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瓶梅的认识（金瓶梅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 一 何谓“金学”

像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一样，人们也习惯称金瓶梅为“金学”，而且这个称谓向来很严肃，没有一点随意、玩笑的意味。

作为一门学问，须有其独立性和内在的规定性，有与其他小说研究所不同的地方，将这一研究的特殊性加以界定，便成为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什么是金学？金学是研究《金瓶梅》的学问（与金庸及其小说研究的称谓相区别开）。《金瓶梅》有何学问？其学问可谓大矣。

除了研究小说名著必须具备的广博学识（如历史学、考据学、版本学、美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学）外，还须具备特殊的知识，如文字语言学、方言语音学、史料学、民俗学、地理学、市镇经济、运河文化等。

再者，一部《金瓶梅》遍身都是迷。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金瓶梅》的疑点最多，疑惑力最强，破迷的困难也最大，而且它的文学地位、文化、学术价值在明代小说中首屈一指。

正因此，近20年来，《金瓶梅》受到国内外学人的普遍关注，《金瓶梅》研究作为国内文化学术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迅速成为小说研究乃至文学研究界的一门显学，一门仅次于“红学”与《水浒》研究相伯仲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显学，以每年100多篇学术论文、几部乃至十几部学术著作的速度递增、发展。

自80年代中期成立“中国《金瓶梅》研究学会”以来，已举办了6次全国学术研讨会，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由此观之，称《金瓶梅》研究为“金学”，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它自身的学术内容、学术价值、学术地位和学术发展的态势所决定的。说到“金学”研究领域的划分，理应包括“内学”与“外学”两部分。内学研究的对象是文本，指对《金瓶梅》一书文化意义的阐释，如版本研究，语言特别是方言研究，素材渊源考察，市井风俗、社会风尚的探讨，社会心理、美学价值、文化价值的阐释等。

外学主要研究文本的生成原因及生成过程，如作者研究（包括作者考定、作者生平思想、家世研究等），成书研究，评点研究，地域考察等。外学与内学紧密相连，不可偏倚一端。

然而这样划分仍然是一般性的，仍然没有严格将其与其他小说名著研究的特殊性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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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金瓶梅》研究的特殊性是什么呢？这个特殊性是由《金瓶梅》成书特点与文本特点规定的。我们以为其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作者的考定。

考定《金瓶梅词话》作者，在6大古典小说名著中难度最大。

曹雪芹尚且在《红楼梦》中留下“曹雪芹在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显赫文字，《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被学界所公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作者早已各有其主，虽不时有异议出现，但尚未达到被新人取代的地步。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却对自己采取全封闭方式。就是在当时，知情人也丝毫未透露出作者是谁的信息。

记载此部小说传抄情形的明人笔记，仅留下一些相互矛盾的传闻，或曰“世庙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或说“绍兴老儒”、或言“金吾戚里”的“门客”，《欣欣子序》又说是“兰陵笑笑生”，且序之可靠性也令人存疑。

这些恍然迷离的语词、杂出的岐见给《金瓶梅》作者的探寻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困难，有人称之为“金学”中的“歌德巴赫猜想”。作者的候选人已达60多人，发表的论著也相当可观，但与作者问题一锤定音，还有一些距离。

然而研究者并不固执己见，而是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在1997年大同《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大家取得了一致态度：

苦读明人文集，没有铁证，不发言，表现出治学的严谨求实学风和迎难而上的精神。作者考证之难，由此可见一斑。

其二、资料渊源的探索。

与其他小说文本相比，《金瓶梅》一书有一极为特殊情况，即作者定下全书的情节框架后，象打土坯一样，从其他书中，挖来一段段文字，稍加修饰便匆匆装入已有的框架内。

随之语言上便有了南腔北调，吃穿也来自五湖四海，南北混杂。于是弄清被拿来材料的来源，剔除作者独撰文字的真面貌，便成为《金瓶梅》研究的基础的基础。

原本面貌不弄清，所谓方言研究，所谓借语言寻找作者的努力，以及一切以文本为依托的考察，都如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大厦那样不牢固。

当然对此问题的研究新时期以来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美国著名的汉学家韩南的开拓之功，从事作者、版本、评点考证的中外学者的填补之力，周钧韬的综合之劳，使资料来源的面貌日趋清晰起来。

然而，如果我们将《金瓶梅素材来源》一书与《金瓶梅词话》对查，便发现除了已知来源的素材外，几乎每回都可找出衔接不紧密、文笔风格不同、令人疑惑不定的文字片段。

这方面工作仍有继续深入探寻、细致辨别的必要，而这个文本研究的拦路虎在其他几部小说名著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这项研究我们也可称之为《金瓶梅》研究中的材料来源学。

