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带给我们的价值观（600位愚公凿穿燕山40周年）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雅）北京房山，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有一个叫“三流水”的小村庄。与所有埋在大山褶皱里的山村一样，这个村子必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而村民采取的方式则格外决绝——1200米的高峰硬是从腰间被掏出了一条1080米长的隧道。自1979年三流水人凿穿了燕山，到3年前隧道最后一次加固完毕，“求生之路”已整整走了40年，当年凿山的600名当代“愚公”，或去或老。路通了，村里却还是冷清了下去，那些沿着隧道走出去的年轻人，走了再也不回头。当时如果不修路，村庄或许早就整体搬迁了吧？留守的老人们难免有些惆怅。这里山美水好，老人们种出的特产“红肖梨”快要丰收了，有了新的盼头。漫山梨花桃花盛开，岁月终究不能回头，三流水的自强之路，还在艰难地走着。

三流水村通向外界的隧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现实版桃花源记 三流水村无流水

出北京市区沿108国道迂回曲折的山路西行，在89公里处下道，向南沿盘山路上行3.5公里，就是三流水村了。地处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村子被四面高山紧紧抱死：南边和西边是1000多米高的大凹尖山，翻过去就是河北涿州平原；东南方是800多米高的棺材山，越过去就是著名的周口店猿人遗址；东面和北面是1200多米高的后坡山，属于燕山山系，山后是房山区霞云岭乡政府所在地。老辈人传说曾有三条溪水，交汇到这个山谷盆地，这也是村名的由来。传说毕竟是传说，这三条溪水至少现在的村民都没见到过。

进入三流水村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世外桃源”三流水，板子上介绍着三流水村的自然风貌以及穿越登山步道导览图，洞口上方是五个红色的大字“三流水隧道”。车子开进洞里，洞底路面十分平展，间隔一段就有感应灯不时亮起。隧道不算宽，能容下一辆卡车通行。如果想面对面错车，要拣选偶尔出现的宽阔处小心通过。

经过大约两分钟车程，便能迎来光亮，隧道走到了尽头。出了洞，就是一条十来米的通道，直通村里的小广场。正值防火期，几名穿着红背心的老人正坐在小广场的椅子上，晒着太阳聊着天，村里的小狗旁若无人地遛着弯。

村子小广场上，老人正在晒着太阳聊着天。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隧道虽然挺长，在外乡人看来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倒是进村后漫山遍野的桃花梨花会让人眼前一亮。“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用《桃花源记》里的诗句形容这里，并不为过。

关于村子的形成，村中流传着两个版本。其一“大约在1860年前后，一家姓刘的人也许是逃荒，也许是避战乱，来到这里落脚，繁衍生息就形成了这个村子，现在村子里还是姓刘的人家多。”村民杨忠田说在《百花山志》中有“霞云岭”一章，其中记载：“三流水村，村址海拔703米，周围是海拔超过850米的石灰岩山地，村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清代成村。”另外一个说法，则是村民刘进良所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时间，有一大队人进入山中建造石板，进而在山中留了下来，形成这个小村子。

无论是什么由来，无可争论的是，大山曾经阻断了这个小山村和外界的交往。进山时那条不算特别的隧道，村里为之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隧道改变了村子的走向，也改变了村民们的命运。

俯瞰三流水隧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养猪都不敢养肥 因为出山“背不动”

“1992年，三流水经过拓宽的隧道通车后，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才见到传说中的汽车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前，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三流水村。”曾经担任过三流水村支书的刘振先说，“现在从村里开车到霞云岭最多10分钟，搁过去，翻山去趟霞云岭最快也要半天。”这是他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因为，曾经“想要走出去太难了”。

说起原来的出行难，村民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公社供销社定期收猪，这里的猪都不敢养大，最大的150斤，再大就背不动了，更不好背出去卖。”村民刘进良说，村子里卖猪都要靠人力背出去。一只一百多斤的猪，要找三四个壮劳力，背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霞云岭。“赶上收猪的日子，家里有猪的就犯难，猪是活物，装在背篓里不老实，这可是技术活，怂人背不了。一早走上山路，背到供销社，过了磅卖掉，再走回来就天黑了，溜溜儿一天。”刘进良说，那时候村里人都是互相帮忙，不需要给工钱，只要管顿饭就行。

原来的出山路。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76岁的唐桂生，别看个子不高还挺瘦，当年他一个人可以背300斤，是村里出名的壮劳力。有一次往山上送粪，按斤数算工分，他把背篓装出了尖，背到山上一过磅，315斤。虽然有一膀子力气，年轻时靠力气吃饭的日子并不让他怀念，“背竹篓的绳子把肩膀都要勒断了。记得有一次，我走在山上，看着前面没有尽头的路，心里难受得想哭。”唐桂生说，在一趟趟的山路中，他心里不时会抱怨为什么自己生在这个村里。

