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富有的上海人（民国上海街头最）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这座城市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上海”……

民国上海

从开埠以来，上海就是一座靠移民撑起来的城市。

开埠之后的上海，吸引了大批的移民。一方面，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广东、福建等外省移民，怀揣梦想来到上海生活。另一方面，来自英国、美国、法国、俄国、葡萄牙、印度、德国的外国移民，也纷纷来到这座城市冒险。

单单是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数量就很惊人。比如，1930年上海约有300万人口，其中大约有6万外国人。到了1942年，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达到了15万人，国籍不少于50个。

不管是外省移民还是外国移民，都成了百余年间上海建设和发展的主要力量。上海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祖恩曾写道：“所有在上海生活的人都可称为‘上海人’，因此不难理解许多离开上海的外国人将上海称为‘第二故乡’。”

所以，老上海是一座高度开放包容的城市，移民是这座城市的根基。这些移民中，有些辛辛苦苦干活，有些坑蒙拐骗做坏事，有些高高在上享受生活，有些则以欺负老百姓为乐……

上海租界的英国士兵

1934年6月，上海《良友》画报刊登了15张照片，其主题为“外国的上海”。这15张照片中，有马路上行走的法国水兵，有霞飞路上的土耳其浴室，有霓虹灯风车招牌的荷兰菜馆，有占据上海半数以上歌舞厅的白俄姑娘，有吴淞路上的和服日本妇女，还有在街头维持交通秩序的印度巡捕……

民国时期的上海，虽然外国人的比例并不算大，但他们却是高高在上的形象。谈到上海的租界，当时的报纸评论说：“管理权是在外人手里的，这在外人统治下的上海租界，操纵着上海的金融、运输、交通和商店里的一切。如此上海，房客的气焰把房东完全压倒了。”

大多数的外国人，都居住在租界，这是一个对普通上海人并不友好的地方。比如，街上的印度巡捕，就是租界街头最“横”的人。《法兰克福报》记者高德满曾写道：“（印度警员）手拿一根又粗又短的棍子，打起人来很是野蛮，中国人很怕他们，没事的时候，根本不敢走近他们。”

上海的印度巡捕是英国人带来的，他们大多是来自旁遮普邦的锡克族人。这些人身材魁梧、缠头巾、留大胡子，身穿青灰短裙蓝裤，不言不语，永远表情严肃。

英国人觉得，印度巡捕在香港的工作很出色，所以很自然地将他们带到了上海。从1884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就在印度招募人员当巡捕了，第一批被招募的一共16名锡克族人，第二年又增加了50人。

租界工商部招募来印度巡捕后，先对他们进行警务训练，之后教授他们英语和上海话。学成“毕业”后，大多数的印度巡捕，都上街进行交通管理工作了。清末有人记载，印度巡捕“面黑如漆，头缠红巾，即华人呼之为红头苍蝇是也。”

印度巡捕

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一般负责指挥交通和治安巡逻，他们身穿英国式紧身制服大衣，腰带中插着一把小刀，手里拎着棍子。大量的资料显示，当时的印度巡捕对待中国人很凶很残忍。

上海教育界人士周乐山，在1931年曾刊登文章，生动描写了印度巡捕的所作所为。周乐山表示，印度巡捕经常痛打中国的黄包车夫，更关键的是，黄包车夫根本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印度巡捕都能把他们抓来一顿痛打。有时候打人还不过瘾，印度巡捕就把黄包车的车垫拿走，这样车夫就不能挣钱了。为了拿回车垫子，黄包车夫只能哭泣哀求，十分可怜。

下面摘抄一小段内容，大家看一看就明白了：

有时巡捕老爷故意的恶作剧，将木棍向黄包车夫大喝一声：“去！”

但是，车垫被踏在巡捕老爷的脚下，车夫于是又哭丧着脸哀求道：“先生！先生！对不起！下次不敢，今天还没有拉着饭钱呢！”

哀求的生效与否，也要看巡捕老爷的高兴与否而定，有时将车垫一踢，喝道：“拿去！快滚！”