其三、以方言为主要对象的语言研究。

在白话长篇小说中，《金瓶梅》的语言，特别是人物语言最逼真、鲜活，最生活化，最富于市井气息。

潘金莲那骂人的泼话，应伯爵的调侃语，宋惠莲的好比喻，读之如生，闭目余音绕耳，显示出作者对方言土语的娴熟、老道。

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正因为语言的这种鲜明时代性和地方色彩，对今天的大多数读者来说，常有不甚了了的困惑。

如“行货子”（熊东西），“囚根子”（喻朽烂的人），“望八”（儿无父），“汉斜”（妻无夫），“寒鸦儿过了，就是青刀马”（喻天晚了就是硬摇大鸟）[1]。

这类语词不但字面意义不好懂，就是读音也极易变调，普通话的字音与方言音，明代方言与今日方言的读音也不尽相同。

何况如同字义多含有隐喻意一样，方言音也往往杂有假借，不晓得当地的读音，也自然不可能读懂它的本意。

如“国”读作“圭”，人名韩道国，就是“韩捣鬼”的谐音，把它解释为“韩盗国”就错了，因为有称韩道国的弟弟为“韩二捣鬼”为证。

“着”读为“子”。小说第35回：“你休亏子这孩子”。

第91回：“清自清，浑自浑，歹的带累子好的”。

“把”读作“摆”，小说第32回：“摆人的牙花也磕了”。

“合气”读作“各气”，意为吵架，如果读作“和气”，理解的意思就恰好相反了[2]。

方言土音俗语隐语是《金瓶梅》阅读的一大障碍，也是文本阐释必须扫清的基础工作，而且是一种难度极高的工作。说其难度高不仅要求有研究语言学的专业素养，而且要博通中国方言，精道方言语音演变的历史。

只知一地方言，便去《金瓶梅》中找例证，说书中写的是某地方言，却不顾书中是否还写了其他地方的方言。

这种简单比附的单证法是不科学的，以致于《金瓶梅》方言研究出现这样常见的现象，有人说是山东话，也有人说是江苏话，还有说是河北话、山西话、东北话、浙江话……。

上述种种说法似乎有一个规律：研究者是什么地方的人，《金瓶梅》说的就是什么地方的话。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正是研究者胸中没有全国方言一盘棋的结果。

然而单知今天的方言还不够，还需知道方言语音演变的历史。唯其懂得历史，懂得明代方言与今日方言语音的变化，才能还原创作时代的语音。

《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

其实不管是侧重于探寻此种语言为何地方言的方言研究，还是侧重解释语词词意的语意研究，最终以弄清语意帮助阅读为目的。

因为在作者考证中，许多人想通过方言证明作者为某地人，这种学术思路对于《金瓶梅》研究来说是不合适的。

其研究的目的不是弄清词义的语音及其应用规律，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作者，因而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研究以弄清语义帮助解读为目的。

我们不妨称这种语言的研究为《金瓶梅》研究中的语言学。

其四、阐释学。

对一部小说自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眼光去观察，这也正是阐释学具有生命力的地方。

然而无论用什么理论方法阐释，都须弄清这部书的“文心”所在，从而找到一部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的特殊点，这理应作为阐释的基础。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文心，即作者思维的核心点，情意的着意处。

以古代6大小说为例，《三国演义》的文心是“智”，作者虽也写了与之相关的“义”、“勇”和“仁”等但“智”在“义”、“勇”、“仁”等之上。

将智抽掉，一部《三国演义》就失去了灵魂。《水浒传》的文心是“义”，“乱自上作”的“乱”，“官逼民反”的“反”，皆激于义。众英雄“归水泊”，也是激于义。

“义”是一百零八位英雄的凝聚力，一部书的灵魂。没有它，只有“忠”、“孝”，便不再是《水浒传》，而是《荡寇志》。

《西游记》的文心是“才”，一部书不过写“才得”、“才争”、“才用”。

《儒林外史》的文心是“道”，具体说是文人的人格，全书表现的是儒士在“势”与“道”的矛盾、困惑下的种种心态。而作者则是站在“守道”，不为“势”所驱使，维护人格尊严的高度去评判笔下人物的。

《红楼梦》的文心是“真情”，作者以饱蘸情泪之笔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个异样女子的“真情”，描述了“水做的骨肉”被污浊社会蹂躏的悲剧。

