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说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

春秋时代的战车

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可多年来，人们习惯于用“春秋战国”来统称，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

春秋时期全图

史载春秋时代，华夏两河流域，小国林立，有一百五十余国。

春秋霸业，尊王攘夷，春秋君子，以义相持，以诗相感，以礼相交，以盟相救，世风纯美，战风尚古，天子尚存，虽说王命不行，犹有周礼正音，衰而复兴。

那时候，士人的传统，乃系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士集六艺于一身，躬身于事，故《说文》称：“士，事也。”

士的时代，“游于艺”，不光治国要用一整套的礼乐形式游于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要游于艺，要开展文质彬彬的诗礼外交，就连战争也免不了要游于艺，中原各国会战，开战前要行礼，要等到一整套礼仪完成以后才开始交战，在战争进程中，天子要派观察员来对战争进行观察，并根据周礼对结果进行仲裁，这样一来，战争就似体育竞赛。

但在战国时期，靠战争发家的新生代，已经厌倦了国际仲裁和礼制局面的均衡，战争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培养了他们的野心，使他们变得更加残忍，为了打赢战争而不择手段。

春秋时期，几十辆战车会战，已是一场像模像样的战争，到了战国时期，这样的战争规模，就是小菜一碟，动辄数十万大军厮杀，即不讲礼仪，也不讲礼义，诸如齐桓公“兴灭继绝”，晋文公“退避三舍”，那种经典的贵族式战风，早已经成为历史了。

更有宋襄公与楚人战，恪守战争礼仪，以至于兵败而死，令人唏嘘。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春秋时期让人缅怀的悲剧人物，成为了战国枭雄们的笑柄，直到今天，不是还有人在嘲笑宋襄公尊礼为“蠢猪式的仁义”吗？真是岂有此理！

新生代王者，他们不满足于春秋霸业，认为小打小闹，战争永远结束不了，要战，就要“以战去战”、“以杀去杀”，就要囊括四海，并吞八方，一统天下。

战国七雄地图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在黄河流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在长江流域，则以吴、越之战为标志，大国之间，为灭国而战，已经开了战国先例。

前510年，吴、越之战打了三十七年，最后越王勾践灭吴。

这种以灭国为目的的战争，奏响了战国时代兼并战争的序曲。

这是战国的风尚和志向，其时代意义就是战，而且是歼灭战。

战争需要战士，制胜依赖计谋，这是一个战士和策士的时代。

战争，没有文化，就用兵法，兵不厌诈，惟有杀！

从吴、越战争开始，到秦始皇帝统一六国，整整二百五六十年间，战士和策士成为了时代的主角，成为了战争的主力。战争的精神，就是尚力的意志，战士的使命，就是追求力、释放力，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像战国时代那样崇尚“力”的世风。

儒家“崇德”，为春秋代表，而法家“尚力”，适应了战国需求。

法家之“力”，乃兵民合一，耕战合一，全民皆趋为耕战之士。

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的仕途，成为战士，使战争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变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使得农民可以通过战争之路转化成为新的军功贵族。

但农民一旦成为战士，有关战争的贵族礼仪就彻底的没有了用武之地，让农民去行礼、吟诗，即便通过军功上升为贵族，若不经过三代人的洗礼，也没那份雅致。相反，他们无视贵族习气，以粗鄙的功利主义，摧毁了贵族礼义。

战争，不再展示文化，不再演示实力，不再是在国际仲裁下的有限度的国家格斗，而是无限的杀，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杀，战争全民化，战争超限化。

春秋到战国，变化之大，堪称两个时代。可多年来，人们已习惯于用“春秋战国”统称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使它们的界限，尤其是文化上的差别变得模糊不清。

春秋时期的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下移和普及。

而战国时期的文化，则是诸侯耕战文化的崛起与扩张。

春秋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仍带有礼乐文化的封建气质。

而战国诸子争鸣和诸侯争霸，则带有耕战文化的军国作风。

它们不仅理想不同，而且欲望迥异，正所谓同床异梦者。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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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李冬君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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