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方式单一内容迭代困难（陶晶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

作者 | 陶晶

摘要

类文本研究拓展了传统的文本叙事交流情景，是文本研究的新方法。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研究成果，重点针对热奈特文本叙事理论和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之不足，修正类文本的概念和范畴，首次提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由此补充和发展热奈特叙事话语（文本）及其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以期为当代叙事新趋势提供与之匹配的理论框架，应用于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

关键词

共生叙事；类文本；文本；杰拉德·热奈特；叙事交流情景

0 引言

20世纪法国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叙事文本研究方面贡献突出，其《叙事话语》和《新叙事话语》中构建的文本形式批评体系，对现当代叙事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在叙事文本理论之后，热奈特又将研究对象从之前所关注的“文本（性）”转为“跨文本（性）”研究，1987年，以类文本①为研究对象的法文著作《门槛》（Seuils）发表，将类文本喻为进入文本的“门槛”，对“印刷成书中那些不属于文本正文，但却环绕在文本（正文）周围的那些仍然可以影响阅读的语言学及图案要素”［1］(P1)进行了专门研究，详细阐述了类文本的定义、分类、功能等问题，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标志着又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进入文学批评领域，影响着“读者的阅读和作品的接受”［2］(P120)。1988年发表的《普鲁斯特副文本》中，热奈特对类文本进行细化，根据语义和策略上的空间，标识出文本和非文本间的过渡区和交易区，并将类文本理论应用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乔伊斯《尤利西斯》等西方经典文本中，创造性地把文本边缘纳入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为分析小说叙事结构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3］(P39-40)然而，热奈特的叙事文本理论和类文本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一，虽然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很好地补充和扩展了叙事文本研究，但并没有将两种理论融合形成完整的文本叙事批评统一体，因此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叙事文本和类文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兴文学层出不穷，类型和样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热奈特理论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叙事方法都无法进行全面解读。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将从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研究当前的发展现状出发，梳理类文本的研究脉络，根据研究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对其进行必要的修正，建构类文本类型学新谱系；与此同时，提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勾勒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构建全新的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以弥补热奈特文本-类文本叙事理论相割裂的不足，并为今后的中外叙事研究提供新的批评视角和框架。

1 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国内外研究述评

类文本概念在法文版《门槛》中初次提出后，德文版（1989年）、英文版（1997年）陆续发行，整个学界开始对类文本理论展开研究，类文本成为教科书上最基本的叙事学分析工具之一。［4］(P65)最初类文本理论应用于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研究，分析文学文本（印刷书本）领域中的类文本要素和现象，逐渐发展到各国文学、语言翻译研究，甚至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年报研究和医学领域的报告文本研究中②。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21世纪类文本批评发生了理论转向和范式转移，从20世纪末的“内类文本”研究为主，转向了“外类文本”研究为主；类文本研究的疆界及语域研究范畴从传统的印刷书本转向了多媒体、多模态的新媒体类文本，在电影、同人小说、幻想小说、教学法、数字文本、网络媒体等研究中都出现了类文本研究。［5］(P117)

与此同时，学界也尝试修正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将该理论和其他理论研究相结合，提出相对更为适宜的类文本批评理论。德国学者比尔特和克里斯特提出了类文本的解释性、商业性和导航性三大功能，将文学类文本拓展到了数字时代类文本的范围。［4］(P65-87)英国学者凯瑟琳·巴彻勒在其著作《翻译与类文本》中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析，在翻译的基础上对类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更新，对其定义、范畴、分类和功能等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她将“类文本”定义为“下意识制作的、影响到文本接受的都可视为类文本”，指出“一切评论文本或呈现文本或影响文本接受的元素都是类文本”，［6］(P142)旨在走出热奈特定义模糊的困境；同时，她还将类文本的类型从纸质类文本延伸到电子类文本，从静态类文本拓展到动态类文本，从文学类文本发散到非文学类文本等，从而明确了类文本研究的开放性，为今后研究开辟了新思路和新领域。［7］(P109-111)总体看来，国外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的批评与接受情况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对类文本理论的赞扬和运用多，对理论自身进行反思和修正少；多数批评聚焦于理论定义宽泛含混、结构松散、语域疆界模糊、分类随意不严谨的问题，但有“破”少“立”，理论发展相对比较缓慢。［8］(P112-121)