那么《金瓶梅》的文心是什么？我们以为是“人情”。此前的长篇小说从没有像《金瓶梅》这样把人情作为百回书描写的重点。

西门庆靠他深通“人情”发家，而他一死，树倒猢狲散，显出那世态炎凉来，同时也揭露出当时社会“人情”的本质：势力与互利。不错，从情节上看，作者描写了西门庆在商场、官场、情场的任性恣情，但是什么东西可以概括他的所作所为呢？道德是难以涵盖的，而且文中的道德评判并非自觉，故而时有时无，乃至模棱两可。

政治又太具体，好多东西与政治无关，甚或是超越政治的。如西门庆与潘金莲、吴月娘、李瓶儿、李桂姐等情妇的矛盾纠葛以及妻妾间的争斗等。

而哲学，譬如“性恶”论，则未免太抽象了。唯独人情无处不在，无事不有，我们可以说一部《金瓶梅》所写不过“人情”二字。

有人以为“世情”一词，涵盖范围更广，用于《金瓶梅》也更适合。其实，世情的核心还是人情，人情用之于官场、商场、情场，用之于人世就是世情。

譬如武松一案，知府陈文昭“是个清廉的官”，知武松“为兄报仇”，“也是个有义的烈汉”，与有意杀人不同，并痛责清河县司吏20大板，说他们的知县是“任情枉法”，要将西门庆一干人押来，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是讲“理”，执法。

但当蔡京送给他“紧要密书贴儿”，让他免提西门庆，陈文昭的心里便翻开了个儿：

蔡京是他的恩师，靠了老师的提携，他才有今天，不给恩师面子，岂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因此他不得不看老师的人情面，做个“人情两尽”，既不提拿西门庆，也免了武松的死。这讲的是人情。

又如花子虚案，办理此案的开封府府尹杨时，也“极是个清廉的官”，李瓶儿仰求西门庆，西门庆托蔡太师，蔡太师送去柬贴，因蔡太师是他“旧时的座主”，“如何不做分上”？“把花子虚一下也没打”，便发放回清河县的家中。这时起作用的还是“人情”。

《许建平解说<金瓶梅>》

“理”和“法”一旦遇上人情，就无可奈何，不再那么神圣了。这种“人情”在一部书中比比皆是。

蔡状元做了巡盐御史，将西门庆的盐引提前发放，一下子就让他赚了3万两银子，那是碍于西门庆的款待之情；潘金莲害死官哥儿，西门庆心中明白，也只将“雪狮子”猫摔死完事，那是出于与潘金莲的性爱之情；西门庆对应伯爵有求必应，是出于哥们儿之情……。

一部《金瓶梅》无往而不在是“人情”。人情超越政治，超越“国法”、“条理”，超越道德，化释哲学。它不是来自书本，也不靠“修养”，不靠理性的强化，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自生自长的。

它生发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世界，是古代社会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机制中，在漫长的岁月里形成的最实际的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并沉淀为一个民族文化心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道德，以群体排斥个体，否定人的“私心”、私欲的合理性，排斥功利，日渐脱离人的生活实际，* 日渐成为一种虚设，一种摆样子的空架子。

人情这种带有浓厚感性色彩和现世功利意味的东西，便迎和着人们生活的需要从道德与人生的夹缝中滋生出来，在人们的生活中实际上起着支配作用。

这种作用对于道德，对于政治法度，对于一切现成的秩序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和破坏力。特别在晚明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时期，人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功利基础上、“金钱”关系基础上的。

我们只要看一看西门庆与蔡京、蔡状元、宋巡按等上层官吏的来往，与应伯爵、谢希大等10兄弟的交情，以及与李桂姐、郑爱月、特别是王六儿的情爱关系，就会感到处处充满着铜臭气。

以往小说没有那一部像《金瓶梅》这样用百回篇幅去写“人情”二字，且又写得那么穷形尽相，活灵活现。

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之祖，可谓慧眼独具。然而对这个问题，我们未能沿着鲁迅的思路深挖下去。没有将“人情”当作这部书的文心看待，而是转向政治层次、道德层次和哲学层次上去了，绕来绕去，绕出了核心地带。

或许有人说，《金瓶梅》以后的世情小说也写了人情，写人情非《金瓶梅》所独有。这话不假，其实何止人情小说，明末以后由于出现了世情与其他类小说的合流，每一部小说几乎都多多少少涉及“人情”。

