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神采奕奕（周恩来神采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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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原创）党史博采

周恩来在其诸多革命经历尤其是国事活动中，总是智勇应对、谈吐不凡、神采奕奕……这一颇具政治家风度的美好帅气形象，像一幅唯美的雕塑极品永远伫立在人们的心中。

赴重庆国共谈判时周恩来对毛泽东用心保护，不管应对接待，还是布置警卫，虽工作繁忙，仍那么神采奕奕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住所林园设宴款待毛泽东及其率领的代表团。在宴会上，蒋介石以主人的身份，首先举杯祝毛泽东健康，随后，美国的赫尔利大使、魏得迈将军以及国民党要员邵力子、张治中等人也先后与中共领导人碰杯。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酒量远不如吃辣椒厉害，几杯之后，毛泽东的酒几乎全由周恩来代喝。酒过三巡，周恩来仍然是谈笑风生，神采奕奕，毫无醉意，令蒋介石等人佩服不已。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林园。周恩来为了毛泽东的安全，总是不离他的左右，并且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严密守卫。毛泽东一共在林园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迁至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二楼居住，周恩来也搬到毛泽东住房的对面住下。为了保持安静，在毛泽东休息时，周恩来在室内只穿袜子走路。他还特别叮嘱工作人员，要保持安静，他们那时都是穿着布鞋甚至赤着脚在室内走路。但是，毛泽东在红岩办事处一住下来，就感到很多不便。红岩不仅地处偏僻，道路崎岖不平，上下山的台阶也太多，而且周围特务密布，对来访的人十分不便，对毛泽东的人身安全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基于这种情况，周恩来考虑再三，认为唯一比较合适的地点就是中共的老朋友张治中的官邸，即位于上清寺中山西路18号的桂园。那里的房舍不是太大，但完全够用，距离周恩来自己的住所曾家岩50号和红岩新村都较近，并且靠近大街，汽车进出十分方便。于是周恩来随即向张治中提出要求，张治中立即爽快地答应了。随后张治中一家搬至一所旧宅居住，将桂园腾了出来，作为毛泽东的会客、工作和休息之地。毛泽东住进桂园时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兄如此隆情厚意，我只好领情了。”

◆1945年8月毛泽东与周恩来赴重庆谈判。

毛泽东住进桂园后，周恩来仍然觉得安全问题还是首要问题。他首先对毛泽东所住房子的睡床、坐椅等逐一进行仔细检查，然后亲自布置警卫工作。当时，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了一名贴身警卫员，叫颜太龙，加上原在重庆从事党的领导人警卫工作的龙飞虎、陈龙总共只有三人，周恩来觉得警卫力量太单薄。几天后，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认为毛泽东一直住在桂园不合适。所以，为了安全和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又住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只到桂园接待来自各方面的客人。毛泽东从此就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二楼东北角一间较大的房间。干部们则轮流在室外高地上放哨，以保证安全。周恩来特别交待警卫人员：“要机警细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主席的安全，不许有任何一点疏忽。”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周恩来除了和国民党代表举行谈判外，其他时间几乎都和毛泽东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和毛泽东外出参加各项活动时，周恩来总是走在毛泽东的前面，观察周围的情况，充当毛泽东的贴身保镖；出席宴会时周恩来常常代替毛泽东与各方人士干杯，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毛泽东酒量有限，伤了身体，另一方面是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在酒里下毒，谋害毛泽东。与此同时，宴会上的饭菜总是周恩来先尝一下，觉得无异常情况才让毛泽东吃。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经历了43个日日夜夜后，结束了重庆之行，搭乘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飞回延安。毛泽东的飞机上天后，周恩来还不放心，他指示工作人员立即赶回红岩，要求电台一直保持同延安台的联络，以等待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好消息。周恩来此时虽然已极度疲劳，但还是不肯休息。下午1时半，红岩电台收到延安急电，当周恩来看到“毛主席已安全返延”几个字后，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才安心地去睡觉。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里，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悉心照料和保卫，也正是因为有了周恩来的保护，毛泽东才能得到很好的休息，才能精力充沛地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和斗争，才能在重庆谈判后安然无恙地返回延安。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舌战16国阵营，让世界人民首次领略了他那令人痴迷的外交家的翩翩风度

1954年2月底，经苏联政府倡议召开的苏、美、英、法四国外交部长会议在柏林达成协议，定于当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建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会议全过程，其它有关国家可派代表分别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

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席代表，正式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

对新中国而言，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席的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是中国政府致力于经过大国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次尝试，也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无论是新中国的形象还是每一个代表团成员的形象，都显得极为重要。首次到国际舞台上去唱戏，大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发前，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仔细叮嘱道：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判有经验，跟美国吵架有经验，但是，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国是一个大国，到日内瓦是参加一个正式的国际会议，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因此要唱文戏，文戏中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要本着学习的精神。为唱好这出“文戏中有武戏”，周恩来交代：给每人做两套服装，一套是灰色的西装，一套是中山装。整齐统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没曾想，这两套服装后来却引起了国际舆论对初登国际舞台的中国外交官的注意……