村里人最害怕的是有人生病。“村里有人生病能挨就挨了，实在挨不过的，要背到山外的医院。为了走山路，我们村还有专门背病人的篓子。”唐桂生回忆，曾经有个刘家人，在山上敲石板，被滚下来的石头砸断了腿，疼得一直叫。村里人看情况严重，决定给他背出去治病。“我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垫上被子当担架，三个人一起把他往外抬。谁想到，走了一半，板子断了。人摔在地上，我们只能轮流背着他出去。”还有一次深夜下大雨，刘老太太病得厉害，唐桂生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准备轮流背，把老太太放进篓子，给她盖上雨衣，背起来就上了山。雨大路滑，三个人几乎是爬着走，老太太的儿子跟在后边哭哭啼啼。“我们也着急，生怕走得慢耽误了看病。不知道跌了多少跤，连滚带爬，快天亮了，才赶到下河医院。可是医生说，已经来不及抢救了。”说起这事，唐桂生很伤感，仿佛回到了原来那个无奈的年代。

被贫穷包围 村人盼望出逃

刘振先说，村民被困在山里，就像是被贫穷包围了一样，无处可逃。“那时候村里的人都穷，没有一家人家里富裕的。”他说，愈是没有出路就愈是贫穷，甚至穷到连吃的都没有，“玉米皮、树叶子沤烂了，模样跟大粪一样，这就是吃食。穷到连烧的柴火都没有，虽然守着四面大山，但是山上的树木枯草早就被采光了。到冬天，村里几百口人都上山拾柴火，方圆三十里难找到烧的柴草。”想起那时候的生活，刘振先不由得抹了抹眼泪，喝了一口酒。“家里要是再养上个孩子，这日子紧的，真是上顿吃完得去找下顿，一点余粮都没有。”

因为交通闭塞，进出村子都要花上半天的工夫，村里的物资也十分匮乏。谁要是从城里买回件新衣服，村里人能围着看上半天。村里的女孩们更是向往着能嫁出村子，“出逃”到外面去生活。“那时候山外的村子都这样吓唬小女孩，‘再不听话，长大了把你嫁到三流水。’我们村里的光棍多是出了名的。外村姑娘不愿意嫁来，有门路的小伙子就出去给人当上门女婿，有一家的哥仨都‘嫁’出去了，还改了姓。这样出去倒插门的就有60多人。没辙的就只好打光棍，像现在的刘玉国、刘振才都70多了，不还是光棍？”刘振先说。

刘振先并不认可三流水村贫瘠这一说法，他认为，村子里也有好东西，只是当时缺乏一个出口，至少不至于饿肚子。“山里的好东西出不去，外边的东西也进不来，都是因为把村子围起来的大山。我们这里产‘红肖梨’，曾经上过国宴，好年景能产30多万斤。”

红肖梨是好东西，又叫红梨，素有“京北名果”之称，产地就是燕山。在明清两朝，红肖梨还当过贡品。这种梨又大又圆，虽然肉质较粗但特别生津止渴。三流水村的红肖梨还格外甜，因为这里的水质土质都适合种植。村里老人说，大概还没这村子的时候，这里就有野生红肖梨的踪迹，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多户人家还找来了树苗进行种植，算是村里的特产。”刘振先回忆，没有路的时候，这些梨全靠人用背篓往外背。“背能背多少？最多也就能背出去十分之一。其他梨呢，自己也吃不完，眼瞅着烂，真可惜。”

犹记当年热血 当愚公凿穿燕山

今年87岁的老书记李志斌和老伴还住在村子里。1968年，他成为三流水村党支部书记，1986年退下来。老书记虽然年事已高，但腿脚利落，思维也清晰。“那时候，公社里的会很多，经常是早上9点开会。想要不迟到，我6点就要动身，3个小时才能走到。”李志斌说， “我带着村里人从1972年开始种树，原来这山上光秃秃的，有不多的杂树。我就想要给集体留下点资产，发动社员利用工余时间栽树。三年下来，南山50多万棵树都起来了，现在能有上万亩，都成这个村的观光景点了。”他说，规划时想高山栽油松，低山栽落叶松。“树苗子从山外背，那么多树苗，背起来很费劲，要是有个路就好了，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考虑凿山了。”