然而有两点需要加以分辨。一是一部小说着意写“人情”，《金瓶梅》开其端；二是其后小说中“人情”的表现，往往偏向一端，皆不及《金瓶梅》深广。

《醒世姻缘传》与《续金瓶梅》滑向了因果报应的道德评判中，自无需多论；

《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神道气冲淡了人情味；《杌闲评》继承了《金瓶梅》的真精神，但偏重于政治领域；

才子佳人小说转向男女真情之一端；《儒林外史》描摹了男人的世界，且更多赞美道德理想；

《红楼梦》多讲“童心”、将“人情”内涵来了个沙里澄金，择清去浊，珍惜大观园内青少年男女纯洁真挚的心灵，厌恶污浊的世情，虽更多了诗意哲思，更具有艺术的美，但淡化了世俗味，缺少了《金瓶梅》人情世界的浑浓。

由此可见，“人情”不仅是《金瓶梅》的文心所在，也是这部书文化价值的独特处，它像一把解剖刀，直戳民族传统文化肌体的深处。

因此对《金瓶梅》的阐释理应从这个角度深挖下去。《金瓶梅》自身的特殊性以及对这门学术的特殊要求还有一些，如《金瓶梅》手抄本的考索。

据笔记之类的史料记载，此书在“悬之吴门”之前，曾有手抄本在士人间流行，时间长达二三十年。

若能寻到手抄本，可能会使作者、版本等相关研究推进一大步。《金瓶梅》生长于运河文化圈内，因此研究《金瓶梅》中的运河文化也是此部小说研究的重要一翼。

再如《金瓶梅》写了一位商人的发达史，一个商人家庭的兴衰过程。

西门庆的消费观念、投资走向以及由此显示出的中国人传统的消费文化意识，也理应属于“金学”的范畴。

《金瓶梅研究史》

二、关于“写丑说”的不全面

《金瓶梅》这部亘古奇书一出世，袁中郎慧眼独具，指出此书“曲尽人间丑态”[3]。

此后，张竹坡将这个观点发挥到人物论中，指出一部书中几乎没有好人。

“西门庆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慧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

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

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4]。

《满文本金瓶梅序》的作者认为百回书所写之事“其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家之事，一无所有”。渐渐地“写丑说”泛滥起来，影响甚大。

直到本世纪，人们戴上西方理论的眼镜观察，使“写丑说”在理论包装下，日趋定型。或曰：是一部看不到一点理想、光明的自然主义的小说；或曰：是一部意在揭露社会疮疤的现实主义小说；或曰：是一部发现了丑，揭露丑的黑色小说。

《金瓶梅》作者意在揭露丑恶世相，而绝无歌颂，绝无理想，似已成定论。

不错，与其他小说相比，写丑正是金瓶梅在选材和表现方法上独具面貌的地方，表现出作者出奇的审美眼光。

然而问题是《金瓶梅》中是否写了正面人物，写了多少正面人物，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居于什么位置，表现了作者的什么样的创作心理，它与写反面人物的用意是什么关系？

这些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而不是只凭感觉，抓住主体，其余就可以忽略不记。

如果对此问题不认真探讨一番，许多疑点就无法破译，譬如丑的东西总是引起人的腻烦，厌恶心理，瞟一眼，绝不看第二眼，更不会引起人的兴趣。

而一味揭露丑恶的《金瓶梅》，为何反倒令人百读不厌？其中总有消解读者腻烦心理的因素，那是一个复杂、多色交合体，任何简单的判定方法都可能导致偏误。“写丑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金瓶梅》刻画了相当数量的正面人物，描绘了他们的灵魂；正面人物的形象不是单个的而是系列的，大体构成了与丑恶形象相对应的一面，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念。人们已注意到官吏中的正面形象：宇文虚中、黄美端、曾孝序、徐封、周秀等。

宇文虚中上书直谏，弹劾杨戬等权奸误国的勇气，“亟诛误国权臣，以振本兵，以消虏患事”。

黄美端写给苗员外家人的引荐书，慷慨陈辞，表达了作者治理天下的壮志雄心：“摘发官邪，以正风纪，……勿使舞文之吏以挠其法，而奸顽之徒以呈其欺”。

曾孝序办理苗青一案，弹劾西门庆，上书反对蔡京所述7件事。

徐封处理孟玉楼与陈经济一案，以法定是非，不讲同僚情面等，则是上述愿望的具体实施。

周守备鏖战沙场，为国捐躯，“忠勇可嘉”，是武将的理想典型。这些清直忠勇的官吏形象寄托了作者的政治理想。《金瓶梅》精心塑造了一群一生为善积德、超脱酒色财气的高士形象，也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这类形象包括了道士、僧人（吴神仙、吴道官、潘道士、黄真人、任道士、普静禅师）、医生（任医官）、其他（王宣、李安），对这些超脱于钱财、女色之外，或一生救民于苦难、或行善积德的人物，作者多有赞语。

