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真实纪实（上海滩黑色记忆）

正在秘密召开的中央军事会议的现场,一个美国人坐在澳洲顾问端纳的身边,他叫陈纳德,是中国人请来帮助建设空军的顾问就在这时,一封电报突然递送了进来,坐在一旁的蒋夫人宋美齢流下了眼泪她对陈纳德说,日本人正在上海屠杀我们的人民，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重庆大轰炸真实纪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重庆大轰炸真实纪实

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的第二天，中国空军大举出动，轰炸了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并击落了多架日机。但也就是在这一天，上海最繁华的外滩和大世界，却意外地落下了炸弹，造成了数千无辜平民的死伤，因此这也成为上海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天

正在秘密召开的中央军事会议的现场,一个美国人坐在澳洲顾问端纳的身边,他叫陈纳德,是中国人请来帮助建设空军的顾问。就在这时,一封电报突然递送了进来,坐在一旁的蒋夫人宋美齢流下了眼泪。她对陈纳德说,日本人正在上海屠杀我们的人民。

那怎么办呢?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回问。

她昂起头来,像只骄傲的翠鸟。她说,我们要打。

陈纳德仿佛听见了上海的枪炮之声。

整装待发

1937年8月13日,台风过境,整个上海风雨飘摇。疾风暴雨之中,闸北的居民大清早便看到了布防的中国军队。“虹桥事件”之后,中国军队不想再失去主动权,1932年中日《淞沪停战协议》关于上海市区禁止中国军队进入的条条款款,自然作废。

不同于陆军, 平津危急之际, 中国空军虽有驻周家口待命者,却未见动作。人们还记得去年辉煌一时的献机运动, 不少报纸忍不住发问抨击,国难至此,中国空军为何还不出征?

有限的兵力是最主要的原因。毛邦初在面见蒋介石的时候告诉他, 中国空军可以参战的飞机只有91架,翻查1931年8月30日的航空情报,这个数据是145架。而日本不仅气势汹汹地要海军航空队派出特设的“联合航空编队”,还有陆航的力量,同时仅陆航方面,每月“约补170架飞机”。这样,便给中国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据陈纳德夫人陈香梅《陈纳德将军与中国》书中说法,直到开战,“蒋夫人才忽然发现, 还没有一个中国空军军官知道如何计划及组织作战任务”。这话的真实度有待考证, 不过陈纳德于此确实担负起了第一次计划作战的任务。他们决定,“以寇蒂斯厂霍克机去炸日本巡洋舰,更以诺斯罗普轻轰去炸日本海军司令,再袭击那只'出云号'”。

8月14日,开战第二天,中国空军的作战第二号命令,也确实是按照这样的思想来布置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出版《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淞沪会战》卷,曾收录曾达池《空军抗敌纪实》 文章, 其中记载:

第二大队由航校霍(克)机掩护,“以一队轰炸公大纱厂附近,以两队轰炸吴淞口向我市府射击敌舰, 若吴淞口未发现敌舰,应向麋集崇明岛附近之敌舰轰炸之”;第五大队则先集中扬州,“向长江口外敌舰轰炸之”;

第三大队采紧急警戒姿势,“担任首都之防空”;

第六大队仍不断侦察海面,“特须侦察敌航空母舰之行踪,如发现敌航母,则加马力飞回,立即报告”;

另外,特別声明,各大队都以轰炸为主, 要“迅速准备连续轰炸,至敌舰毁灭为止”,而“不可挑起空战”。

8月14日凌晨开始，中国空军大举出动，当天出动空袭日军军舰和地面目标就达八个波次，共计74架次之多，另外第四大队的美制“霍克”战斗机也在杭州笕桥上空和日军战机展开了激烈空战，取得3：0（以前还有6：0的说法）的胜利，赢得了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空军的首场空战胜利

目标:敌舰!

