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原因 魏晋南北朝版本学成就管窥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但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比较活跃，突出表现为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渗入。文化交融与学术思想趋于活跃，为版本学的孕育和成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一般认为，版本学正式确立于宋代，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版本学的最终确立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积累，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史无法跨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一、魏晋南北朝的同书异本现象

同书异本现象的广泛存在是版本学得以孕育和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文献生产方式的改进、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官私校书注书的兴起，以及图书剽窃、作伪等因素的影响，同书异本现象较之前代更加普遍。

纸虽在东汉就开始运用于书写了，但最初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简策仍是当时图书的主要形式。入晋以后，纸用作书写材料渐而普及。纸的地位的变化，使得文献生产复制变得更加容易，也加剧了同书异本现象的产生。这从文献记载就可以看出来，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大量出现“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古本”“俗本”“误本”等。因同书异本现象的大量涌现，版本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人们因版本选择之误，闹出来的笑话也不断，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载：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捐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颛顼”字，顼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1]

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也导致了大量同书异本的产生。早期佛经的翻译，主要是通过口授，也有一人传言、一人笔受的对译，翻译方法多为直译。经卷的选择没有系统性，随意性较大，且重复翻译较为常见，因而极易产生同书异本。这主要是因为“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2]至南朝梁释僧祐时，“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3]僧祐对佛经的同书异本现象多有记载，如卷七《又别剡西台曇裴记》云：“此经凡有四本，三本并各二名，一本三名，备如后列。其中文句参差，或胡或汉音殊，或随义制语，各有左右，依义顺文，皆可符同。所为异处，后列得法利、三乘阶级人数，及动地、雨华、诸天妓乐供养，多不悉备，意所未详。”卷八又载：“《放光》《光赞》，同本异译耳。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其年相去无几。”

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图片来自网络）

因同书异本的增多，“广勘异本，择善而从”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也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社会虽然动荡，但官私校书不断。任昉（彦升），乐安博昌人，《梁书·任昉传》称其“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王僧孺，东海郯人，亦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勘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媲美。阚骃，字玄阴，敦煌人，史载其“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十余卷。”[4]

与私家校雠相比，官方校书成绩更大。刘宋间，秘书丞殷淳（粹远）、谢灵运、王俭都先后在秘阁校订坟籍。齐沈约（休文）也曾在东宫“校四部图书”[5]。梁任昉（彦昇）任秘书监，时“秘阁四部，篇卷纷杂”，他“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6]。北魏孙惠蔚（叔炳）入东观，曾上疏请“臣今依前丞相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定本，广家推寻，搜求令足。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7]北齐天保七年（556年），诏令樊逊、高乾和、马德敬等12人校定群书。而要刊定众籍，必须广集众本。于是樊逊建议：

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閤，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8]

樊逊等通过借私人藏书来校订官府藏书，共得别本3000余卷，《五经》诸史的各种版本网罗无遗，堪为广罗异本的典范。

魏晋清谈场景（图片来自网络）

魏晋代汉，异端思想纷起，儒家独尊的地位岌岌可危。期间老、庄活跃，玄谈风行，辨言析理，清要为贵，表现为抽象的理论比较发达，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层出不穷。王弼、韩康伯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范宁注《谷梁传》、郭璞注《尔雅》《庄子》、韦昭注《国语》、徐广注《史记》等，是这一时期注疏家的代表，亦都考察异同，择善而从。如何晏（平叔）《论语集解》自序曰：“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之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9]晋末徐广（野民），东莞姑幕人。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作《史记音义》，多采异本，注异同。《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句，徐广注曰：“‘盟’，一作‘明’”，此为注异字例；再如有“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句，徐注云：“一本作‘《盘庚之诰》有颠之越之，商之以兴”[10]，此为注异文例。故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序》云：“（《史记》各本）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11]

南北朝间因注书而事校雠的，以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裴骃撰《史记集解》、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代表，也是广集诸书，参研同异，对异文、脱文、错字及讳字等有所说明。如注异文例，《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有“刚断英跱”，裴案：“‘跱’或作‘特’，窃谓‘英特’为是也。”《世说新语·文学》“孙子荆除妇服”条，有“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句，注：“一作‘文于情生，情于文生’。”如注误字例，《三国志·魏书·徐晃传》“今假臣精兵”，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12]《世说新语·赏誉》“王右军道东阳”条有“我家阿林”句，注：“‘林’应作‘临’。《王氏谱》曰：‘临之字仲产’。”如注脱文例，《世说新语·文学》“僧意在瓦官寺中”条有“僧意云：‘谁运圣人邪？”句，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庆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义。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论，特不近人情，犹疑斯文为谬也。”[13]裴骃撰《史记集解》，博采贾逵、服虔、王肃、杜预、韦昭、徐广等家注本及异文。如《宋微子世家》：“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史记集解》注曰：“徐广曰：‘一云‘于是家保’。’骃案：马融曰‘钦大夫称家’。”[14]以上注文中“或作”“一作”“诸本”“一云”等词，都是他们广勘异本的明证。

