接纳了卡蜜儿，对他们而言，人生满是幸福之事。但好景不长，严峻的考验再度向两人袭来。卡蜜儿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子宫肿瘤细胞扩及全身，她已经病入膏盲，莫奈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挚爱的妻子痛苦地走向死亡。不久之后，卡蜜儿便撒手人寰。

莫奈为珍藏挚爱妻子的最后样貌，将卡蜜儿的临终瞬间留在画中，完成了代表作《临终前的莫奈夫人》(Camille Monet on Her Deathbed)。他为这幅作品写下了一段话:“我深深爱过、深深珍惜过的人，正在死去……即将永远离我而去的你，我想要画下你的最后一面。”

她是光，是灵感，也是永远的挚爱

在卡蜜儿死后七年的某一天，莫奈和第二任妻子艾丽斯所生的女儿苏珊娜一起在河边散步。他在阳光下撑着绿伞漫步的苏珊娜身上发现了卡蜜儿的影子，因而创作了两幅画，也就是《望向左方，撑伞的女人》(Femmeà l'ombrelle tournée vers la gauche)和《望向右方，撑伞的女人》(Femmeà l'ombrelle tournée vers la droite)。这是卡蜜儿死后仅专注于风景画与静物画创作的莫奈时隔七年的人物画作品。

不过，莫奈终究没有画出女人的面貌，而是以阳伞的阴影遮掩脸部，含糊带过。画中的主角虽然是女儿苏珊娜，实为卡蜜儿。在卡蜜儿面前永远是个纯情男孩的莫奈，将自己对她的深深思念化成了作品中的灿烂光芒。或许，莫奈极其渴望画出的，并不是当下的光，而是他眼中更加光彩夺目的卡蜜儿。

卡蜜儿死后，印象派也随之没落。对莫奈而言，卡蜜儿就是他的光，她是灵感的泉源，是永远的挚爱，也是光，就是这么单纯。尽管遭逢世人批判，身陷走投无路的贫困，莫奈仍能坚守自己对艺术的信念，只因有卡蜜儿在他身边。她用爱抚平了他疲惫的心，直到死去的时候依然用温暖的微笑安慰着他。当全世界都耻笑莫奈时，唯有她不离不弃，给予支持;当莫奈山穷水尽时，唯有她从不吝于露出灿烂笑容，长伴左右。这样的卡蜜儿，叫莫奈如何能够遗忘?

为了才华横溢的丈夫，像一抹影子静静守在身旁的女人--卡蜜儿，在她深爱之人的画笔下，化成了亘古不灭的光芒。

《雨》1921年 91.44 cm x 91.44 cm 马提亚斯·艾腾

德裔印象派画家马提亚斯·艾腾(Mathias Alten，1871-1938) 的《雨》(Rain)。画面中有名女子站在湖中央，以全裸的躯体淋着雨，她摊开双手，静静体会雨滴的触感。独自伫立在没人看见的湖边，享受一丝不挂的自由，着实令人钦羡。雨水浸湿大地，湖中荡漾起一圈圈涟漪，树木纷纷将身躯沉浸在这场及时雨里，一扫大白天的烦闷热雨丝滑落于女子的胸膛，一点一滴地洗涤长久以来淤积于内心的伤痛。焕然一新的大地，散发出绿草的土腥味，女子深深吸入一口清新的空气。

为了脱离战争与贫穷，艾腾在十八岁那年与家人一起移民美国。从那时起，他便为了维持生计，辗转在家具工厂、办公室、电影院等地工作。基于这样的家庭背景，艾腾起初并没有提起画笔的余力，一直到十几年后，出现了富裕的赞助者，他才正式开始作画。

后来，艾腾在赞助者协助之下前往巴黎留学，一边在学院念书，一边踏上画家之路。不知不觉间，他就这样创作了许多洋溢独特风格的印象派画风的静物画、肖像画和动物画，跃身为美国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举足轻重的画家。

风景画尤其能彰显艾腾的绘画长处。有别于当时趋之若鹜描绘美国辽阔风景的画家，艾腾巧妙地将自己的情感与绘画融合，其画作带给你我的感动，往往远胜于惊叹。经常在美国与欧洲各地旅行并创作的他，偏爱搭乘马车而非火车，不然就是以徒步、骑驴等方式移动，享受旅途的简朴之趣。

