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三大原因(西安事变中的未解之谜)

西安事变三大原因(西安事变中的未解之谜)(1)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海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份电报是通知红都保安中共中央的,但这份电报究竟是谁发的却是个谜。

目前可以看到的相关电报档案有6份。

第一份是刘鼎的。“当天零时,一切布置妥当之后张学良才告诉中共派驻东北军联络代表刘鼎,要他即刻电告陕北的中共中央:‘我已发动捉蒋,请予支持。’”

第二份也是刘鼎的。“刘鼎12日同样于凌晨5时根据张学良的要求通报中共中央,说明‘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

第三份电报是张学良的,表示欲与中共联合行动。但其实是刘鼎所发。

第四份是东北军67军军长、秘密党员王以哲的。

王以哲作为张学良的主要心腹、西安事变的核心成员之一人们都比较了解,但知道他是中共秘密党员的却不多。这一秘密的公开,起自王以哲女儿对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的询问:王以哲是不是党员?罗青长请示叶帅,得到了叶帅的肯定回答,并作了正式记录,肯定了王以哲的党籍。王以哲入党的时间在1936年5、6月间,“经叶剑英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数百份王以哲与保安双方的往采电报。

第五份电报是刘鼎的,发于12日12时。

第六份是王以哲的,发于12日13时。

从时间顺序看,刘鼎的电报应该是最早发往保安中共中央的。但刘鼎的回忆具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一是张魁堂根据刘鼎70年代末的笔记所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一是刘鼎的谈话《谈西安事变》。

在笔记中,刘鼎说张学良告诉他事变决定时已过12点,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住所去发报,而是在张学良处发的报,“凌晨2点多,彭绍坤接通了保安中共中央电台。搜山寻获蒋介石后,张学良又让刘鼎给中共中央发出文寅电”。

而在谈话中,刘鼎肯定地说:“12月12日0时,张学良告诉我紧急行动的消息,我一分钟都不敢耽搁,赶快向中央发报,但此时停电了,我就从金家巷走到南院门电料行买电池,电池买回时,蒋已被抓到了,我即把这个消息发报出去。”

刘鼎最初身份是中共中央常驻东北军的代表,后来变成了联络员,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中认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在张学良身边原有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王明等人此前已两度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对刘鼎出狱及被捕后的表现提出怀疑,坚持不应让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受到了怀疑的刘鼎同时也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甚至在事变即将发生的几天时间里,张学良一次也没有找过刘鼎……对于西安城里紧锣密鼓地秘密酝酿着的军事政变活动,刘鼎几乎毫无察觉。”直到11日中午,刘鼎才第一次感到西安东北军上层的气氛有些不正常。

还应指出,当时李克农交给刘鼎的两套密码,可能并不是用来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络的,而是需要通过军委二局曾希圣的电台中转的。《党的文献》曾经载文,指出刘鼎的电台必须“经曾希圣台中转”。

由此看来,刘鼎其实不是西安事变的核心知情者,因此不可能成为事变后最早向中共中央报告的人。

对于毛泽东收到关于西安发生“兵谏”的第一份电报,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最权威的应该是《叶子龙回忆录》:“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机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件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当年的机要员童小鹏在“目睹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回忆文章中证实了叶子龙的回忆。

西安事变三大原因(西安事变中的未解之谜)(2)

关于西安事变时中共中央得到的第一份电报只有3个人亲眼见过,除了译电员和毛泽东,就只有叶子龙。但叶子龙得到的第一份电报并不是上述目前可以看到的几份电报。那么,叶子龙所回忆的电报究竟是谁发的?

该电报是直接发给毛泽东的,又使用了言简意赅的文言文,单是“兵谏”两字,不仅高度浓缩了即将发生事变之内容,也更策略地界定了事变的性质,而且还使得“电报不长”。可以认为拟定电报之人不仅在中共中央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越过周恩来直接致电毛泽东,而且还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又了解毛泽东与叶子龙的古文能力。发出的电报要让叶子龙“看不太懂”,非高手不成。比如10月29日,叶剑英就把重要情报用文言文的电文报告毛泽东:“有主驻蒋说”,意思就是有人想捉蒋。据《杨尚昆回忆录》中说:“中央派叶剑英为代表到西安去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有一次叶剑英回来汇报,谈到张学良曾说,他想不让蒋介石在西北留这么多兵,张在说这话时还无意间露出一句:‘必要时进行兵谏。’听了这话,我觉得有点惊讶,但当时没想到他真会把蒋介石抓起来。”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共中央高层界定尚未发生的西安事变为“兵谏”的最早回忆。必须指出的是:这句话纯系叶剑英转引张学良的意思,并非原话,因为张学良直到事变发生时,无论在电报还是讲话中,丝毫没有“兵谏”这一极其高水准的政治概念,更何况张学良在事变前后给中共中央的众多电报中,根本不承认自己的捉蒋行动是什么“兵谏”。

综上所述,虽然还无法确认最早向保安电告西安事变的发报人,但可以肯定这人决不是刘鼎、王以哲或者张学良。

(摘自《党史纵横》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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