如书中赞吴神仙是“柱杖两头挑日月，葫芦一个隐山川”、“为人积善”、“不争利物”。

赞李安：“珍贵李安真智士，高飞逃出是非门”，以及说“王杏庵仗义周贫”等等。

还有几个正面人物是有争议的，如孟玉楼、吴月娘、韩爱姐、李瓶儿，这涉及如何评价人物形象的问题。

“吴神仙贵贱相人”是理解全书人物性格及其作者态度的一个纲，其作用犹如红楼十二支曲一样。

吴神仙对吴月娘的断词是：“女人端正好容仪，缓步轻如出水龟。行不动尘言有节，无肩定作贵夫人”，还说她“必益夫而发福”，“善持家”，其不好之处为“主六亲若冰炭”。

吴神仙对孟玉楼的断词为：“口如四字神清彻，温厚堪如掌上珠。威命兼全财命有，终主刑夫两有余”。

当全书结尾时作者对她们下了这样的定语：“楼月善良终有寿”。这绝非随随便便的胡诌，而是作者的最终评判，说明孟玉楼和吴月娘在作者心中是善良女子。

至于李瓶儿，作者称其为“素门之德妇”。韩爱姐重情守节，以至“割发毁目，出家为尼，誓不再嫁他人”，尤为作者所称赞。

当然用道德标准衡之，她们都有不完善的一面，但就主体而言，她们都属善的典型，都是在污浊环境中能够保持善根良性的女性。

通过这些正面人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财色追求、生命追求、道德追求、理想追求的人生思考[5]。

由此观之，说《金瓶梅》用意只在揭露丑恶，没有表现理想，显然是不全面的。然而要真正弄清作者的人生理想，则须考察其创作动机和创作心态。

《恶与善：<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

三、“酒色财气”之外的超逸心态

人们评论《金瓶梅》的文化价值，往往注意开卷的“四贪词”，而对位于其前的名为“词曰”的四首词（有人说这四首词是后人加上去的，最早词话本可能只有“四贪词”。

然而此种认识也多属于推断，在此《新刻金瓶梅词话》本更早的刻本或抄本没有发现之前，我们还是尊重文本事实为好）留意不多，以至于造成了持论的偏执，只看到作者入世的一面，而忽视其出世的另一面。

不错，《金瓶梅》的确是一部“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的“劝世”、“戒世”之作。不过，作者时而跳出尘世之外，以局外人的身份为读者指点迷津，意在“劝世”；时而激愤，感慨万千；时而超逸，无荣辱，无忧虑。换言之，作者是位过来的醒世者，一位明是非，知趋避，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高逸之士。

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评判是非的标准。作者的这种双重身份，这种时而入世，时而出世的心理状态，正是通过正文前的八首词来表现出来的。

对于前四首，因往往不为研究者所重视，故为了分析方便起见，特抄录如下： 词曰： 阆苑瀛洲，金谷陵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酌，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圪查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旁，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　　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　　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栏杆临水观鱼。风花雪夜，赢得工夫。好炷心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株松，数株竹，数枝梅。　　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朝事，天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诗写得并不漂亮，但处处是隐士情怀，一种抛脱名利、是非，心中淡泊，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隐士情怀；一种超脱尘世恩恩怨怨，获得精神自由的快乐人生。

不过这种隐逸思想已不再是庄周的天与地同气的精神逍遥；也不再是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现世清高；不再是东方朔“避世于金马门”的无可奈何。

对富贵虽说没有忘怀，但采取任其自然的“随分”、“优游”的态度，无论有无，都是十分开怀的。作者正是以这种隐士的情怀，以“优游”、“随分”、“开怀”的人生观，看待一切的，这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

至于随后出现的“四贪词”，人们都很熟悉，意在劝世人戒“酒色财气”，以为那是惹祸的根由。

作者都是以西门庆的贪欲过度家散人亡的故事来说明这一鲜明思想的。戒“酒色财气”尤其是“财色”，是贯穿《金瓶梅》的中心思想。前四首词与后“四贪词”在内容上的联系十分密切。超脱于“酒色财气”之外，就能达到“优游”、“随分”、“开怀”的人生境界，作者追求的正是这种超逸的境界。