类文本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经历了“引介解读—多元发展—修正重构”的三个阶段。朱桃香首先介绍了热奈特的类文本理论及其发展，肯定了类文本理论在阐释复杂文本时的叙事诗学价值。［3］(P39-46)许德金、周雪松、马惠琴、杜文馨、邹惠玲等学者在介绍类文本理论的同时，还逐步将其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以突出类文本元素在小说构思和叙述中的重要意义③，对新文学批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类文本理论在林译小说、现代文学、序跋、互文性和伴随文本研究等方面不断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类文本研究的范围。国内学界从多种角度的进行类文本理论研究，有的学者致力于“类文本中国化”，进行文学批评的小说从国外经典作品逐步转入中国的文学经典作品，因地制宜地实现本土化的突破。金宏宇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类文本的全面考察，充分肯定了类文本的史料价值、文本阐释功能及其在文本经典化中的重要作用，开拓了研究视角，深化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得到全面发展［9］(P36-40)；许德金、梁丹丹以杨绛回忆录《我们仨》为例，将类文本理论运用于自传文类批评中，对作品中文本和类文本叙事进行比较，强调了类文本叙事在自传中的作用［10］(P89-104)。殷燕、刘军平通过国内近30年来类文本研究的科学计量分析发现，国内类文本研究呈现出“由文学领域逐渐向语言、翻译领域扩展延伸，跨学科纵深发展”的研究发展趋势，其中翻译类文本研究成为“新兴热点和研究前沿”［11］(P22)。王雪明、杨子对《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一书中作为类文本的注释进行了类型学和功能分析,总结出注释的六大类型与功能,为中国典籍的外译提供了借鉴。［12］(P103-108)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对类文本理论及其发展的思考。原小平指出了类文本理论具有两大特点，其一类文本理论能够基本探知文本中作者所表述的宗旨、情感等内容；其二，它将文学图像作为一种文本因素纳入了文学研究的范畴，从而便于研究者以广阔的视野对文本进行多维研究。［13］(P92-96)另有学者发现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的局限性，在小说的叙事交流情景中很难将其运用到特定文本中，因此需要修正使其符合新的类型学要求。许德金通过梳理热奈特类文本理论，就热奈特类文本理论体系定义宽泛、分类标准零散、批评实践碎片化，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等弊端，进行了一系列修正工作：明确类文本定义，重新确定其内涵与外延；强调在进行文本批评过程中建议承认文学作品的个体差异，不必面面俱到。此外，他将类文本首次引入传统的文本（叙事）领域，推出“类文本叙事”的概念，根据不同的标准将类文本分为不同的类型，并对类文本和类文本叙事进行了新的类型学研究，提出了构建类文本叙事批评框架的设想，为国内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14］(P29-36)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飞速发展，多媒体、自媒体，超媒体的出现，批评的场域、热奈特所定义的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概念，甚至文本和类文本的界限和角色都随之发生变化，学界对类文本现象的研究往往侧重体系和类型学的形式构建，而轻视或忽略类文本之于意识形态表达的独特功用，更缺乏对类文本与文本叙事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探讨；同时，类文本叙事在热内特理论中是为文本叙事服务的，但是世易时移，文本、类文本角色和作用发生了变化，出现共存共生、相互交融的现象，共同作用于作品，服务于创作主旨。［14］(P34-36)

鉴于以上情况，本文从实际语篇运用角度出发，在类文本理论最新研究基础上，对类文本理论进行进一步修正和创新性发展，尝试构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的模型，通过文本和类文本共同作用，展现叙事交流活动的过程以及所有参与者之前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叙事批评框架，满足新时代文学批评的需要。

2 类文本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一）类文本：新定义、新疆界

随着类文本理论批评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在当前的批评理论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应用于文学批评实际，其理论体系在类文本的定义、类文本要素角色和功能，以及文本与类文本之间的界定这三个方面存在问题。

首先，众所周知，热奈特将“所有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统称为类文本，没有外部的边界，且其存在位置、出现日期、存在方式、接收对象以及功能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不确定的因素也没有留下探讨的余地，导致在某个时间和空间的节点，缺乏可以包含文学叙事中诸多混杂且非常规的因素。范迪克指出，类文本元素以印刷书籍形式出现的文本中，但是一部文学作品中也不一定涵盖所有类文本的元素，热奈特将类文本视为“以作者意图和承担责任为特征”的观点是非常狭隘的。［15］(P25)

其次，数字时代使类文本要素的角色和功能产生了变化。纸媒不再是一统天下的传播方式，传统的阅读习惯受到多元化媒介的冲击，类文本要素也随之发生变化。与传统印刷文本不同的是，新兴文学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几乎所有关键情节的节点都选择留白，供读者自行选择，作者和读者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作者运用互动式创作的新模式，将文本创作社会化，以即时掌握读者或市场需求。读者在阅读作品后会将评论发表在作品后，无形中成为作品的评价者和推广者，决定着作品的热度和点击率，而隐含读者将评论视为作品的一部分，选择性解读作品文本，从而跟进作品进入类文本要素的角色中。这在传统文学创作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作者或者读者利用原有的漫画、动画、小说、影视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或背景设定等元素所进行二次创作的网络小说，被称为“同人小说”（Fan fiction），这种新兴的文学模式下，作者和读者的角色可以相互转换，原先一直以“文本周围的旁注或者补充材料”出现的类文本向文本转变成为可能，甚至可以控制或主导文本。

