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诗人的洞房(文学家的婚礼)

作者:李玉辉(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清朝诗人的洞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清朝诗人的洞房(文学家的婚礼)

清朝诗人的洞房

作者:李玉辉(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仪式感是人们内心对一件事情郑重的外在表现。婚礼可以说是人生仪式中最为繁复而又最为简单的仪式,因为它将开启漫长的家庭生活而繁复,又因为它的内核是爱情而简单,因为相爱而走入婚礼的“殿堂”,一切都变得简单了许多。

闻一多虽然主张恋爱自由,但是婚姻却是父母之命。据闻黎明的《闻一多传》,婚前,闻一多提出三个条件:“不祭祖、不对长辈行跪拜礼、不闹洞房”。傍晚,婚礼前,闻一多还抱着书籍不放,直到家人几番催促才穿着起来。“花轿到了,喜炮齐鸣,喇叭吹奏,闻一多与高真在堂前行鞠躬礼。”一场新式婚礼就这样完成了。这竟然促成了闻家后来婚仪改革的一种定制。

胡风和梅志的婚礼十分简单,他们的婚姻是从租住的一个小房间开始的。1933年12月25日,胡风和梅志在上海一间约12平方米的三楼小屋内开始了新生活。屋内家具简单,有一张旧书桌,是从房东那里借来的。只有一张床、一张方桌和四个圆凳是自己买的。“只有房间的墙壁,原来又脏又晦色,梅志爱清洁,觉得太不雅观,特去买来一些浅蓝色的薄光纸糊在墙上,顿使房间焕然一新,显得幽雅亮堂,有了点儿‘新房’的气氛。”一整理,一个整洁、简单的小家就成了。从此,他们相濡以沫、互爱互敬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

说起简单来,汪曾祺和施松卿的婚礼恐怕可以与胡风和梅志的比上一比。汪曾祺与施松卿相识于西南联合大学,施松卿因为当时身体较弱,经常生病,被人称为“病美人”。施松卿十分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华。其时,汪曾祺也只不过是个落魄青年,1946年在上海没有得到工作机会,甚至一度想自杀。当沈从文得知汪曾祺的遭遇时,去信将汪曾祺大骂一通:“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枝笔,怕什么!”汪曾祺由此才稍加振作。汪曾祺和施松卿结婚时,确乎异常简单,他们来了一次北京一日游,先后去了天安门、故宫、北海公园、王府井,中午在北海公园一家小饭店各自吃了一碗面条,晚上则兴高采烈地向沈从文和张兆和宣布:“我们结婚了……”

语言学家赵元任与杨步伟的婚礼也相当简单,几无仪式,只是在同学胡适的劝说下,才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在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精致小巧住宅里”,杨步伟赵元任请了两位朋友,杨步伟烧了“四样适口小菜”,四人“吃了一顿精致晚餐”。茶后,在胡适和朱春国小姐的见证下,赵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于是,婚礼就完成了。赵元任和杨步伟收到的第一份新婚礼物则是一本胡适注解的《红楼梦》。此外,他们只收两种例外贺礼,“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例外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在国内结婚固然好,有时候不得已只能在异国结婚。冯至与姚可崑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然后订婚,经过了六年,才终于迈进了神圣的婚姻。他们讨厌世俗的结婚仪式,最终,在1935年7月20日,于巴黎的一座名为山东饭店的中国餐馆举行了一个小型婚宴,约八九人,由冯至的老师张凤举先生作主婚人和证婚人,甚至兼任家长代表。就是如此简约的婚礼,让他们走入了相伴相守的婚姻。后来,冯至常对妻子说:“我越倒霉,你对我越好,我一帆风顺,你就看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是啊,婚姻不就是艰难困苦中的相濡以沫吗!

诗人穆旦和周与良的婚礼与冯至和姚可崑的一样,也是在异国他乡举行,也非常简单。1949年,穆旦和周与良两人都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求学,穆旦在攻读硕士学位,周与良在攻读博士学位。是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史逊维尔举行结婚仪式,据周与良后来回忆,“结婚仪式很简单。在市政厅登记,证婚人是杲良和另一位心理学教授。我穿的是中国带去的旗袍,良铮穿的是一套棕色西装。一般正式场合都要穿藏青色,他不肯花钱买,就凑合穿着这套已有的西服。杲良订了一个结婚蛋糕。参加仪式的还有几位他的同事。我们住在大西洋岸边的一个小旅馆一周,然后返回芝城”。由于生活不富裕,穆旦连正式的西装也没有买。当时,穆旦在芝加哥,住的是地铁旁的小房间,吃的是炼乳、面包、花生酱,水果也吃最便宜的橘子、葡萄等。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中,两人走在了一起。

巴金和萧珊的婚礼也算是相当别样,他们来了一次战时大后方的“旅行结婚”。1944年5月初,巴金让李济生将“旅行结婚”的通知分送给桂林的亲朋好友,然后离开桂林前往贵阳。5月8日,巴金、萧珊来到贵阳南郊花溪镇的一座西式建筑——“花溪小憩”旅馆。在这个幽静的花园洋房里,没有酒宴,没有任何婚礼仪式,一个年近不惑,一个尚未而立,相知相恋8年的恋人终于结成夫妻。后来巴金回忆:“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夹菜、碰杯,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这对新婚夫妇是幸福的,他们“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

比起以上诸位先生的婚礼,钱钟书的婚礼就相当繁复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婚礼既有西方的礼仪,也有传统的形式。而且在杨家和钱家分别举行了婚礼,可谓相当前卫。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举行婚礼,仪式采用西式。杨绛穿婚纱礼服,有花童提花篮,有花童提拖地长纱,钱钟书着黑色礼服。还有现代的乐队演奏结婚进行曲。新郎新娘行鞠躬礼,互戴戒指,并在结婚证书上盖印。主婚人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宾客中有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有尚未成为夫妇的诗人陈梦家和翻译家赵萝蕤。当日下午,钱钟书与杨绛又在钱家举行了一次中国的传统婚礼。进门,放双响爆竹、百子爆竹。会亲,给钱基博夫妇等叩头。然后,给家祠祖宗叩头。最后,吃“团圆饭”。晚上,还有酒席。这一通下来,新婚夫妻竟然累病了,杨绛后来写道:“钟书和我都折腾得病了。钟书发烧病倒。”看来,婚礼还是简单点好啊。不过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生活确乎简单、幸福。

婚礼或许可以简单,或许可以繁复,但总归不过是一种仪式,重要的还是婚姻生活的幸福。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0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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