这种因果关系在“四贪词”中表现得极明白。词的上半阙分别陈述酒色财气的祸害，下半阙分别讲戒酒色财气后得到的好处，后半阙与前四首词所抒发的潇洒自由的情致是完全相同的。为说明这种关系，今仅举《四贪词》中的“戒色”一首为例：

休爱绿鬓美少年，少贪红粉翠花钿。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　　莫贪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纸帐梅花独自眠”与前四首隐逸之词所表达的“数枝梅花”、“竹几藤床”的清幽境界，几无二致。将这八首词做统一考察，便发现了作者人生观的两个方面：

入世与出世，激愤与超逸。这两个方面又有其内在的因果联系，构成了作者人生观的主体内容：超脱贪恋“酒色财气”的苦恼，获得了无荣无辱、无忧、无虑、潇洒自由的人生。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应当特别指出，作者的道德观念没有完全超出儒学的范围，尽管道德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情化释了，但并未完全消失。

善恶观时常跳出来，评判是非，安排情节，并与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合二为一，赋予人物善恶有报的结局。

于是作者上述人生价值观念表达常采用三种方法：一是局外指点；二是“以淫说法”；三是施之于“因果报应”。

后两种方法读者都很熟悉，故置之不论。而“局外指点”则是多数研究者常常忽略的，所以不得不说几句。

局外指点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作者情不自禁地直接议论，如回首词与“看官听说”这类的文字，第58回写西门庆因苗青案而被曾御史弹劾，西门庆急忙派家人来保上京城仰求蔡京，接下来第49回回首词言道：

“宽性宽怀过几年，人死人生在眼前。随高随下随缘过，或长或短莫埋怨。自有自无休叹息，家贫家富总由天。平生衣禄随缘度，一日清闲一日仙。”

这显然是针对西门庆强取豪夺索取苗青赃银一事而发，态度不是激愤而是超然。象这类局外指点的回首词约有30多首，特别是全书最后几回，局外指点文字出现得愈加频繁。

二是借正面人物的言行指点因由，预示未来。如吴神仙相面，为西门庆看病，任医官为李瓶儿、吴月娘、西门庆诊脉等。

吴神仙为西门庆的两次看病典型地表达了作者的劝诫思想。吴神仙初次见西门庆，说他“八字中不宜阴水太多，不出六六之年，主有呕血流浓之灾，骨瘦形衰之病”，“生平造化皆由命，相法玄机定不容”。

意在点明贪色必致败家亡身，劝诫之意甚明。可惜西门庆仍执迷不悟，吴神仙前脚刚走，便与潘金莲“兰汤午战”起来。

最后一次吴神仙为西门庆诊脉又说道；“官人乃是酒色过度，肾水竭虚，是太极邪火聚于欲海，病在膏肓，难以治疗”。并随即赋诗八句：

“醉饱行房恋女娥，精神血脉暗消磨，遗精溺血流白浊，灯尽油干肾水枯。当时只恨欢娱少，今日翻为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

煊赫一时的西门庆不听劝告，终致纵欲过度而死。至此我们看到局外指点与“以淫说法”合而为一了。

对于作者这种创作心态，欣欣子似乎已朦胧地意识到了。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

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稀）”。

欣欣子慧眼独具，意识到化解“七情忧郁”，疏导情欲，有益人生，正是全书创作之用意所在。

他依据化解七情的能力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显然，在他看来，他的朋友笑笑生是位“上智之士”，以普救众生的善心来帮下焉者化情导欲。“明人伦，诫淫奔，分淑匿，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

欣欣子上述见解与笑笑生在《词曰》与《四贪词》中表现的创作心态是基本吻合的。这也反过来证明我们上述分析绝非无稽之谈。

至于作者所要表达的理想是什么呢？我们以为“笑笑生以生命哲学为核心，融纳儒道释思想，意在寻求一种既利己，又利他，乐身却不伤身，既要今世享乐，又希冀来世善报的自在、快乐、幸福的人生”[6]。

本文作者 许建平 教授

注释：

①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

②张远芬《〈金瓶梅〉与鲁南方言》，《明清小说研究》，1986年第2期。

①[明]兰陵笑笑生著，白维国，卜键校注，《金瓶梅词话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第17页。

②[清]张竹坡《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齐鲁书社1991年第35页。

①许建平《〈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探讨人生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4期。

①许建平《〈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探讨人生的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4期。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载于《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卷）1998年第10期全文转载。后收于《许建平<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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