这一天,上海依旧狂风暴雨,台风的影响使得飞行视野受到障碍,从各地出发的大队只能在临近上海的时候, 采用低飞及寻找京沪铁路的办法飞临上海。

第五大队轰炸长江日舰的回忆,勾勒出了当日的细节。

“整齐的大编队出发, 好像一群夜猫找寻猎物,在吴淞口外的白龙港口,发现敌舰一艘,第二架梁鸿云副队长的那枚炸弹,正中敌舰尾部,黑烟直冲云霄,其它各机的炸弹均先后在敌舰周围爆炸"。

对照当日《申报》的报道,轰炸的地点可能“茆口与杨林口间江面”,"我轻轰炸机掷弹中的,舰身大部炸毁,日舰曾发高炮还击, 城区闻炮声颇清晰, 又已刻此间闻重炮声十余声,历五分钟才息,似系由杨林济河口方面传来,但地方甚安”。

中国空军在轰炸公大纱厂、汇山码头、日军司令部及兵营时,则遭遇了猛烈的高射炮还击。时任第九集团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就曾回忆,夜间倚窗遥望战场,中国空军临空夜袭时,“敌阵地高射机枪开始射击,火花喷放胜似庆典烟火,十分壮观”。

又如当日晚间,中国飞机复来侦察,浦江上的敌舰,不待我机飞近,“即又开炮乱射,其顽强抵抗,举措仓皇之情状,颇然可见”。中国空军的许多飞机在降落之际才发现,机身多有弹伤,如机轮击坏,不能安全落地,机翼弹穿,机身中梁击断,左右支柱折断等现象频繁发生,为安全返航带来了隐患。

轰炸之际,双方炸弹往复,激起附近码头一片水花,弹片四射,更造成流弹飞舞的情况,给附近人群带来极大威胁。

停泊在黄浦江公共租界水面上的日本海军“出云号”巡洋舰,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 也是中国空军当时重点轰炸目标。“出云” 背后方塔形地标建筑即百老汇大厦( 现上海大厦),其舰尾毗邻建筑由近及远分別为日本邮船会社栈桥、 日本驻沪总领事馆

上午10时30分轰炸“出云号”时,因暴风疾雨,致使投弹不准, 炸弹落于江中,一时浪花飞溅,激起数尺,“出云号”随之浮荡水面,而浦西外滩间各大屋玻璃窗也有被震毁者,至公共汽车及电车上的乘客,因不知原因,以为轰炸来袭,大为惊讶,“纷纷自车上跃出,向就近尚未关闭之各商行内躲避”。

此时“出云号”号上的高射炮乱放,至下午中国空军再袭,一时又发出100多发,“流弹波及外白渡桥及外滩公园一带,伤及行人颇多”;黄昏前再袭,中国空军炸弹齐落,又有未命中者,炸弹爆炸之际,“其声如雷,浦江水花飞溅及于两岸”;“当时机声轧轧,杂以机关枪及高射炮之隆隆声,空中流弹乱飞,舞落街心,市民受伤始纷纷奔避,秩序未免紊乱,但愉快之色,充分在面部表现, 人从中一片中国空军万岁声,足证民众爱国之血诚”。

这是上海市民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中日两国间的空中战斗,比之“一·二八”之际,日军轰袭闸北成一片焦土之伎俩,开战之初,几无法再施。

同时,日本的水上飞机出来迎战,如“出云”旗舰和“川内”轻巡洋舰上的九五式水侦。《申报》载,战斗之余, 日水上飞机用机关枪向下扫射,“致各处流弹乱飞,因此在外白大桥,及黄浦滩路,南京路口,静安寺路,新世界附近,均有被流弹击伤者,先后总计不下三百余人,而因人多拥挤奔避践伤者,亦不下百余人,内中以妇女孩童为最多"。

即使有中国空军笕桥大捷,当时报纸的焦点,还是上海战场上中日两军的对抗。中国空军对击沉浦江上的敌舰以及旗舰“出云”的执念,与中国陆军必夺日本海军司令部的想法一般无二。可是,无法命中。

究其原因,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轰炸机队员,一向受训以固定的空中速度和7500英尺的高度来投弹,当他们奉令去上海轰炸时,台风过境,使得天气极坏,不宜高空投弹。于是,"这些中国轰炸机人员便想与其此来不能完成任务, 便不妨试行低飞,在1500英尺高度超过他们所习惯的速度来投弹”。