老书记李志斌回忆开凿隧道的往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带领社员种树期间，李志斌随房山组织的参观团去了大寨、林县、新乡。“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在平谷，那里有一个村子没有水吃，他们打了一个500米长的山洞把水从外面运进来。这可就在咱们北京，人家能干咱们怎么不能干。”李志斌说，他回到村里，把想法和村委会的人说了，没想到，大家都举双手赞同，“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在屋里跳着脚的喊着‘同意’，大家是被这大山憋屈得太久了”

当时的房山区革委会主任张成基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1976年秋收前的一个晚上，三流水村的党支部成员李志斌、刘守国、刘振先等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凿山”的想法。“拼上命也要把这山给凿穿了！”那个秋天，凿洞的说法像风一样鼓荡在三流水，鼓荡得全村人热血沸腾。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27岁的唐桂生脱掉夹袄，向刘玉明掌的钢钎使出平生力气打下第一锤。村里的老人回忆，那个早晨，当突击队长唐桂生带着20个三流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到山崖时，村民才反应过来“真的要干！”

虽然热情高涨，但是缺乏实操经验的三流水遭遇了失败。刘进良说，最初计划在山坳打出一条路来，谁想到不到半个月工程就停了下来。“山中间的石头都是竖着的，挖着总是往下掉，特别危险。几次险些砸到了人。”虽然村民们凿山的热情高涨，但是工程还是停了。村民们将凿山挖出来的土都堆在附近的山坡下面，不时坐在土堆上。“还是想干！”大家都念叨着。

“我们几个合计，从北边这个崖往外打，估摸着是到霞云岭公社和108公路最近的。”刘振先说，“铁锤、钢钎、小推车这些工具都是先从山下背上来的，自己有筐和背篓，这就是开山的家当。没钱买炸药，自己造，拿锯末、柴油、硫磺、硝铵配出来，劲儿小点，但也顶事。”村里能干活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上工地。大家轮流排班，从天亮干到夜里12点，都抢着上。

600人壮举 建成1080米穿山隧道

那一年，李志斌整40岁，他让刘振先做总指挥，让刘玉明做现场指挥，唐桂生做现场副指挥。安排妥当，他下了山，“得请人谋划谋划” 。他跑房山、上北京，找有关部门，弄来了鼓风机、炮锤；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答应来帮忙做地质勘察；北京市公路局与当时的房山县和霞云岭公社都答应，适当的时候会提供支援。

来帮忙的原长沟峪煤矿地质科的工程师朱光治带着人，前后两个月，无偿地给三流水村做了地质测量，重新选定洞口和方向。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也拿出了一个详细的地质勘查报告，报告里说，这是石灰岩，要穿越的山体有7处大的断层，施工时要特别注意安全。有了工程师指点，“愚公们”的进度快了起来，一个冬天就打了200多米。

但工程不是一直顺利，没有经验的三流水村人也遇到过塌方。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意外。在工程中，只有人受了轻伤，并没有出现重伤或死亡。村民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着凿山。“炸山的炸药在洞内爆炸后散烟是个大问题，没有通风设备，又只有一个进口，散烟要两三个钟头，拿树枝子往外赶烟很危险，我就被熏‘死’过，像煤气中毒，全身都软了，抬出来缓了好几个钟头才活过来。”村民刘进良说。

1979年，霞云岭公社派出工程队自西向东接应三流水，北京市公路局先后两次拨款30万元资助。这在当年可不是小钱。村民刘振先说，“当时专家给我们设计的洞应该是4米高4米宽，可越打越难，就越打越小，后来只能过一个人，手扶拖拉机进来运渣石掉不了头，车斗装满了，要把车头卸下来挪过去，安在车斗另一边再开出去。”1980年6月，三流水村民自东向西，在大山肚子里已经钻出400多米。

村里宣传栏贴着当年凿隧道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隧道凿穿的那天，很多村民都回家去吃午饭，错过了。“快中午时，一波炸药引爆了，我们在洞外等着烟散出来。等了半天，洞里却没有烟。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恍然大悟地跑进去。隧道通了！”刘振先说，洞里一阵凉风，吹得人透心凉，虽然混着沙土，但是却让人浑身舒坦。整整4年，燕山这座1200米的高峰被三流水人硬是从腰间掏出了一条1080米长的隧道。

“只要是为了这个洞子，村里人要命都给。边拓宽，边加固洞顶、硬化洞底路面，需要大量石子筑路，只要有空，村里人就自发地砸石子，小学生放学后，别的不干，也要先去砸石子。几天工夫就砸出了小山样的一大堆。”村里所有劳力又投身到二期拓宽工程上来，24小时轮班倒。村里在中国公路设计院上班的人回北京借回仪器，还带了两个同事，跑到洞里整整测量了一天，拓宽方案就出来了。村里前前后后，搞了300多万元资金。有了钱，底气也足了，4米高4米宽，洞顶钢筋水泥打拱，地面水泥石子硬化，隧道一天一个样。