此外，因剽窃、作伪等因素，也导致了同书异本现象的产生。据《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第四》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15]郭象剽窃了向秀的成果，仅自注了两篇，其余只是定点文句，稍加改易而已。从文本内容看，向、郭两人的《庄注》实乃同书异本。又据《梁书·萧琛传》载，萧琛在宣城为太守时，“有北僧南渡，惟赉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僧曰：‘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皇太子命刘之遴、张缵、陆襄等人参校异同，刘之遴具陈异状十事，其大略曰：

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次《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16]

此所谓“班固真本”，据宋人王之望推断，当是伪本。由以上所举，可知当时的学术界对同书异本现象的关注已经非常普遍了。

二、魏晋南北朝的版本学成就

魏晋南北朝的版本学成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代表人物为梁释僧祐、北齐颜之推）：

第一、逐渐形成了版本学意义上“本”的概念。书籍称之为“本”，始见于西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17]但据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书之称本》认为：“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18]今人张舜徽先生也持此观点：“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说：‘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这话是对的。因根计数，起于卷轴。就卷子中的木轴而言，可以称根，也可称本。那末，‘版’的名称原于简牍，‘本’的名称原于缣帛是确无疑义的了。”[19]

“木下曰本”：“本”原指卷轴的轴头，因根计数之词

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汉时绝少以“本”指简策书（而简策是当时图书的主要形制）。如《汉书·河间献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并不称“先秦旧本”。现存《别录》佚文中也只有“中书”“外书”“臣向书”“臣参书”“大中大夫卜圭书”“射声校尉立书”“太史书”“太常书”等名称，绝不言及“本”字，而这些书大多是简策书。这更加证实了简策书在汉代并不称为“本”。可见，刘向“一人持本”的真实含义并非特指简策书的“底本”，而是以轴计数的“上素之书”。这在版本学史上至少说明，作为版本学意义上的“本”的概念在刘向所处的西汉时期并未形成。

佛教自东汉经西域传入，主要凭借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这为版本学意义上“本”的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触发机会。首先，因其跨越了地域、文字的界限，人们需要将那些用梵文写成的外文原本翻译成当时通用的文字，为了称呼的方便，于是产生了“梵本”“晋本”等概念。如《汉洛阳支楼伽谶》载：“先是，沙门昙果于伽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又《晋长安僧伽跋澄》载：“跋澄口诵经本，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受为梵文，佛图罗刹宣译，秦沙门敏智笔受为晋本。”[20]六朝时译经所依据的底本，也有一些并非梵文原本，而是已经转译成了西域某国的文字，如《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说：“西方写经，虽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国，往往有异。譬诸中士，犹篆籀文变体乎。”[21]这样便又有了“胡本”的称谓。需要说明的是，“梵本”“胡本”作为译经时所依的外文原本，类似于今天我们译书所称的原文底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作为一个版本名称来使用的，而且它们的使用在南北朝初期已非常普遍。据王子舟先生粗略统计，仅“梵本”一词在《出三藏记集》中就出现了不下80余处[22]。笔者对梁释慧皎《高僧传》做过类似统计，也有26处之多。其次，佛经译本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重复翻译比较常见，往往是前人译过，后人再译。这样从佛经的著述方式和流传过程，又催生了“正本”“异本”“定本”“前本”“旧本”等一系列版本名称。这些版本概念在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等佛教名著中使用非常频繁，比版本学界通常认为的最早讲究版本的著作——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还要早。以《高僧传》为例，其卷四《晋洛阳朱士行》载：

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既《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常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又有无罗叉比丘，西域道士，稽古多学，乃手执梵本，叔兰译为晋文，称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303年），支孝龙就叔兰一时写五部，校为定本。

又《高僧传》卷七《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载：

《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措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严乃梦见一人，形状极伟，厉声谓严曰：“《涅槃》尊经，何以轻加斟酌？”严觉已惕然，乃更集僧，欲收前本。

再《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经记第十》载：

又有支越字恭明，亦月支人也……亦云出此经，今不见复有异本也。

在其他南北朝人著述里，版本术语也不鲜见。如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九十七《北凉录四》有“经本”“初本”等概念：

昙无谶（原注：“无”一作“摩”，“谶”一作“懴”），本天竺人……时蒙逊据有凉州，自称为王，乃闻谶名，召与相见，接待甚厚。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通，欲请出经本。谶以未参土言，又无传译，恐言乖于理，不论即翻。于是学语三年，遍晓华言，方译初本，分为十卷。