“出云号” 的位置也靠近外滩——这只军舰停泊在公共租界边的黄浦江中,日本领事馆前方。

如果现在走在外滩,穿过陈毅广场,就可以看到著名的外白渡桥,对面矗立两座知名的外滩沿岸建筑,百老汇大厦(上海大厦)与理查饭店(上海早晨),而日本领事馆,比邻理查饭店。如此可以明了地感受到,“出云号”距离外滩是如此之近,战争的火焰也这般近在眼前。

误击大上海

1937年8月14日,正是一个礼拜六,闸北,虹口的难民,正数以干计，万计地穿过外白渡桥,企图在公共租界找到一隅保命之处。1932年闸北被日机轰炸焚成一片灰烬的回忆,还在这几年中不停地上演。所以,当他们看到国军布防,“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中国军队终于 主动出征对抗日寇侵略, 忧的是家乡又要沦为一片火海狼藉。何铭生(PeterHarmsen),现任法新社驻台负责人,著有《上海1937》一书,称此次逃亡是“上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逃亡”。

住在距离外滩不远的陕西南路上的张爱玲,“因住址邻近苏州河,夜间听见炮声不能入睡”,及至租界避难而归,“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她几度以为自己会被炸死。

周六,中国航空公司的驾驶员沃尔特·肯特听说中国空军要来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而其中的数人,是他以前执教中央航校时的学生。于是, 他和一个朋友在上海英领事馆后面一座11层的办公楼顶观战。他等了约2个钟头,看到了中国轰炸机。

“中国的轰炸机!看那翅膀上的国徽,我对它就像对我名字的缩写一样熟悉,主啊,我真高兴极了!'出云'开火了,打中了1架飞机,其他的轰炸机攻击敌舰附近岸上的炮兵,又有6架飞机出现了,这次是侧风飞行。"它们飞到公共租界上空,而8枚炸弹“像羽毛那样慢慢飘着”向英国领事馆方向地面落去。

离英国领事馆方向不远是外滩边的华懋饭店与汇中饭店。来自美国的威廉教授目睹了炸弹的接近,“他立刻冲进卧室,平卧在地板上,巨大的爆炸使整个汇中饭店的建筑发生颤抖”。

强烈的爆炸使得华懋饭店沙逊大楼一层的时钟停摆, 时间凝结在那一刻,下午4时27分,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或死或伤,“人们从顶楼蜂拥而下,脸上都是白色石膏粉,鲜血掺杂着白粉流下”。

华懋饭店，因为是由大资本家沙逊家族投资建造，所以又叫沙逊大厦，今天的和平饭店北楼，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和南京东路交汇处，是上海市中心最繁华的钻石地段，而且建筑雄伟壮丽，成为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里的标志，有着“远东第一楼”的赞誉，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酒店。可以说几乎就相当于纽约的世贸大楼，出入的都是富商巨贾达官贵人。图为1929年刚建成的华懋饭店

肯特回忆,“整个汇中饭店似乎飞入空中, 华懋饭店被笼罩在一片火海中”。到处都是呻吟,到处都是尖叫,到处是令人作呕的人肉燃烧的气味。 如果现在走在中山东一路的汇中饭店与沙逊大厦旁,看到的, 只是大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交织的游客身影, 与步履匆匆的白领, 祥和热闹甚至繁忙的外滩, 有谁能想到, 开战的第一天,外滩就遭此战火肆虐呢?

大世界方向爆炸的正确时间, 则约为下午4时30分左右。《申报》载:“敌我空军激烈空战之际, 爱多亚路大世界游戏场门前,由飞机上坠下ー百余磅之巨型炸弹两枚,立时爆炸,声震全沪”。

新闻报纸对大世界的爆炸案的报道,并没有像中国空军出战日本军舰那样大肆宣传,而是隐藏在报纸的尾后几张。就在大世界爆炸案的第二天,《申报》以《可怜的大世界爆炸案死亡者》为题, 整理出了大世界爆炸案中的外国遇难者名单,一个叫乐灵生的传教士的名字赫然在内。

