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读诗劝学荀子（著名作家鲍鹏山散文名篇荀子）

荀子：养在深闺人未识（1）

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讥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司马迁《孟子荀卿列传》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谭嗣同《仁学》

一

写出“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个题目，我是在说，儒家学说到了荀子，如同深闺美人一般，初长成啦！春心动啦，可以嫁人，相夫教子啦。嫁谁呢？当然是嫁与帝王家。相夫，就是相帝王，这“相夫”之“相”与“宰相”“垂相’之“相”是一个意思。“教子’教谁呢？教化人民啊。官为父母，民为子女，视民如子嘛。当然，更下之，则民为禽兽，如此更需驯育，教民也就成了“牧民”的重要手段；先驯化之，然后再驱使之。汉代官职中，“牧”，就是把民当禽兽“牧”。生而野性，何以能牧？当先教之。以何教之？以荀子思想。“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桃夭》），荀子思想确实很宜帝王之家。班固言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汉书·艺文志》）果然！“相夫教子——相人君教百姓——这是儒家几千年来的传统角色。

可以这样简单勾画一下春秋战国之时的儒家人格史、角色史。孔子是没落贵族中流落到市井中去的，不谙世情一片天真的子弟。他有一种高贵的品性，近乎淳朴的品性，他也有着贵族的爱好与教养：音乐，艺术，射、御、《书》、《诗》，《易》——但他不得不在市井中厮混，从而对下层人民有了了解与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他的“仁者爱人“的仁学思想，大同思想。但他骨子里仍是日日盼望着回到他以前的圈子中去，所谓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真是他的朝思暮想，当然也是他这个“逸民”的一片痴心在妄想。所以。他如同曹雪芹“秦淮风月哭繁华”一般，哭东周，哭周公，哭曾经郁郁乎文哉而如今又飘落殆尽的周文化，哭历史背弃的一切，哭他失去的一切。他所做的，是对前代文化的整理与保存，好似在收拾后事一般，既严肃恭敬，又满怀凄凉。他打开积满尘土的竹简，在几百年积累的文献中分类、编排、抄写、揣摩，一边叹息流泪，一边孜孜（左石右乞）（左石右乞），忽而拍案惊奇，忽而仰天长叹。他敢情是在做着一个大大的复辟梦，而他的学说，则真真是一本厚厚的变天账。天可怜见。我老是这样想象他：在深夜，飙风四起，风声鹤唳，四野一片漆黑，他用他苍老的双手，小心地围拢一枚烛光，使它不至熄灭……

到了战国中期，孟子，流浪既久，那种皈依的情怀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磨干净。他不再是高堂老屋中的被迫出走者，失去主人身份者，远远的艳羡者，他是来去绰绰自由的客人了。他是那行空的天马，独来独往。与他同时代的庄子表现了与他同样的对自我身份的感觉，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好一个“一”，好一个“不党”，好一个“天放”！他们是天民，以放为天，天下之大，绰绰有余裕，何施不可！所以，他们的天性，是如此的自由解放！孟子自称“天民”，且是“天民之先觉者”，他追求的是“天爵”，他与旧贵族，已判然而划出界限，他既不属于上层的流裔，失势者，又不属于被人治的“治于人’者。在齐国，他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除了“议论”，什么也不干，不愿成为官僚花名册中的在册人丁（孔子却是做过大大小小好几任的官），他自诩为“王者师”，是来教导他们，教训他们走正道的。若是那些不肖的王们不配他的教导呢，他就满怀失望也满怀轻蔑地转身走开，不吝去留。他是一位特行独立的大丈夫。这是吾中华民族人格史上最光辉的一段，是中国阳刚之气最充沛的一段。

再后来，便是荀子了。从凄凄惶惶的贵族没落少年到特行独立的大丈夫，到荀子，竟突然蜕变为一个端庄明慧的淑女，循规蹈矩的君子。端庄明慧的淑女是做妻妾的好人选，循规蹈矩的君子是做臣子的好材料。写到这里，聪明的读者会觉出我对荀子的极大不满。是这样的，我老实招认。但这是事出有因的，你着他《成相》篇中的宣传鼓动诗：

曷谓贤？明君臣。

上能尊主爱下民。　（其五）

辨治土下．

贵贱有等明君臣。（二十五）

明于君臣之分，谨守臣道。臣道是什么呢？就是区分贵贱上下，以“礼”的秩序安顿天下，然后自己上尊君，下爱民。做一个忠心耿耿勤于事务忠于职守的幕僚。

臣下职，莫游食，

务本节用财无极，

事业听上，

莫得相使一民力。（四十六）

守其职．足衣食．

厚薄有等明爵服。

利往（唯）卯（仰）上，

莫得搜与孰私得。（四十七）

读起来平平仄仄，可摇头，可晃脑。乒乒乓，乒乒乓，不要游食要仰上。且慢摇头晃脑地陶醉罢。不要“游食”，而要忠于一个主子，利唯仰上——一切生活来源须仰仗主子的供给。这样，“守其职”的幕僚，也就可以得到赏赉，“丰衣足食”了。不需要也不能去擅自搞一点“私得”。从主动方面着，自愿去做笼中鸟池中鱼，这种人格与孟子、庄子差别太大，不可能让我尊敬。从被动方面看，荀子竟然要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来剥夺人的思想独立行为自由，这够狠的。读这样的句子我也不可能对荀子有好感。更要命的，他竟然还兜售“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这实在是古典的厚黑学了：

