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背景历史（西安事变概述）

踏破璀璨的历史长空，瞭望星辉里斑驳的流光闪烁，千年的风霜，冻结了多少英雄传说，那古今横贯的天地长线，串联着生命最初的力量，带给人惊奇，带给人追忆，那历史的浩繁画卷，是永不老去的心灵天宇!

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进犯，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蒋介石仍坚持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加紧进攻陕北的红军。当时在陕北的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即第十七路军），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结束内战，共同抗日，对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早在1935年12月，汪锋被毛泽东派往西安会见杨虎城。杨虎城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解救广大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远大抱负，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北平局也有联系。因此，他见到毛泽东的信后非常高兴，从内心里赞同共产党的政策，对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作战的反动政策十分不满。1936年，双方经多次协商后，达成了四项合作协议。不久，杨虎城即按协议设立了交通站，帮助中国共产党购买所需物资，方便同中共人员的往来，共产党派张安彬为驻十七路军代表，杨虎城任命他为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

　　争取西北军的同时，中共把争取东北军作为工作的重点，因为东北军在西北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是由于其数量大，当时，陕甘宁苏区周围有敌军173个团，其中东北军就占有60个团；二是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同时又是国民党军的副总司令，在国民党军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由于东北军是在东三省沦陷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迫撤进关内，将士怀念故土，强烈要求抗日，收复家园，他们从心里都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东北军的工作。

　　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强令东北军对红军进攻。1935年10月到11月，东北军在对红军的作战中，连战连败，被俘近万人。红军对被俘者不杀、不辱，愿留的，分别留任职位；愿回的，一律发给路费；负伤的，同红军伤员一样治疗。

　　1936年1月上旬，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67军619团团长高福源，经过中共的思想工作，接受了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回到洛川后，他规劝张学良、王以哲联共抗日。此时的张学良，正处于彷徨之中。“九一八”事变后，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丢掉东三省，大军一撤千里，被国人斥为“不抵抗将军”。年轻有为、满怀抱负的他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东北军流亡关内后，全军上下一致呼吁“打回老家去”，身负国耻家仇的张学良也希望回师东北，报仇雪恨。但蒋介石偏派他攻打红军。

　　战场上，东北军毫无斗志，连连失败，损兵折将，官兵怨声载道。张学良异常苦闷。1935年10月，张学良趁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专程到上海看望了他的好友《新生》主编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将领李原。他们都反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主张抗日。他们的意见对张学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对红军的政策和苏区的状况毕竟了解不多，经过高福源一番慷慨陈词，张学良深受感动，表示愿意和中共联络谈判。

　　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后，两人非常高兴，当即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洛川，进行接触。1936年1月17日，李克农抵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商谈，张学良表示愿为国防政府奔走游说，并与红军各守原防，互相通商。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采取主动姿态，于1月25日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合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表示红军愿意先同东北军联合，作抗日先锋。

　　1936年8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抗日联军的设想，在西北地区实现了。

　　蒋介石对西北局势的变化非常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飞往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调集260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军大举围攻。他还准备撤换张、杨，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派胡宗南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的联系。这年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多位将领聚集西安，战争一触即发。

　　张学良对蒋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曾多次规劝蒋介石。12月7日，张学良又痛切陈辞，恳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蒋介石勃然大怒，拍着桌子痛斥张学良，骂他年幼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高喊“你就是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停止剿共”。二人不欢而散。随后，杨虎城又劝说，又被蒋严辞拒绝。张、杨见蒋不可救药，开始考虑“兵谏”。

　　12月9日，西安万余青年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蒋介石严令特务军警镇压，学生群情激愤，准备前往华清池向蒋请愿。蒋介石令张学良派军镇压，如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张学良乘车到场劝说学生。群众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群众的悲愤呼号，不畏死亡，激发了张学良的爱国热情和勇气，他流着热泪对学生恳切地说：“诸位放心，一个星期之内，我必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群众回去后，张学良直奔杨虎城处，开始商谈捉蒋的计划，下定决心“兵谏”。

　　张、杨二人经具体部署后，商定东北军负责到临潼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在西安城内的蒋系军政要员。经过周密策划后，行动开始了。12月12日晨5时许，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久率一个连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激战。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出逃，翻墙时跌伤脊椎骨，躲到骊山一块大石后，捉蒋部队立即搜山，在草丛中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捉到，将他解至西安新城大楼。同时，西北军也展开行动，在军官训练大队副队长赵寿山的带领下，将南京军政大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等数十人活捉，拘禁在西安招待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张、杨通电全国，申明“兵谏”的目的，提出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反响强烈，各界爱国人士对张、杨的爱国行动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帝国主义国家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态度各异。日本政府阴谋制造大规模内战，从中渔利，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英、美的在华利益，因此，英、美等国反对日本独占中国，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杨对事变后纷乱复杂的形势无所适从，他们迫切盼望中国共产党派代表来商讨解决事变的办法。

　　12月16日，应张、杨的邀请，周恩来、秦邦宪等到西安，与先期抵达的叶剑英会合后，前往参加谈判。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逼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转告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肯定和支持，对他们说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爱国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在华利益的冲突，是有可能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日的。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实现全民族抗战，否则，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就可以释放他回南京。这样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的精辟分析，坚定了张、杨逼蒋抗日的决心。

　　23日，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最后达成了六项决议。达成协议后，蒋介石以“领袖人格”担保，不做书面签字，提出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西安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表示同意。和平谈判获得初步胜利。25日下午3时半，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直奔西郊机场，同蒋介石一同飞回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

　　周恩来与中共代表团在经历二个多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后，终于争取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民党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破产。国共两党从此开始了共同抗日之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当时扭转时局的关键，它使长达10年的内战基本结束，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局面，国共两党有了新的合作，并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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