80年以后, 何铭生写出了乐灵生当天的遭遇。 因为难民数量极其多, 乐灵生选择在下午4点钟左右出门取晚报, 车子沿着福州路前行。这时候,中国空军与“出云号”的战斗,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天,流弹飞舞的危险情景不断上演。“乐灵生很熟悉这里, 当车子接近大世界时,他看到,有人在这儿给难民发放大米, 道路因此更加拥挤。乐灵生因此下车”。

命运转折于这一瞬间。一道白光,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乐灵生夫人担心地向外看去, 她和女儿安然无恙, 而 “ 她的丈夫仰面躺在路边, 已经没有了气息, 她发现他的左胸口有个大洞,鲜血汨汨地冒出”。中国空军的炸弹落下之时, 正值 “马路车辆衔接, 万头攒动”, 而大世界已改为难民收容所, 炸弹一爆,“东至杭州饭庄,西至八七六号上海公司,南抵敏体尼荫路之恒茂里, 北止虞洽卿路口, 几为鲜血肝脑所涂”。

大世界门前爆炸后的惨景

肯特回忆中被切断脑袋的交通警即是站在指挥交通灯亭上之罹难法警。当时,人们在匆忙清点之下,发现“死伤约四百余人”, 但救火会“直打扫至晚八时半,尚未完毕”,“包车及黄包车被毁者四十余辆,汽车约二十辆左右”,许多司机当场身亡。

红十字会的救护人员强迫自己忽略无法活下来的人发出的呼救与呻吟之声,用更快地速度搜寻幸存者。

“至夜11时许,法捕房彻底调查结果,共死445人”,重伤不治而身亡的几百人并未计算入内。可以预见,在这样人烟繁密的大世界难民收容所扔下巨型炸弹,伤亡至少以千人计算,真正是“阙状至惨,实所未见”。

那么, 这枚炸弹又是谁扔下来的呢?中国文史出版社《旧中国空军秘档》一书,曾有王倬《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军战绩》文章,其中记载:“轰炸敌舰未果的第二大队轻轰炸机队的6架飞机返航,经过上海跑马厅附近,其中一架飞机,发动机稍有减速的情况, 后座的轰炸员雷天眷未经机长同意,顺手将这800磅的炸弹轻轻一拉,投了下去,造成凄惨的后果”。

这种“顺手”投弹的说法,带有一定感情倾向,但仅见王倬一家之言,全文成文于上世纪60年代。后世某些人说雷天眷是故意轰炸公共租界, 并称其为“民国大愤青”,显然主要依据就来自于这篇文章。

雷氏系吴淞商船学校肄业。此校在1932年日军轰炸时被炸毁,雷所以转考中央航校。投下炸弹后,雷一度被关押,后远征日本,参与“纸片轰炸",1942年11月赴苏鲁战区执行任务,返航兰州时失事殉国。

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139WC型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因机型航油有限,无法载弹,只能投下大量传单。然而,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史称“纸片轰炸"。雷天眷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并在胜利返航后的合影中出现。 左起: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佟彦博、雷天眷、徐焕升、 刘荣光、 军政部长何应钦

陈纳德则回忆:“那天上海天气很坏,不宜高空投弹, 于是这些中国轰炸机人员便想与其此来不能完成任务,便不妨试行低飞,在1500英尺高度超过他们所习惯的速度来投弹。这一来, 不担违反了要避开公共租界的命令, 更因为新的速度与高度,而将目标瞄错。结果是他们投下来的炸弹,距'出云'舰还有一点路,而在公共租界中心爆炸了。两枚1100磅重的炸弹, 落在最热闹的爱多亚路与南京路上,有一枚没有爆炸,另外一个则炸死了950多人,还有1150人受了伤。这一番景象,对于还没有经历1000架飞机袭击或原子弹的世界,自然是震动一时的事。"

现在看,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方向, 以及大世界附近均发生了剧烈爆炸,这说明当时造成惨烈破坏的不止一处。

无论如何,“八·一四”, 承载了中国空军大捷的记忆,也有外滩意外被炸的凄苦。■

声明：本文摘编自《航空知识》月刊 文/李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