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洋务思想从何而来（洋务思想中上对古三代崇拜的理学基础有哪些）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以宋学为立身之本，而对于清代汉学极为重视的训诂文字之学，他认为其重要性要排在性命之学后面。

在教育曾家子弟时，曾国藩首先要求曾家子弟遵守礼仪规范，砥砺品节，之后才要求他们学习训诂文字之学，曾国藩认为宋学中的义理之学是儒家各种治学路径的基础，词章、经济之学都要以践行圣人义理为根本，在其晚年所作的《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他还要求直隶学子“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

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义理之学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文字、训诂之学。曾国藩对于宋学中“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十分推崇。咸丰元年(1851)，他在给罗泽南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当时士大夫避谈国政的鄙视和自己渴望“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对于儒家推崇的上古三代圣王。

曾国藩也将其视为自己修身养性的模范，正是宋学中蕴藏着的“回向三代”的儒家政治理想给予了曾国藩巨大的精神动力，使曾国藩能够在清王朝濒临崩溃之际力挽狂澜，以一介书生的身份统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

曾国藩能够成就一番历史功业，离不开宋学中那一套修身养性的功夫。在北京作翰林期间，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了十二种功课，并坚持每日完成，内容包括“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客观来讲，曾国藩本人并不算聪颖，他年轻时也曾饱尝科场失意之苦，但是曾国藩却将宋学中的修身功夫做到了极致，他做事能够持之以恒，将宋学中格物致知的精神贯彻到了读书、做事的方方面面，可见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治学、做事等方面做到锲而不舍，其原因就在于他对儒家“回向三代”、“致君尧舜”等政治理念的笃信。

虽然曾国藩以宋学为安身立命之本，但是他并非对汉学弃而不用。曾国藩认为文字是上古三代圣王用以载道的重要手段，要想领悟先王之道，非得从文字入手不可。曾国藩作为一名笃信宋学的士大夫，对于汉学中的考据、训诂之学并没有一概否定，他真正厌恶地是乾嘉以来汉学界证伪古书的学术趋向。

曾国藩反对的不是汉学，而是借助汉学的考据、训诂、证伪功夫来攻讦宋学，因为宋学中的君臣之义、三纲五常乃是维护中国专制政权运作的思想基础，如果宋学的经典被汉学家证伪，那宋学所要维护的价值观岂不也是岌岌可危了吗？所以曾国藩对于乾嘉以来学术界大兴证伪之风深表忧虑。

对于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汉宋之争，曾国藩主张两者调和，他坚决反对汉宋两派互相攻讦，曾国藩对汉学与宋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中不难看出他调和汉宋的努力。在治学方面，曾国藩兼采汉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士林做出了典范。从学理层面来看，曾国藩认为儒学发展史上的“尊德性”与“道问学”这两大方向并不是对立的，他主张学者应该兼修汉宋，既要掌握儒家义理，又要掌握训诂、考据，不能将两者简单对立起来。

曾国藩晚年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了“以宋学为基础，兼采百家之长”的思想特点，而宋学中“致君尧舜”、“回向三代”的现实政治关怀使得曾国藩较早地接纳了西学，并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所以曾国藩对上古三代的崇拜心理对其洋务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重臣，年轻时深受湖湘理学的影响，他的理学思想是以宋学为主，同时重视经世之学。儒家典籍中对上古三代历史的美好记载同样对左宗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左宗棠能成为洋务运动在地方上的重要推动者，也与他对上古三代的崇拜思想有关。左宗棠自中举人后便在科场之上再无斩获，这种经历使得左宗棠对科举考试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所以他对当时士大夫沉溺于科场的风气极为不满。左宗棠对于科名的看法虽不免有意气之见，但是也部分反映出了科举制压制人才以及汉学异化后空疏无用的事实。

左宗棠作为一名传统儒家士大夫，对于宋儒所维护的伦理纲常十分笃信。与曾国藩一样，他在教育自家子弟时，坚持把宋学中的义理之学置于各科之前。在任两江总督期间，左宗棠专门拨款成立南菁书院，这所书院坚持以宋学为书院教育的根基，同时兼习天文、算学等学科，左宗棠创办南菁书院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江南士大夫迂腐、空疏的学风。