艾腾不属于任何学派，因此能不受拘束地创作;而通过旅行，他也坚定了自己成为画家的意志。赞助者的出现，对他而言确实是天大的幸运;万一没有这份资助，艾腾可能终生都无法画画，更遑论成为画家。一想到此，让人心里不禁有些酸楚。

《燕子》(Swallows) 1873年 爱德华·马奈

这幅画是被誉为“印象派之父”的爱德华·马奈(1832一1883)描绘台风景象的作品，巧妙运用了Swallow一词分别代表“吞食”与“燕子”的双重含义。西方人认为燕子高飞表示天晴，低飞则会下雨，边叫边低飞则意指会有暴风雨，因此鸣叫的飞燕恰似在通知大家暴风雨即将来袭的消息。

乌云笼罩整片天空，不知是否是感知到天气骤变，牛看起来有些惊慌失措。两名女子在狂风之中无法控制身体，一个踉跄跌坐在草地上，从她们头上快被吹走的帽子即可感受狂风不容小觑的强度。此时此刻，最兴奋的角色当数风车了。风车的叶片像是引颈企盼了许久般，飞速转动着，毫不停歇地转了又转，转了又转。

马奈仅仅画出了自己眼中看到的景象，而非当时所见的一切。这幅画大胆省略了物体形态与光影对比，改为运用多样色彩的笔法，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这也成了印象主义的特征。为了有效以阴影强调光线，马奈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一如画中两名女子分别穿着黑衣与白衣的强烈对比，成功营造深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借着毫不犹豫的果断笔触，正式替光明向黑暗宣战。眼前伸出手就能触及的乌云，栩栩如生地引领强台风席卷而来。以敏锐笔法巧妙捕捉台风景象的瞬间，马奈不愧为印象派大师。

对马奈而言，旅行就是他的老师。他生于上流社会的富裕家庭，却径自选择了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马奈的父亲曾担任法官，一直希望儿子能像自己一样钻研法学，可是马奈却从未放弃成为画家。尽管父亲一再反对，马奈仍选择在一六岁时成为见习船员，跟着航海同伴前往南美洲;报考海军学校落榜后，便改以画家身份跨足画坛。

马奈起初在托马斯·库图尔(ThomasCouture)的工作室学画，后来因抗拒这位学术派的法国历史画家，选择独自研究绘画。崇拜意大利画家提香、乔尔乔涅(Giorgione)和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的马奈，在卢浮宫里埋首钻研他们的画作，并通过旅行解答研究过程中遇到的疑问。游遍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各国的他，在临摹大师巨作的同时，也创造众多属于自己的杰作，尤其1873年在荷兰旅行时，深受荷兰画家弗兰斯·哈尔斯(FransHals)影响，《燕子》便是这段旅途的产物，创作于荷兰之行归来后的次年。旅行使马奈的画作得到了蜕变，让他摆脱熟悉的枷锁，勇于探索陌生的事物。

《画室》1890年 54cm x 38.5cm 约翰·雷威利

爱尔兰画家约翰·雷威利(John Lavery，1856-1941)有一幅名为《画室》(In the Studio)的作品。这幅画带我重返遥远的过去，再次经历那段热情如火的时期。房间正中央，有一名正在作画的女子。她右手握着画笔，左手拿着调色板，仔细凝视画架上的画布，思索着眼前这幅画是否需要再做修饰，是否有不够完善的部分，谨慎地反复端详。这幅画呈现的色彩效果已是美丽，就构图层面来说，更是极为杰出的作品，尤其空间深度的表现方式，格外抢眼。雷威利善用家中随处可见的对象作为呈现空间感的关键要素。挂在墙上的画框、扇子，以及木头画架的层叠放置，皆细腻地创造出空间的深度，并且利用各自的尺寸与位置，来表现空间的变化。近处的对象，大而清晰;远处的物件，小而模糊，借此突显远近距离。假若关上女子身后的门，改以墙壁阻挡空间，将会即刻产生压迫感，让人觉得狭窄窒碍;因此，画家果断地选择了扩大背景，营造开阔空间与具有立体感的构图。

