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的生存智慧（郭子仪穷奢极欲）

对于汾阳王郭子仪的历史评论、评价，相关权威史料《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基本一致，一如《资治通鉴》所载，郭子仪于国“功盖天下”，为官“位极人臣”，而在生活状态方面则“穷奢极欲”。

被史评“再造唐室，功盖天下”，世誉“德完道粹，完名高节”的汾阳王郭子仪，史书对之“功盖（权倾）天下和位极人臣”的荣耀定位和评价无可质疑，然而对郭子仪生活状态方面“穷奢极欲”的评议和定位则有另当别论之惑。更有者，《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记载，似乎郭子仪确是穷奢极欲，但世人却不因其穷奢极欲而非议、贬谴、罪责之。如此而已，则使世人愈发难以理解上述史书对于郭子仪生活状态的评议和定位。

一、定位郭子仪“穷奢极欲”与诸史书对郭子仪的总体评价不符

相关郭子仪总体评价最权威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三部正史中，只有《旧唐书·郭子仪传》的记载中，提到了唐史臣裴垍对郭子评价中唯一负面之事，即“唯以谗怒诬奏判官户部郞中张谭杖杀之，物议为薄。”而《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对郭子仪的总体评价中，即便对此“物议为薄”事也未提及，反而以“完名高节，灿然独著”誉之。

可见，相较于“穷奢极欲”而言，《旧唐书》所提“物议为薄”之事，简直不值一提。而且，不管哪个朝代，勿论是君王还是官吏，奢侈都是有违社会公德的耻辱之事，更何况郭子仪这样权倾天下、位极人臣的高官。如若郭子仪真是“穷奢极欲”，那么世人对其所为，决不可能是“不贬、不非、不罪之”的，也不可能权威史书在对其总体评价中非不提及其奢侈，反而给予“完名高节，灿然独著”的盛誉。

所以说，上述三部史书中关于郭子仪“侈穷人欲君子不之罪”、“侈穷人欲议者不之贬”及“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记载和评价，并非指郭子仪真的是“穷奢极欲”，其实是另有解读。

二、定位郭子仪“穷奢极欲”，与史书作者遵循的写作宗旨不符

古代关于史书的编撰，虽也会有《春秋谷梁传》中所言：“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现象，但即便是暗含褒贬于曲折文字中的“春秋笔法”，也会在不直接表明真正观点的同时，而在具体描述中发微探幽地表达出作者的主观看法和客观事实。郭子仪无疑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尊贤者，但是，即便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的主撰者有意为郭子仪讳“穷奢极欲”之耻、之过，但郭子仪若真有“穷奢极欲”这样被历朝历代皆不齿的耻、过，那么上述史书的编撰者一定不至于冒天下大不韪而为之讳耻、讳过，也没有任何理由和可能在书中具体记述中只字不提其“穷奢极欲”的细微事。事实是，上述史书中，只提及郭子仪因功高位重应享“二千户食实封、给粮千五百人、二百匹马料、岁入官俸二十四万缗”和”家人三千、宅居亲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及“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不胜纪”。但是，上述各史书中关于郭子仪自身“侈穷人欲”、“穷奢极欲”则一无例记。而且，就《资治通鉴》的主撰者司马光而言，其一生节俭，反对奢侈，并在《进书表》中声明编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就此而言，司马光也决无可能一方面将郭子仪具体记录为“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近三十年、心系黎庶安生、完名高节”的“善可为法”尊贤，另一方面又将之定位为“穷奢极欲”的“恶可为戒”者。

三、事实上郭子仪非但未“穷奢极欲”，而且崇尚节俭严律家人

唐《语林补遗》及 《资暇集》等史料记载有郭子仪节俭一事，即：身为功盖天下，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郭子仪，得享荣华富贵无可非议，但其平时却很是节俭，还经常废物利用，甚至将文书封面右侧的空白之处裁下来，积攒到年终交给手下官吏，让他们把这些空白封面纸粘结到一起，作记事本用。在郭子仪的以身作则和要求下，手下官吏也十分注重节俭和废物利用。有一官吏裁纸的刀子折断后，“不余寸许”，但这位官吏却未将这片仅剩寸许长的折刀丢弃，而是将断刃磨得锋利继用。为便好拿，他又将木片削成半环形，将折刃夹入以固，继续用来拆封、裁纸，其刀竟比折刃之前还好用。郭子仪嘉此官吏说：“真郭子仪部吏也”，意在籍此倡节俭之行，使众吏效之。

上述史料还记载，有次郭子仪出门时，见修宅者正修筑院墙，郭子仪亲自嘱之道：“好筑此墙，勿令不牢。”郭子仪汾阳王府虽“堂高凭上望，宅广乘车行”，却庭堂不求增豪逐奢，且门无值守，任人出入，以致郭子仪妻妾何者画眉浓淡，都成坊间话题。而且，郭子仪还主动要求捐出自己一年的俸禄助国买回纥战马，还将自家京城的一处园林捐出。再有，在郭子仪言传身教之下，其子女亦如长子郭曜般“朴简自处”，就连六媳升平公主亦为利民浇灌而毁掉自家的二盘水磨。郭子仪逝世前，遗嘱将四朝皇帝所赐名马珍物全部上交，但德宗皇帝又悉数赐还后，郭曜身为长子，一无自留，全部散分给诸弟。另外，安史乱平后，大臣将帅追奢逐侈，多大建府第，各穷其力而后止。唐德宗即位后，下旨将前宰相元载、前左仆射兼泾原节度使马璘及宦臣刘忠翼奢冠京城的豪宅华第拆毁。时已辞去军权和各职的郭子仪，因一直谨守规制，未随潮追逐豪奢，因之汾阳王府安然如前。由此可见，郭子仪若真是“穷奢极欲”，亦难免此祸。

综上可知，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所言郭子仪“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的记载和评价，并非指郭子仪“侈穷人欲”、“穷奢极欲”，而是指郭子仪有条件“穷奢极欲”却未“穷奢极欲”，所以世人方为此不罪、不贬、不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