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三个悲剧人物（白鹿原中的四次死亡）

《白鹿原》中的四次死亡

前言

死亡作为一种完成叙事任务、以及渲染苍凉气氛的文学元素，自然而然地经常出现在各色故事文本中，生的欢愉和死的悲凉交织成文学的长诗。这在西方悲剧的结尾尤为常见，悲剧英雄的无上荣光就来自于毁灭的那一刻。

不过在《白鹿原》中，第一个死亡高潮却就在开场。

一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一年后，这个女人死于难产……时间尚不足一年，是害痨病死的……最后吐血而死了，死了也没搞清是什么病症……她死得十分痛苦，浑身扭蜷成一只干虾……

死亡不仅是人物命运的时间节点，也是文本地理的空间节点。以这些女人的死作为开篇，像在一次盛大的仪式开头打满了亡灵旗，使得这部严肃作品的开头带有一种通俗鬼故事一般的魔幻感。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这部写实作品因此带有了浓重的传奇色彩，主人公的命运里写满了诅咒， 在一开始就把读者牢牢拴在人物命运和剧情发展之上，给了他们通俗小说般的刺激。

这些死亡的离奇的、乡土的、魔幻的色彩也拉扯开文本空间，打开了读者想象力的多重维度 一一它在感性的层面唤起读者对这个家庭之前的好奇和探询；在无意识层面激发起原始的恐惧。 它使得作品一开场就具有了一个足够悲剧性的前奏，仿佛《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个小节。这种悲剧感是视觉的，这一部分死亡弥漫着场景还原和细节描写，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色彩词汇：淤血、 痨、黑、红、紫；它也是听觉的，是死亡和葬礼场景中哭号和私语交织而成的听觉的强大冲击。 开场的密集死亡带给读者迎头一棒，死，农村的、乡土的、旧时代的死，使得一种带有原始崇拜色彩的神秘感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作品扉页上题有“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开篇有史的厚重，亦有“秘”的隐蔽和诡异。一次死亡叙事就这样开始了。

值得玩味的是，一面，陈忠实对儒家伦理和传统乡间规范持肯定和惋惜的态度，另一方面， 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却非常有意地回避着死亡这个话题。“未知生，焉知死。”这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叙事中普泛化的大团圆结局。死亡书写在西方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而带有溃烂色彩和恶心意味的死亡描写，则在现代小说里屡见不鲜。在《白鹿原》这样一部作者似乎有意让儒家伦理先行的解救时代困境的小说里，作者却首先采用了现代手法开启故事之门。这种无意识的写作思维或许已经无言地证明了作者的信念与无法改变的现实之间的必然冲突，也造成了文本的裂缝。或者说，作者的价值观和写作策略之间表现出的裂缝已经不言自明地凸显出了传统文化和作者所 处时代的巨大伤口。

接下来文本进入了它的发展期，各种信仰和性格的人物渐次登场，新与旧、革命与保守、原欲与规训、阳性与阴性、文化与暴力等，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布置开了戏剧性极强的冲突和碰撞。而开头的密集死亡之后，下一个在文本空间中有重大意义的则是田小娥的死。

《白鹿原》全书共34章，田小娥的死出现在全书的1/2左右位置，即第18、19章。这个在 “文本的地理位置”上处于中间位置的死亡事件，恰好就是全书情节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文本中之前所提到的死亡事件还都是“上一代人的事情”，是在时间上作为小说核心情节的“史前史” 的话，那么田小娥之死恰恰可以说是开启人物命运新纪元的第一站，统领了全书下半部故事核心 人物的陆续退场。作为故事中死去的第一位主角，自田小娥之死后，整部小说的情节急转直下， 进入了密集的“天灾人祸”的溃败阶段。

田小娥的死首先就伴随着白鹿原上的第一场大灾难到来。让我们回到小说第18章的开头一 一 “一场异常的饥馑降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的。”（第305页）在语言上，这两章的修辞笼罩在一种由干燥所导致的“难熬”（第330页）、枯萎、心不在焉又急不可待的焦躁中，“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用了”、“人们已经不大关心或者无心操持秋田播种了”、 “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掠去下锅了”、“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小麦无苗，冬天不用上粪了； 棉花旱死了，乳花机也甭想招来主顾了；牲畜卖掉了，剩下一匹马浮不住一个人专门喂养”…… (第310-311页）这一连串“X X X 了”的句法结构强化了文本中弥散的既无奈又无聊的“难熬” 气氛。在所有人中最“难熬”的当然是白孝文。

在经历了上一章的颜面扫地以后，大旱之年让这个已经心灰意冷的人变得更加游手好闲又饥渴难耐，这两重因素成了诱使白孝文再一次和田小娥走到一起的重要推手，胃里和精神的双重饥渴进而衍生出了抽鸦片这一象征“堕落”的行为。抽鸦片这一情节在这里的出场是非常巧妙和自然的。“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更难忍受，鸦片烟瘾发作似乎比饥饿还要难熬，孝文跌入双重渴望双重痛苦的深渊”（第330页），有了烟瘾这一情节的加入，白孝文迅速滑入堕落更深处的做法：卖地、乞讨，拆房、再乞讨……就变得更加顺理成章。烟瘾作为对“难熬”的进一步具象化，再一次强化了弥散在文本中的焦躁感。这片土地“难 熬”的同时，这片土地孕育的儿女也“难熬”起来。鹿三的出手终于将这种焦躁推向了顶峰。小说的结构如“拱门” 一般，小娥之死就是那块承受来自多股汇合力量的“拱顶石”。

最终促使鹿三拔出匕首刺死小娥的原因，并非是小娥本身的“淫荡”，而恰恰是鹿三眼里白孝文无可救药的堕落。这一点颇值得深入分析：论亲缘关系，黑娃与鹿三是亲父子，孝文与鹿三只是主仆，从鹿的角度来说，小娥“骗”走了黑娃比小娥引诱白孝文对其形成了更直接的冒犯。 然而面对黑娃和小娥，鹿三尽管愤怒却选择了回避，容忍两人在远离人群的村子边缘生活下去， 只是“宁可多绕两三里路也要避开窑院前头的慢坡道儿”（第351页）。对鹿三来说，这只是一次 “名誉事件”。但面对孝文的叛逃，鹿三却显示出了比父亲还要怒不可遏的仇恨。究其原因，或许这正是对“仁义白鹿村”的一次无声而有力的呈现，儒家纲常是白鹿村的信仰，也是鹿三的精神依托，在这种信仰中“礼”与“仁义”大于父子亲情，“情”的失去尚可忍受，但“礼（理）” 的背叛则是十恶不赦。鹿三眼见了白孝文变成败家子的全过程，这“又一次验证了他的生活守则的不可冒犯”（第349页）。“守则” 一词在此处至关重要。这是一次信仰事件。（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