主子尊重自己使自己富贵呢，就要又恭敬又逊退；主子信任宠爱自己呢，就要懂得谨慎和谦让；主子专任自已呢，就要又拘谨又周详；（万不可张狂）；主子接近自已呢，就要恭敬顺从而不邪妄；主子疏远自己呢，就要忠贞纯一而不违背；主子斥退自己呢，就要满怀畏惧而不能怨恨！地位高贵了，不能奢侈浮夸；受到信任了，不能惹起嫌疑；权力很大时，不能擅自专权；财利到来时，要觉得自已的善行还不足以获得，要先表示谦让之意，然后才去接受。福事到来，要和悦地去处理；祸事到来，要稳静地去处理。富了，要广泛布施；穷了，要节约财用。可以处贵，可以处贱，可以处富，可以处贫，可以被杀掉，而不可以做坏事——这便是保特尊宠，守住官位，终身也不被废弃的方术！

［原文：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僔，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背，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广施，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仲尼》］

你看这种语气、人格，与孟子、庄子，有多大的距离？这真正是乡愿，是工媚暴政大盗的乡愿；这也真正是妾妇，是被孟子斥贵过的，“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

你再看他在《臣道》篇中论为臣之道：

事奉君主却不顺从的人，是不敏捷的人；敏捷而不顺从的人，是不恭敬的人；恭敬而不顺从的人，是不忠的人；忠诚而不顺从的人，是不能成事功的人；能成事功而不顺从的人，是没有德行的人。

［原文：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

这简直是一篇“顺”字赞！也是汉代以后那些苟合取容以媚顺固宠的官僚们的“护官符”！在荀子的观念中，举凡优秀品性，率有一“顺”字在。学问做到这里，真是和大盗眉目传情了。紧接上文，下面断然道：

所以，无德之人的行为，伤害敏捷，堕坏功业，灭没勤苦，所以，君子不愿做。

［原丈：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巨道》］

这荀子式的“君子”，不特没有了庄周式的超逸，更没有了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再是天马行空，“一而不党”的隐士，更不是特行独立，正道直行的“大丈夫”。郭沫若先生曾据此篇中有斥责“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之类“国贼”的话，认为此篇《臣道》思想高尚，与《仲尼》篇思想不合，从而认为《仲尼》篇的思想“卑鄙不堪，不一定出于荀子”。（《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这是郭沫若先生大意了。《臣道》篇的思想也不能高到哪里去。我们就看他斥逐“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的一段：

听从命令而有利于君．叫做顺；听从命令而不利于君，叫做谄。违逆命令而有利于君，叫做忠；违逆命令而不利于君，叫做篡。不顾念君主的荣辱．不顾念国家的利弊，丧失原则苟且相容以保持禄位私结外交，叫做国贼。

【原文：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　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

一切以是否“利君”为判断标准！孔子的“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的“仁“呢？“仁以为己任”（孟子）“君子之仕，行其义”（子路）的道义呢？孟子的“舍身取义”呢？全没了！只剩一个可怜兮兮弱智兮兮的“忠”了！是的，荀于是特别提倡“忠”的。甚至提倡“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臣道》，士阶层的骨气，到了荀子，真是扫地以尽！

二

大约在八十岁左右（一说五十岁左右）的时候，荀子做出了一个不论对儒家学派还是对中国学术都极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打破“儒者不人秦”的传统，去秦国考察。八十多岁了，这匹儒家的老骥，仍志在千里，也真是一位壮心不已的烈士。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它预示着儒家的仁政学说，将与专制统治联姻，已到慕少艾年龄的儒家学说．开始对帝王暗送秋波。在秦国，他不仅大拍应侯范邃的马屁，自打嘴巴般地夸奖秦国宫吏如何好，人民如何乖（以前，在《性恶》篇中，他可是大骂过秦地百姓不懂礼义的），而且还与秦昭王进行了颇有意思的对话，极似产品推销者与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秦昭王对儒家学派颇不以为然，他对荀子说：“儒者对国家没有用处。’摆出一副拒绝的姿态。我们记得孟子在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也猝然而问：“老头子，你不远千里来到我这里，你的学说对我的国家有利吗？”孟子当即顶了回去：“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这儿没有什么利与用处，我这儿只有仁义！这还不够么？我是来指导你走正道的．可不是来推销贱卖的！孔子在卫灵公间“战阵之事”时，也拒绝回答。相比之下，荀子在秦昭王面前全没有孔孟的骨气与正气，他啰啰嗦嗦．自卖自夸，颇使人气短。他局局于阐明儒者之用，屑屑于表明投怀送抱之心。不论多么能言善辩，已是自处于被告之席为自己作有用无罪辩护，投他人所好，以博赏赉了。他说；

