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新启蒙运动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个人主体意识的启蒙来自于文化艺术领域内兴起的“新启蒙运动”的推动。

“新启蒙运动”最早来自于“新启蒙主义”思潮，随着思潮慢慢转变成知识分子要求进行激进社会改革的运动后，“新启蒙运动”才开始兴起。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邢贲思撰写的《哲学的启蒙与启蒙的哲学》，文中提出‘新启蒙运动’的概念，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反对‘四人帮’的蒙昧主义，发出官方媒体恢复启蒙话语的信号”这是“新启蒙运动”一词首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单一政治纬度不同，“新启蒙运动”从更为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来呈现新时期的时代精神状况。

它以“人的自觉”为理念，以“人的现代化”为终极目标，反对封建和愚昧、反思“文革”所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呼唤真善美人性的回归，清算极权主义的文化专制，确立人道主义的文化政治内涵等。

“新启蒙运动”对带有封建专制意味、泯灭人性、消灭主体的革命话语的彻底清算与对充满人道主义主体性表达方式的建构，使得“个人”重新被发现。

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表现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共名的传统开始被抛弃，开始转向新时期的无名。

创作由反映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向对人本身的思考上回归，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都体现着这一转变。

这一时期，上影厂女导演的创作也受到“新启蒙运动”影响，不少作品中都表现出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人道主义的复归。

例如黄蜀芹的《童年的朋友》，影片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为背景，但全片并未直接呈现战争场面，而只将镜头聚焦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及人物情感的沟通。

影片以班长与田秀娟、罗姐三人之间的复杂情感故事为主线，冲破了以往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忽略表现人的叙事传统。

以三个人的情感悲剧、命运悲剧反衬出战争的残酷。以散文化的叙事手法、诗意化的电影语言表现出战争中的人性美。因此《童年的朋友》里的人物不再是“十七年前电影”中的工具性角色，而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

武珍年的《假女真情》通过充满戏剧性的“寻女”故事将“假女儿”的“真感情”呈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影片通过对传统伦理故事的结构与呈现，赞扬了尊老、赡老的优良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影片通过对王玉娟、王福寿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表现了文革后社会各界对真善美人性的普遍呼唤，展现了新时期人道主义的复归。

卢萍的《阿福哥的桃花运》是一部带有浓厚市井气息的喜剧片，讲述了大龄青年阿福坠入桃花运，同时被四位女性簇拥的故事。

阿福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并非他多才或长相帅气，而是因为其乐于助人的美好品质。导演通过对阿福形象的精心塑造及“好人好报”叙事范式的遵循，表达了新时期人们对美好人性的呼唤。

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是文化艺术领域的“新启蒙运动”，二者都对上影厂女导演的创作热情及其创作成果产生着重要的催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