雷威利擅以利落的笔触描绘上流社会女子的日常样貌，在这幅画里，同样可从女人华丽的装扮和高级的室内装潢看出她来自上流阶层。对雷威利而言，他最重视的创作素材是“绘画与女人”例如弥漫优雅气息的《画室访客》(AVisitor in the Studio), 细腻刻画身穿黑礼服阅读画集的女子;在《约翰·雷威利画室里的女士们》(Ladies in Sin John Lavery's Studio)中，亦可见到两名女子在画室里相处的泰然景象。1904年的一趟创作之旅，让雷威利遇见命中注定的第二任妻子海瑟，两人于1909年结婚，雷威利随即在次年画下了《写生中的雷威利夫人》(Mrs.LaverySketching)。或许，从事创作的画家们，都是通过描绘在画布上的图画反映自己的真实人生吧?

还有一位大家所熟知的、较晚才开始作画的画家，是19世纪的英国画家约翰·阿金森·格林沙(1836-1893)。格林沙虽然从小即拥有过人的绘画天分，却因父母反对而未走上艺术之途。格林沙的母亲对儿子的画作尤其不以为然，甚至扬言销毁他所有的作品……无可奈何的格林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靠着在英国利兹(Leeds)的画廊欣赏名家作品来满足无法画画的遗憾。

《庞提佛雷特附近的斯泰普顿公园》1877年43.5cm x 28cm 约翰·阿金森·格林沙

时光飞逝，格林沙在1861年时选择离开就职的铁路公司，踏上专职画家之路。尽管从未受过正式艺术教育，开始画画的年纪又比别人晚，种种不利的条件却促使格林沙加倍用心投入创作。后来，他凭借着描绘水果、花卉、鸟类等主题，成功创办展览并深受大众喜爱，仅仅一几年的时间，便拥有购入利兹豪宅的经济能力。

大约在年过四十时，格林沙开始喜欢上月色辉映的景致。他在画布上尽情挥洒充满诗意的想象力，专注描绘月光映照下的英国夜景。格林沙走遍利物浦、伦敦、切尔西、利兹等地，将当时因工业革命而急速改变的英国样貌尽收画中。他所体现的月色温柔、神秘，足以诱发心底某种微妙的情绪，唤醒沉睡于内在许久的朦胧感性，其中尤其是《庞提佛雷特附近的斯泰普顿公园》(Stapleton Park， near Pontefract) 这幅画，勾勒英格兰西约克郡弥漫的金黄秋意，最能细腻地呈现月色遍洒的柔美韵味。仿佛打开照明开关般的暖黄月光，铺满整幅画面。每踏出一步，便能听见落叶沙沙作响，女子侧耳倾听偶尔掠过的风声，轻巧地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月色渐浓，秋色已深。霎时间，原本急着前行的女子停下了脚步，思索这段无从得知尽头的夜路究竟要走多久。担心只身走在无人道路上的她会感到孤单，月亮于是映得路途更加明亮，月色倾泻的暖意，轻抚着女子。一道温暖的光芒流过心底，女子向月亮尽诉烦恼;月亮抚慰她的孤寂，化身贴心倾听的挚友。女子赫然充满了力量，继续勇往直前。有了月光相伴，再艰辛的夜路，也成了迈向幸福的梦想道路。

格林沙画过许多与这幅画构图类似的月景，例如勾勒女子凝望灯火通明房屋样貌的《海丁利小巷，利兹》(ALanen Headingley Leeds)、刻画母女携手漫步的温馨景象的《月路》(AMoonlit Lane)，都是他典型的月光风景画。《恋人》(The Lovers)这幅画则呈现月光下情侣彼此相拥的模样，凄凉而优美。

尽管曾有人抨击格林沙总是跳脱不出类近主题与大同小异的构图，他却始终抱持不予理会的态度，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最后，格林沙终于画出了独一无二的城市月夜，即使在数百年后的今日，仍享有“月光画家”的美誉，深受世人喜爱。格林沙笔下那令人惊艳的月光美景，或许正是他想赠予的礼物，要送给在各自路途上默默努力的人们……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自己的路。