清初以来，学界大兴实学，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更是将这股考据之风推向高潮，当学界将证伪、考据的矛头指向儒家经典时，自然就引起了坚守儒家价值观念的士大夫们的不满。左宗棠深受湖湘理学的影响，对于学界考证古书，肆意攻击儒家经典的做法大为不满，与曾国藩一样，虽然左宗棠尊崇宋学，但他对汉学并非彻底否定，他也承认汉学中的文字、考据、训诂之学是读懂经书的必备学问，他反对的是学者沉溺于训诂、章句之学而不理世事。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本想避居乡间的左宗棠被湖南巡抚骆秉章征召，在与太平军的对战中，逐步成为清廷倚重的一员大将。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左宗棠之所以能挺身而出，离不开宋学中“传道报国”精神对他的影响，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左宗棠心中是有一种卫道情节的，而他要捍卫的“道”，就是宋学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之道统。

左宗棠早年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受湖湘理学的影响较大，这使他形成了关心时政、经世致用的思想风格。左宗棠出山之前，一直将《皇朝经世文编》作为自己的枕边书，魏源、龚自珍等经世派士大夫的著作还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左宗棠的决策，左宗棠的理学思想深受宋学影响，所以其洋务思想中也带有“回向三代”的上古三代崇拜色彩。左宗棠较为开明的学术观点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使得他较同时代的官僚士大夫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宋学中“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又使得左宗棠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带领湘军收复新疆。

洋务运动期间，洋务运动在地方上的领头羊非李鸿章莫属。虽然李鸿章少年得志，二十四岁就高中进士，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使得李鸿章早早便奔赴地方组建团练，加之李鸿章热衷于功名晋身之道，所以他在理学方面并无太多建树。但李鸿章少时曾跟随曾国藩求学，后又入曾国藩幕府，所以曾国藩的学术思想对其一生都具有重大影响。

在跟从曾国藩求学期间，李鸿章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李鸿章自称“鸿章少从公问学，又相从于军旅”。李鸿章为游酢、吕大临从祀文庙的事情专门上奏朝廷，足以证明他对宋儒的尊崇之情和他“尊宋”的学术取向。虽然李鸿章重视西学，但他毕竟是一位深受宋明理学熏陶的官僚士大夫，所以李鸿章非常迷信宋明理学对人的教化作用。

李鸿章早年曾于曾国藩幕府之中任事，对于曾国藩以宋学教化湘军士兵的手段并不陌生，他麾下的淮军便照抄照搬了湘军的治军方法，当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时，他又将这套封建军队的治军策略用于武备学堂的教育之中。在创建北洋武备学堂时，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生除了学习西方军事知识，还要学习经史知识。北洋武备学堂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极为重视。

李鸿章注重武备学堂学生的经史教育主要是为了防止学生在西学中迷失忠君、保卫清廷的方向，由此可见，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依然没有摆脱宋学对他影响，他办理洋务以图自强的目的乃是为了维护宋学中的伦理纲常。

李鸿章作为一名实干家，对于汉学中的文章考据毫无兴趣，他认为士大夫为应对科举考试而苦心钻研的“试帖小楷”对于挽救时局毫无益处，李鸿章认为士大夫应该以西洋科技为学习重点，甚至主张读书人以西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学，为了改变空疏无用的学风，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他建议专门开设洋务一科来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由于保守派的反对，李鸿章的这些建议并未实行。

另一方面，洋务派选派幼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却得到了清廷批准，李鸿章对这些尚未成年的孩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希望这些幼童能够以西学为身心性命之学，将来学成归国后能一扫士大夫沉溺于帖试之学的积习。李鸿章以西学作为身心性命之学的主张表明李鸿章的旧学根底乃是宋学，他对西学的采纳又反映出了李鸿章理学思想的经世色彩。

虽然李鸿章于学术方面并无太多造诣，但是宋学对其一生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学中“回向三代”、“致君尧舜”的经世思想是他推行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动力。李鸿章将泰西各国的富强归功于他们视科学技术为身心性命之学，这种看法比起守旧派官僚盲目排外的主张虽更具进步意义，但相比郭嵩焘，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并没有涉及政治制度的改革，这也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最终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