《梁书·刘之遴传》中刘之遴提到了《汉书》“古本”，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更是提到了“误本”“俗本”“古本”“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等。这么多专有版本名称的产生和频繁使用，确系前所未有。这说明在南北朝时，由于文献的著述、流传方式的复杂化，使得同一文本的文献表现形式多样化问题日益严重，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异“本”同书的实质，从而促成了版本学意义上“本”的概念的形成。

第二、发展了西汉以来的善本观。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载，西汉刘德最早提出了“善书”的标准：就内容来讲，须是真本；就字体来讲，专指古文书籍；就时间来讲，专指先秦旧书；就著者来讲，皆“七十子之徒所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尚古。魏晋南北朝以来，善本观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纸张的广泛应用，书籍的生产呈活跃的状态，版本数量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政权更迭，战事频繁，公私藏书聚散无常，加上书籍在传抄过程中的眼讹手误，误本迭出。这一时期，文字内容没有错误或少有错误的精校本便成了人们追求的时尚，如北齐颜之推提出了“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的著名观点。他在《颜氏家训》大量列举了“俗本”“误本”的异文情况，说明了正本和旧本之可贵，如《书证》篇载：

《汉书》：“田肎贺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读班史，呼为“田肎”。梁元帝尝问之，答曰：“此无义可求，但臣家旧本，以雌黄改‘宵’为‘肎’。”元帝无以难之。吾至江北，见本为“肎”。

与刘德的“善书”观相比，南北朝人虽也尊视古本，但因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文教有限。据《隋书·经籍志》载：“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23]与汉代相比，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南北朝人的对古本的珍视程度有限，且并非一味地迷信旧本。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中就曾对江南旧本产生过怀疑：

《诗》云：“将其来施施。”《毛传》云：“施施，难进之意。”郑笺云：“施施，舒行貌也。”《韩诗》亦重为施施。河北《毛诗》皆云施施。江南旧本，悉单为施，俗遂是之，恐为少误。

这一时期人们的“善书”观是与其学术思想的变迁有极大关系的。魏晋以来，玄学大盛，儒学衰弱，清谈倾极一时。玄学家们以其追求个体自由的精神反对儒家名教、礼制的束缚。如阮籍曾辛辣地讽刺儒家所推崇的“君子”，用躲在裤裆里的虱子譬喻其伪善、猥琐。嵇康则更直接地菲薄儒家圣人周公、孔子乃至儒学经典《六经》，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注重的典籍是《老子》《庄子》和《易经》，对汉代以前的经学典籍不甚看重也是很自然的，如《颜氏家训·书证》记载了一则故事：

客有难主人曰：“今之经典，子皆谓非，《说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则许慎胜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应之曰：“今之经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说文》，皆许慎手迹乎？”答曰：“许慎检以六文，贯以部分，使不得误，误则觉之。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从意，何况书写流传耶？比如《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皿蟲”为“蠱”，亥有二首六身之类，后人不得辄改也，安敢以《说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专以《说文》为是也，其有援引经传，与今乖者，未之敢从。

由此看来，颜之推以“不得误”“与今乖者，未之敢从”为其善本观，而那种只“存其义而不论其文”的经典则是不受欢迎的，这在版本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梁释僧祐和《出三藏记集》

第三、从理论上探讨了经籍整理过程中广罗异本的重要性。梁释僧祐，彭城下邳人，著《出三藏记集》（以下简称《祐集》），他在卷第十《十法句义经序第三》中称：

经之大例，皆异说同行。异说者，明夫一行之归致；同行者，其要不可相无，则行必俱行。全其归致，则同处而不新；不新故顿至而不惑，俱行故丛萃而不迷也。所谓知异知同，是乃大通；既同既异，是谓大备也。以此察之，义焉廋载！

有其理论作指导，在实践中他尽可能地广搜异本，如整理《菩萨善戒经》时，先是查看旧录，得知有七种异本，然后搜罗众本，对其篇卷进行了仔细比较，断其正误。据《祐录》卷第九《菩萨善戒菩萨地持二经记第四》载：

祐寻旧录，此经十卷，是宋文帝世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经文云，此经名《善戒》，名《菩萨地》，名《菩萨毗尼摩夷》，名《如来藏》，名《一切善法根本》，名《安乐国》，名《诸波罗蜜聚》，凡有七名。第一卷先出优波离问受戒法，第二卷始方有“如是我闻”，次第列品乃至三十。而复有别本，题为《菩萨地经》。检此两本，文句悉同，唯一两品分品、品名，小小有异，义亦不殊。既更不见有异人重出，推之应是一经。而诸品乱杂，前后参差。《菩萨地》本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有八品。未详两本孰是三藏所出正本也。