《丝柏树与两名女子》1889年 92cm x 73cm 文森特·凡·高

荷兰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凡·高(1853-1890)是19世纪的代表性画家，他的名字，似乎也成了某种形容词。冲动的性格，加上正值年少轻狂，他总是和旁人相处不睦，发现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后，凡·高便渐渐被孤立在只有自己的天地里。某天，仿佛再也忍受不了阴郁的生活，凡·高为了摆脱冰冷、烦闷、灰蒙蒙的巴黎，决心前往阳光明媚的温暖南方，来到普罗旺斯的小村落--阿尔勒。抵达此处的他，瞬间为眼前景色倾倒，蓝天艳阳抚慰了凡·高，让他逐渐找回心底的那道曙光。

在一片美景中，高耸入云的丝柏树牢牢抓住了凡·高的目光。从凡·高当时写给弟弟西奥的信中，便能清楚看出凡·高的心意:“丝柏树总是深得我心，我想把它们当成创作题材，画出像《向日葵》一样的画，我甚至惊讶自己居然从未画过丝柏树。丝柏树就像埃及的方尖碑，拥有绝美的线条与匀称感，还有那股谁也无法比拟的浓绿……蜂拥而上的绿意，着实令人疯狂。”

凡·高在阿尔勒达到了画家生涯的全盛时期，有如神助般完成难以计数的作品，他的代表作《星夜》、《绿色麦田与丝柏树》(Green Wheat Field with Cypress)、《星空下的丝柏路》(Road with Cypress and Star) 都诞生于这段时间。此外，《丝柏树与两名女子》(Cypresses and TwoWomen)也是此时的杰作之一。

沁凉的蓝天下，嫩绿色的原野宛如舞蹈般律动;绽放于田野上的花朵，黄黄红红，自顾自地艳丽。翠绿草原之上，可见直挺矗立的丝柏树。丝柏树紧紧抓牢地面且饱经风霜，光是静静伫立，就足以让人感受其看遍沧海桑田的威严;高耸入云的模样，显露清高、坚毅的气势。历经无数岁月才长成大树的树荫底下，出现了两名路过的女子，她们手中拿着美丽的花。

这幅画创作于凡·高一生中艺术热情最为澎湃的时期。他长时间待在户外作画，将映入眼帘的每一幕景色，尽收画布之中。凡·高并非单纯地描绘双眼所见，而是通过缤纷色彩传达自身的感受与情绪。超凡的笔法不亚于画中的丰富色彩，他以厚涂法呈现丝柏树形态，再以画笔二次上色，增添栩栩如生的质感;利用蜿蜒的线条与简短的笔触，增加树大分量，加倍呈现画面的深度。遍布整幅画面的旋涡，让人切实感受画家猛烈的内心波动与满腔的热情，凡·高仿佛倾泻全身之力，画下对生命的激情。

阿尔勒这座避风港虽然使凡·高的性格变得成熟，却也成为悲剧的起点。凡·高在与往来甚密的画家挚友--同住阿尔勒的高更发生一次激烈争执后，随即返家割下自己的左耳，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因为幻觉与失序行为日渐严重，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历经漫长的痛苦折磨后，凡·高在1890年夏季，举枪射向胸膛，试图自杀。受了枪伤的他，苦苦煎熬了三天，向终生支持并赞助自己创作的弟弟西奥留下“痛苦永无止境”一言后，与世长辞。

凡·高终其一生都艰辛地活在贫穷与痛苦之中，虽然年仅三十七岁便结束了坎坷人生，但他灌注满满热情与真诚的画作，迄今仍引发世人深刻的感动。迎着强风毫无保留地晃动、仿佛快要倒下般的丝柏树，面临一波接着一波的大风大浪，恰如你我的人生;任凭动荡不止，却始终没有倒下的姿态，也让人想起了你我饱经沧桑的另外一面。

尽管穷愁潦倒，凡·高自始至终都没有松开画笔。他用浇不熄的热情，拼了命让丝柏树摇摆晃动地活在自己的画布里，静静地向世人宣告: 动荡也是人生的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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