最后，在《特鲁斯特副文本》中，热奈特将类文本比喻为门槛，并且将其划分为作者与编辑的门槛、与传媒相关的门槛、与生产和接受相关的门槛，以及私人门槛［16］(P63-77)，而在数字时代特定的场域进行文学批评实践时，类文本不再是以作者意图而设立的、单向且封闭的门槛，而是开放的双向通道。随着场域的变化，类文本的范畴不但应包括热奈特所提及的诸亚类型的类文本要素，还应该包括文本前后的推送、文本中出现评论等被热奈特所忽略或者没有预见到的那些类文本要素。比如美国著名的在线视频网站“Netflix”2018年推出的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突破式地将交互式剧情引入影视作品当中，受众（读者或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转变为作品的参与者、互动者、改造者甚至决策者，从而颠覆了热奈特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界定。对类文本和文本的选择，取决于作品的创作意图和收获预期，一些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的编辑、编剧、出版者、制片人等为争取文化市场效益最大化，会根据观众或读者的喜好决定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取舍，类文本和文本的呈现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类文本新类型学建构

受解构主义的影响明显，热奈特将类文本单纯地分为内类文本和外类文本④，同时兼具对内性和对外性，承担着语篇意义构建的义务和责任，并将文本交付给公众，让公众更好地去“消费”主文本。［17］(P151)皮格乃格瓦里对此提出质疑，并在热奈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文学实践，提出了“类文本2.0版本”（paratexts 2.0）的类文本新类型学，将印刷媒体的非常规因素以及热奈特无法预见的超出印刷书本（文本）范围的类文本要素，如视觉因素、数字文本授权、与叙事交流互动的要素纳入其类文本批评体系，并以表格的形式将改良版类文本类型学的内容、对象及其对应的功能直观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图1 皮格乃格瓦里改良版类文本类型学内容及其功能

如图1所示，皮格乃格瓦里的“类文本2.0”保留了热奈特类文本原始公式的核心属性，将两类亚文本进一步分为物质性内类文本（material peritexts）和电子化外类文本(digital epitexts)。在物质性内类文本中，视觉元素（例如非常规字体、颜色、布局、图像、插图等）用于补充内类文本中新兴的“与文学意图不可分割的图片式的实现”［1］(P34)；电子化外类文本则包含了作者为支持其（文本）叙事正式制作或发布的数字要素，这些数字要素独立于印刷文本之外，而散见于作者网页、博客，社交网站等处。基于两类亚类文本，类文本的功能又被细化为叙事性（在故事层面实现叙事）、合成性（强调叙事的虚构合成部分）、交互性（电子化平台上的内容与印刷文本上的叙述交叉引用）、增强性（视觉增强）和社交性（共享模式的社交）。［18］(P102-119)

皮格乃格瓦里的“类文本2.0”版本成功地拓展了热奈特20年前的类文本类型学，为数字时代文学叙事的作者身份和作者——读者关系的重新讨论奠定了基础，但该改良版的类型学仅限于媒介的变化，而没有触及导致热奈特文本类型学混乱或曰杂乱的根本原因：缺乏统一的分类标准。鉴于此，应根据类文本在印刷文本或其他相对密闭的空间内的时空构型特点来做相应的类型学建构。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以下三个不同的标准而进行不同的类型学构建（如图2所示）：

图2 类文本新谱系内容及其功能

图2中的第一类以出现的位置为准则，对印刷文本中出现的类文本要素进行构型，由此形成外/内类文本类型谱系：外类文本是指出现在文本正文在外的类文本要素；内类文本是指出现在文本正文之内，以明显的符号、图形、括号或注释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的各种类文本要素；外类文本还可以细分为前类文本（前言、扉页、目录等）和后类文本（附录、后记等）。第二类以类文本（叙事）对于文本（叙事）的功能为准则，将类文本重构为功能性类文本（具有一定叙事功能，如前言、后记和评论）、工具性类文本（辅助阅读，如目录、索引等）和信息类类文本（补充信息，如出版信息、作者署名等）。第三类以相关的类文本要素是否具有叙事功能，将类文本划分为：叙事类类文本（具有叙事功能）和非叙事类类文本（不具有叙事功能），其中叙事类类文本还可以继续细化为显性叙事类文本（如书本封面上的针对改文本的他人的叙述评论等）和隐性叙事类文本（如文本内的类文本叙事等）。［14］(P34)