又《菩萨地持经》八卷，有二十七品，亦分三段：第一段十八品，第二段四品，第三段五品。是晋安帝世，昙摩谶于西凉州译出。经首礼敬三宝，无“如是我闻”，似撰集佛语，文中不出有异名。而今此本或题云《菩萨戒经》，或题云《菩萨地经》，与三藏所出《菩萨善戒经》，二文虽异，五名相涉，故同一记。又此二经明义相类，根本似是一经，异国人出，故成别部也。并次第明六度，品名多同，制辞各异。祐见《菩萨地经》一本，其第四卷第十《戒品》，乃是《地持经》中《戒品》，又少第九《施品》，当是曝晒误杂。后人不悉，便尔传写，其本脱多，恐方乱惑，若细寻内题，了然可见。若有《菩萨地经》阙无第九《施品》者，即误本是也。

颜之推和《颜氏家训》（元刻本）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初仕南梁，后投北齐任黄门侍郎，再入北周为御史大夫。隋初东宫太子召为学士，曾自叹一生“三为亡国之人”，著有《颜氏家训》《证俗音字》等。他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慨叹：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为版本考证在校雠学中争取了一席之地，功莫大焉。他在实践中特别注意考察异本异文问题，并能断其误。他在《颜氏家训》里就多次提到“江南本”“河北本”“古本”“今本”“俗本”“见本”“传本”等多种版本，对其异文情况多有辨正。如《书证》篇载：

《后汉书》：“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守，凉州为之歌曰：‘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而江南书本“穴”皆作“六”。学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较者，所以班超云：“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宁当论其六七耶？

第四、萌芽了考订版本源流的思想。版本源流考订思想的萌发与佛经的整理有极大关系。佛经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主要依赖口译笔受的方式传播，但因译出多门，传承派别有异，再加上经文前后学说改易，各种译本极为混乱，因此有学者就萌发了追讨“正本”的想法。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汉族僧人朱士行，前文提到他“常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章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于魏甘露五年（260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24]这里所谓的正本，即祖本、原本的意思。魏晋以来，佛经翻译层出不穷，版本问题更加复杂。《祐集》卷第八《合维摩诘经序第十三》载：

盖《维摩诘经者》，先哲之格言……然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时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晋，有法护、叔兰。此三贤者，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开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殊人、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

针对“同本、殊人、出异”如此复杂的情况，晋释支敏度认为：

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批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25]

在没有梵文正本的情况下，如果偏执其中任何一个译本，都可能顾此失彼。但若要同时阅读和批注三个本子，则不胜其烦。于是支敏度选择支恭明的译本为母本（实则底本），以竺叔兰译本为子本（实则参校本），将同类性质的译文排列在一起，使之可上下对读异文，相互参照和补充，实际上就是以对校法在最大程度上逼近原本。支敏度提出的“万流同归，百虑一致”是中国古代版本源流考订思想的最早表达。《祐集》卷第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第一》又说：

新撰失译，犹多卷部，声实纷糅，尤难铨品。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是以校雠历年，因而后定。其两卷以上，凡二十六部，虽阙译人，悉是全典。其一卷已还，五百余部，率抄众经，全典盖寡。观其所抄，多出《四含》《六度》《道地》《大集》《出曜》《贤愚》及《譬喻》《生经》，并割品截偈，撮略取义，强制名号，仍成卷轴。至有题目浅出，名与实乖，虽欲启学，是芜正典，其为愆谬，良足深诫。今悉标出本经，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显，使沿波讨源，还得本译矣。

这里所谓的“沿波讨源，还得本译”是版本源流考订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第五、摸索出一套整理版本的方法。梁释僧祐为达到“万流同归”之目的，在整理佛经时通常总是选择一本为“母本”，他本以“子本”相从。如在整理《大比丘二百六十戒》时，有庐山竺僧舒许《戒》、昙摩侍所出《戒》和尼《戒》三本，各有异同。“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26]再如他在整理《首楞严经》时，有支越本、支法护本、竺叔兰本三个版本，“批寻三部，劳而难兼。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所定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所译者系之，其所无者辄于其位记而别之。”[27]对待三个不同的版本，僧祐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措施。之所以以支越本为母本，是因为“此一本于诸本中辞最省便，又少胡音，遍行于世。”僧祐还继承了前贤的存疑之法，不以一己之私臆断哪个版本是正本，而是“新旧两存”，以待来贤，这反映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如《祐集》卷第九《中阿含经序第八》称：

此《中阿含经》，凡有五诵，……若委靡顺从，则惧失圣旨；若从本制名，类多异旧，则逆忤先习，不惬众情。是以其人不得自专，时有改本，从旧名耳。然五部异同，孰知其正？而道慈愚意，怏怏于违本。故诸改名者，皆抄出注下，新旧两存，别为一卷，与目录相连，以示于后。将来诸贤，令知同异，得更采访。脱遇高明外国善晋胡方言者，访其得失，刊之从正。

颜之推还首创用金石文字作为版本校订的依据，如《颜氏家训·书证》载：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