40年后的困惑 如果当年不凿山呢

喝了酒的老书记李志斌总爱念叨，“第一批进洞的人走了一半了，但是三流水人忘不了他们。”三流水村最盛时达300多户人家，超过800人。1976年动工到1992年通车的这条隧道，仅直接参与开凿的青壮劳力就先后达600人，这还不包括参与辅助工程的老人和孩子。“这条1080米长的隧道，是全村人最辉煌的历史。”李志斌说着，又开始流眼泪。

因为这条隧道，三流水人的生活便利起来。打工、上学、外出已经和外界无二。“桃花源记”的生活也成了过去式。然而，村里的年轻人还是越来越少，他们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即使有了走10分钟就可以回村子的隧道。“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人，出去了谁还想回穷山沟？”李志斌的女儿们也都嫁出去了，在房山区成了家。“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是把我们接出去。孩子们嫌这里穷，不愿意回来。”

俯瞰山坳里的三流水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原本，村里人以为有了隧道，村里可以发展起来，隧道成为了一道桥梁，连接起村子和外界。可这道桥梁却是一条单行线，人走了就再也不回头。“当年，我就打算把村子里的红肖梨、核桃、杏之类的山货通过隧道运出去卖掉，挣些钱。”十几年前，杨忠田又想过把山里的产品卖出去换钱，但还是没能成功。“我包的100亩山地都栽了果树，可惜孩子们大了去外面上学上班，果树也没有人管了，害了病，也荒废了。”

对隧道的爱，慢慢也变成了难过甚至埋怨。村民刘贤臣喝了酒总说：“看着这个隧道就来气。”他曾经和村民说过，如果不是这条隧道，三流水村的人早就搬村了，去外面过上了新日子。“要是没有这个可以通车的隧道，三流水确实曾经考虑整体移民。”曾任霞云岭乡党委副书记的董世民确认了这个说法，“在三四十年前，我们村子是这附近人最多的村子。现在倒好，村里人都没剩下几个了，还不是托了这条隧道的福。”刘贤成气呼呼地说，“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在这里等死了”。刘贤成说，他曾经幻想，如果没有这条隧道，自己可能已经被搬迁到房山区里，由政府安排当工人，“那肯定是另外一番日子” 。

红肖梨花开 老愚公们还有念想

听到村民抱怨的李志斌正扛着大扫把从山上下来。他每天都要上山，把路上的石块、杂物清理干净。他很无所谓地摇摇手：“我在村里现在不招待见。有人觉得是我带头修了隧道，让他们搬迁的梦破碎了。”李志斌说，隧道只是解决大家出行问题，而不是一条“万能路”。“自己不努力，等着钱从隧道那头排着队送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并不后悔开凿了这条隧道：“虽然我们老一辈被留在了村里，但是孩子们都出去了，而且过得比我们好，这就值了。”

67岁的刘进良有三个女儿，现在都到山外面成了家，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正牌大学生。“我在外面打工干了22年，现在干不动了，回到村里养老，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他说，此前为了养活三个女儿，他去工地做苦工，一天只吃一个烧饼，经常饿到夜里睡不着觉。“现在回来了，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在家养鸡种树，日子挺不错的。”每天中午，刘进良和朋友会坐在桃树底下，吃着自家种出来的小菜，喝着酒，很是快活。

刘进良对未来的日子也满是憧憬。“因为这条隧道，村子和外面也连上了。现在女儿从网上给我们老两口买回来日用品，快递把小车子开进来，我们去村口把快递拿回来。”刘进良说，别看村子藏山里，这里手机信号特好，山上有一个信号塔，李志斌叫它“手机塔”。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的电视都是有线信号，可以接收几十个频道；甚至有人家的电脑还能连上互联网。“村里也和外面一样，什么信息都收得到，不算脱节。老人在村里养老，孩子们在外面打拼，累的时候能有休息的地方，这里永远是孩子们的根。”

“山里的东西还是好，就是需要精力去打理。”刘进良不服老，他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一百多棵桃树、杏树，细心看护。“我们这里的红肖梨特别好，我种的就是这个品种。现在已经开花了，等到夏天成熟的时候，我用拖拉机把果子拿出去卖点钱，也是一小笔收入啊。城里人喜欢吃山里没污染的野味。”他觉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不能“让自己闲着”。“只要和外面连上了，村子里的日子就有盼头。等这批果子下来，我再喊着其他村民一起种，劳动致富嘛，只要还能劳动，什么时候都不迟。”

新京报记者 张静雅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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