也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世界人民首次领略了作为一个大国总理的周恩来那神采奕奕、令人痴迷的绝代风华。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团抵达日内瓦机场时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4月24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日内瓦机场。这时，停机坪顿时热闹起来，各国记者蜂拥而至，其中数美国记者最多。飞机停稳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周恩来。他身穿得体的大衣，右手自然地举过眉梢，微笑着向前来迎接的人们致意。周恩来的身后是一支整齐的阵容，紧随其后是外交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兼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随后是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夫……这支队伍集中了新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周恩来带着微笑走向迎接他的人群，和迎面走来的瑞士官员握手。

周恩来的出现使记者方阵骚动了，首先是美国的摄影记者纷纷喊道：“周先生，走近点，朝我这里看！”周恩来有礼貌地抬起头，迎面走向记者。摄影镁光灯顿时闪成一片。这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和新闻事务发言人龚澎向在场记者散发周恩来的机场书面声明。随后，记者们还从中国代表团新闻宣传组那里得到另一份独特的有关周恩来的介绍材料，这是一份仅1800字左右的中英文对照的书面简历，上面写道：“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份简历，就连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成员事先都未见过。它的起草者是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李克农。这是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的，一份少有的以个人简历为内容的对外宣传材料，意在通过宣传周恩来而宣传新中国，并首次使用了“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第二天，在关于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报道中，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这样一些语句：“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了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他们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连手提箱也都相似……”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美丽的莱蒙湖畔开幕。这天，日内瓦的天空是湛蓝的，这个以美丽而闻名世界的城市迎来了各国的代表。周恩来头戴黑色的礼帽，身穿风衣，迈着矫健的步伐大步走向会议室，身边是各国的代表。

◆1954年4月，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团参加瑞士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人走着，带着他特有的和蔼可亲的微笑；他神色坦然，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神态自若、落落大方，步履稳健……那种潇洒，那种大气的动作，和他那种特有的风姿以及他的自信、他的风度，他那非凡的领袖风范折服了在场的所有外国人。

会谈是艰难的，第一个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和作梗，无果而终，但中国的立场合情合理，并且得到了参会国的赞赏。

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忙碌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开会，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看材料、听汇报、了解研究世界的最新动态，考虑和处理会上出现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这次会议，共有700多名文字记者和600多名摄影记者及广播、电视记者前来采访。他们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提出了五项原则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中，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当周恩来得知有一位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的“悲哀和愁苦”时，立即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从纪录片《1952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提出：“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巨大成功。

尽管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甚至有人说：“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日内瓦会议虽然在朝鲜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但是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法国在这个地区进行了8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力。越南北方的完全解放，也为后来越南共产党领导越南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奠定了基础。

◆1954年4月27日，周恩来和他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在关于远东问题的会议上。

在会上，周恩来总理以一个伟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会上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政府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诚意和做出的贡献。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他的睿智、儒雅的作风征服了所有参会的代表，连那些敢于藐视新中国的别有用心的人，在他的唇枪舌剑下也甘拜下风。

最终，在历时三个月的漫长会议中，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两个主要议题上，都体现出了大国的作用。美国《商业周刊》的评论称，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有些报刊称：“已有不少人将周恩来喻为印度支那会议的挽救者，他已赢得了外交舞台第一流人物的地位。”

7月23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返抵北京。当周恩来结束历时3个月的国际会议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折冲樽俎、神采奕奕的美好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三年困难时期，当国家和人民遭遇空前困难而老百姓日子颇为艰苦时，心情沉重地急人民所急的周恩来反问记者：“我周恩来凭什么神采奕奕？”

1961年，周恩来总理出访归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迎接他。

第二天，周恩来看到一张报纸上刊载他回京的消息上，报道有“周恩来总理神采奕奕地走下飞机”的描述时，不由得紧皱眉头，指着报纸对值班秘书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这条新闻是谁写的，叫他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

那位记者很快赶到西花厅。周恩来放下手头的工作，又拿起那张报纸，神情严肃地反问道：“我们现在国家遭难，人民受苦，我周恩来凭什么还‘神采奕奕’？”那位记者知道错了，忙向周恩来作检讨，同时也汇报说他当时写这则新闻时，只考虑了国际方面的影响，没有考虑国内方面的因素，因此出了差错。

周恩来略一沉思，又谆谆告诫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现在，天灾人祸搞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我周恩来作为一国的总理、国家的总管，居然还‘神采奕奕’？！这样的宣传，上不合国情，下不安民心。群众看了会怎么想？”周恩来精辟的分析使那位记者茅塞顿开，心悦诚服地离开了西花厅。

当“文革”风暴最终劈头盖脸打向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时，他忍辱负重老眼昏花写检讨，病气交加的他同样无法再像往常一样“神采奕奕”

“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中，重任在肩的周恩来一直冲在前沿，想方设法消除影响、四面八方苦撑危局，经常举步维艰、压力重重、心力交瘁。他对这场政治运动也很不理解，可他却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共产党人，常常处于矛盾的心境之中，需要应付各种各样混乱复杂的局面。他经常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其中工作的难度和所受的委屈，不是常人能想象到的。为了顾全大局，他甚至带着病体含泪写检查！

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1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1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被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不可靠的汇报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

从1973年11月21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儿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儿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晚年周恩来虽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神采奕奕，但他为国为民的精神却永远刻在人们的心里。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作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之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作检讨。事态的发展也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他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在他的干预下最后保护了周恩来，并批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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