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守巨子的本份，是非常敬重他的主上的。主土录用他，就守职本朝，事事相宜；不用他，就退处乡里，恭恭谨谨，必定做一个顺从的百姓……职位在别人之上，他就是辅佐王公的干材，职位在别人之下，他就是国家的能臣、君主的瑞宝。

［原文：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能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进在本朝；置而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敌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食，置无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计，叫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呼裁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儒效》］

多好的一块“宝贝”！严严守臣道，尊崇君主，即便被遗弃，也做个顺顺哑遂遂的良民！孔子说“君子不器”，庄子是“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孟子是不官不王，而荀子则屑屑于证明儒者是国君最顺手最有用的“器”！近来学者们在谈什么“政统”与“道统”、若荀子，何来“道统”？“道统”不过是政统的“臣妾”而已！

当然，从荀子对秦昭王的答辩中，我们还是看出，这位先秦儒学第三代的自负与自信．这不是“敝帚自珍”，而是卞和献璧式的自负与自信。经他改造过完善过的儒家学说，综合先秦各家学说中的治世良策，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专制统治的内法而外儒的政治理论。“养在深闺人未识”毕竟是不甘心的，既然“天生丽质难自弃”，当然渴望“一朝选在君王侧”，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二百多年前的荀子就已在那里眼巴巴地盼望着了！

公正地说，鲁国的国君，包括孔子极反感，常常出言伤害的权臣季氏，对孔子还是很尊重的，也很想和他合作，但他们就是找不到和这个固执倔弧的老头子沟通的途径，他们与孔子总是话不投机，道不同而不能相为谋。孟子也一样，齐宣王对他是极尊重极用心笼络的，滕文公更是小心翼冀地听从他的教导，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他的指教上。连梁惠王这样粗鲁的人也都很真诚地向他请教过有关治国的问题。但孟子一开口便“迂远而阔于事情”，他们之间．也总是对不上茬口。他们的思路，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乃在于孔孟等人悬的太高，立论太苛。这一点，孔子的弟子，天才外交家子贡，就给孔子指出过，并希望孔子能稍微降低一点标准，以便寻找与诸侯合作的可能性：“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老师您的道太大了，所以天下没有哪一个君主能容受得下您。老师何不稍微降低迁就一些呢？《史记·孔子世家》）。孟子的学生公孙丑也对孟子提出过类似的问题：“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孽孽也？“（先生的道确实高呵，美啊！正好像登天一样，似乎不可能赶上。为什么不使它变为有希望达到，而使人们一天一天的逐渐接近它昵？《尽心》上）但孔子抱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坚定，孟子抱定“引而不发”为天下式的倔强。他们都热衷于使自己的理论完美，以追踪所谓古代圣王的治迹，而不介意其与现实间的差距。孟子希望“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但假如没有人能跟从而来怎么办昵？那他们也就自甘于其理论的寂寞，而不愿使自己的理论贬低降值。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的理论和兴趣，都集中在对现实的抱怨和批判上，至于能否与他们合作，这倒是次要的。

这种倾向，至荀子，为之一变。他关注的是用，是器，而不是道本身的完善。理论而求为器，不就是御用的开始吗？不就是堕落吗？

使一种理论更完善，有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是使理论本身更具理性，更具逻辑性，更具有合目的性；一种则是努力使理论更具适用性。前者往往使理论趋近于理想境界，成为一种空想式的乌托邦，后者则往往使理论蜕变为实用工具，增加它的御用性。荀子显然更重视的是其实用性、合用性。他在小心的寻找理论与现实的契合点，寻找学术与世俗政治合作的途径。为此，他不再自居王者之上，不以道自任．而是甘心去做一个忠实的、勤勉的、尽职尽责、呕心沥血的幕僚。他把兴趣与精力都放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而把方向性的，价值取向性的大问题交给“君”去做决定了。臣民们只是去完成君主制定的长期或短期目标，目标由君主决定，方向由君主把握，蓝图由君主绘制，理想由君主确立．我们只是去无怨无悔地完成这些任务，而对这些任务的合理、合法性不能思考，更不能诘问。理论完全工具化了。道的沦丧自此拉开了序幕。人的沦丧也从此开始：当我们放弃了思想，我们即只能是工具性的存在。

是幕僚，就要一方而能把握大局，窥测方向，预测未来，有良好的规划与安排，适时地提出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又要能委曲求全，坚韧不拔，忍让周曲，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坚持合作第一。像范增就不是一个好幕僚，因为他一受气，就不合作了。范增是有一些孟子式的脾气的。按他的年龄，大约其生年与孟子卒年基本相接。他一出场，便是一位古稀老者，指点着项梁项羽一点一点由弱到强。他本人也被项羽尊为“亚父，。这种精神地位，很像是“王者师”，而不同于荀子式的低眉顺眼的幕僚。同是老人，范增的性情，偏狭、急躁，爱钻牛角尖，凡事爱一蹴而就，一了百了，不知变通与耐心等待．而荀子则全没有这位“亚父”的毛病，他的高寿使他更沉稳，虑事更周详，立论更公允平实。他不像范增那样，“好奇计”，他更注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他不急不躁，不愠不火，老成持重。俨然一个好幕僚！可借秦昭王有眼无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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