3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及共生叙事批评框架构建

热奈特的类文本理论虽然自成体系，也不乏创见，但对类文本叙事缺少关注和集中研究，同时对类文本与文本理论之间的关联和整体性研究不够，没有注意到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现象，更谈不上对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进行具体的深入研究，因此，修正和发展热奈特类文本理论，还需要考虑到一定时空构型内类文本与文本的共生问题。笔者尝试构建以下两个模型：其一，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其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

（一）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

图3 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

图3构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可以看出，在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典型交流情景中，信息的发送者并非局限于传统的文本批评所关注的作者和/或隐含作者，而是将出版者、赞助商/者，乃至专职的书评者统统纳入框架之中。在热奈特理论中，读者是被动的接受者，没有参与到文本尤其是虚构文本的叙事交流情景，但在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中，普通/真实读者实实在在地进入新的叙事交流的框架内，共同参与并作用于交流。这样的共生叙事交流情景无疑打破了传统的文本批评的叙事交流情景的藩篱，作为门槛的类文本成为交流往来的通道，类文本叙事和文本叙事双管齐下，原本容易被忽略的出版商、赞助者乃至评论家纷纷列入文学批评的框架中，成为叙事交流情景的一部分，任何要素都可能成为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参与者和决策者，并发挥相应的作用。这种新型的文本叙事交流情景使类文本和文本产生互动，共同作用于作品，更加全面、清晰地传递作者的书写意图，有效地规避了因为误读而产生的理解滞后或偏差，也为今后的叙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

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的另外一个创新就是构建一个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新框架（图4）。鉴于类文本与文本是“一对冤家，相互依赖、共存共生”［14］(P34)，且特定条件下两种文本的角色和功能有相互转变的可能，类文本叙事和文本叙事和也应该是相互作用、互相成就的整体，因此，考虑到类文本-文本共生的特点，类文本叙事作为明确的共生元素首次被纳入新的批评框架，与文本叙事并置于同一研究层面。同时，考虑到共生叙事情景中类文本各个要素的特点，类文本叙事首次被细分为显性类型和隐性类型，通过这种途径，将文学的外部批评与内部批评更加有机地结合了起来。这一创新性的设计大大增加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可能路径，也为今后的文本批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4 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

4 结语

类文本研究拓展了传统的文本叙事交流情景，是文本研究的新方法。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对热奈特类文本理论研究成果，针对热奈特文本叙事理论和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之不足，首次提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交流情景和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批评框架，补充和发展了热奈特叙事话语（文本）及其类文本（叙事）理论体系。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理论的提出，首次将文本和类文本要素同时纳入叙事批评的视角，指明了类文本叙事与文本叙事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同时又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独特关系。在今后的叙事批评研究中，应给与充分重视，将类文本-文本共生叙事理论运用到文学、翻译和新媒体等研究实际中，积极拓展文本叙事批评的新领域，为中外叙事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批评视角和解读窗口。

注释

①类文本（paratext）国内多译为“副文本”、“类文本”或“准文本”，本文沿用许德金提出的“类文本”译法，以保持文本和类文本研究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②类文本理论甚至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年报研究和医学领域的报告文本研究中，参见：Davison J.Paratextual Framing of the Annual Report:Liminal literary Conventions and Visual Device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2011,22 (2),Salager-Meyer F.,Ariza M.Á.A.,Berbesí M.P.“Backstage solidarity”in Spanish-and English-written medical research papers:Publication context and the acknowledgment paratex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9,60(2).

③许德金、周雪松、马惠琴、杜文馨、邹惠玲等学者将类文本理论引介并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突出类文本元素在小说构思和叙述中的重要意义。具体可参见：许德金、周雪松《作为类文本的括号——从括号的使用看〈女勇士〉的文化叙事政治》（《外国文学》2010年第2期），马惠琴《边缘的声音:小说〈黑王子〉的类文本特征分析》（《外国文学》2012年第6期），杜文馨、邹惠玲《门槛上的艺术——〈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特恩已死〉副文本研究》（《名作欣赏》2012年第23期）。

④热奈特将类文本分为内类文本(peritexts)和外类文本(epitexts)两大类。前者包括诸如作者姓名、书名（标题）、次标题、出版信息（如出版社、版次、出版时间等）、前言、后记、致谢甚至扉页上的献词等；后者则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如作者针对该书进行的访谈，或由作者本人提供的日记等。热奈特认为可以套用公式来表示即：类文本=内类文本 外类文本(paratext=peritext epitext)。参见：Genette G,Maclean M.Introduction to the Paratext . New literary history,19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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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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