或者置之不理，于是车夫又哀求，又喝，又打……

尖厉的春寒之风，刮得巡捕们的头也有点往衣领里躲，而坚硬的木棍敲在骨瘦如柴的车夫手上，不敢躲缩，躲缩是反抗，所以只好硬受……

周乐山的描述十分生动，相信大家立刻能够想象到，印度巡捕欺负黄包车夫的场景。实际上，不仅是黄包车夫，还有街头小贩、报童、苦力、乞丐，绝大多数的上海底层百姓，都十分害怕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

要知道，大多数的“洋人”虽然骄傲蛮横，但很少在街头随便欺负中国人。影视剧里猖狂狠毒的“斧头帮”之流，可能会收保护费、开赌场、卖大烟，但上街对着底层老百姓撒泼耍横，还是不常见的。至于人人厌恶的地痞流氓，擅长坑蒙拐骗，却很少以欺负戏耍老百姓为乐……

总之，民国上海街头的坏人确实很多，但蛮横且光明正大欺负底层百姓的，印度巡捕应该能排首位。

印度巡捕

这些来到上海的锡克族人，在家乡并非底层穷人，他们主要是中层阶级，有钱有土地。但是，随着当地乡村经济的恶化，他们不得不远赴海外，打工挣钱，保持家族的地位。简单地说，这些印度人来上海，就是为了赚钱。

当时，公共租界的巡捕中，华人巡捕每月工资10元，印度巡捕则有15元。而且，印度巡捕的工资是逐年增加的，工作一年后每月增加1.5元，工作三年后，每月再加1.5元，工作7年后，每月共计增加4.5元。如果能工作满10年，就能获得1年工资的额外奖励，以及回到加尔各答的路费。

这样的收入水平，对印度人来说很有诱惑力。1880年上海只有17名印度人，到1915年就增加到了1009人，1935年达到了2431人。这些印度人中，有一小部分是妇女儿童，成年男人很大一部分都是租界巡捕。

印度巡捕的心里很明白，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维持秩序，更重要的是保护欧洲主人。《法兰克福报》记者高德满说：“警察在这里的功能，就是防止欧洲人被当地人伤害。欧洲人是上海的主人，因此警察根本管不住主人。”

在高德满的回忆中，租界的印度巡捕，如果看到欧洲人喝醉了，在街上大吵大闹，往往是悄悄站在街角，假装看不见。如果欧洲醉汉实在闹得太过分，会引起大麻烦了，印度巡捕会走上前去，保护性地扶住他，然后礼貌亲切地询问他住处的门牌号码，之后叫一辆黄包车将其送回家。更关键的是，他们还会记住黄包车的号码，过后会核实车夫有没有把人送到地方。

印度巡捕与英国巡捕

其实，印度巡捕一开始也是有脾气的，比如1897年，印度巡捕就出现了罢岗事件。当时，他们抱怨上级领导让他们下雨天训练，而且英国巡长在操练时辱骂印度巡捕，让他们实在受不了了。

英国人没有惯着他们，那些拒绝回去上班的59名印度巡捕，最终有15人直接被开除。英国人说：“如果下午4时仍不去上班执勤，（其他人）也将予以开除。”于是，事情得以解决，英国巡捕乖乖回去执勤了。

类似的事情在清末发生了三四次，英国人总是以开除等方式，最快速度平息了事件。民国时期，印度巡捕也许是知道了英国人的脾气，再也没有闹过事。

不敢在英国主子面前闹事，又远离家乡多年，印度巡捕多多少少心里很不爽快。所以，拿中国人出气成了常见的事情。1930年，德国记者基希在《秘密的中国》中，曾经有这么一段描述：“当一个锡克人在海关前面的人行道上巡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绕一个弯——没有人愿意被他疑心是图谋袭击……而这个就是上海的中国人憎恨印度巡捕的道理。”

黄包车夫

民国上海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移民让它充满了活力，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它的繁华与美妙。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就像那些可怜的黄包车夫一样，每天挣扎着生存，就为了挣点钱吃饭。灯红酒绿、夜夜笙箫，以及阔太太和大少爷的美好生活，连想都不敢想。

真正的民国上海，对于普通老百姓并不友好，影视剧里的“十里洋场”只是极少数上层人的乐园。现实生活中，多少人能够享受那些莺歌燕舞？

有人高高在上，有人卑躬屈膝，有人忍辱负重。还有一群印度巡捕，仗势欺人，让老百姓既憎恨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