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之间的爱就一定会比异性更深（同性恋者的迷惘）

近期热门的仙侠剧《陈情令》由耽美小说改编，剧中，主人公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一起上课做小动作，一起醉酒挨罚，一起泡冷泉，一起放灯祈福，蓝忘机还为魏无羡打伤三十三位前辈，受三十三道戒鞭，差点儿失去性命。双方互动亲昵，和同性爱人几乎无异——虽然因为主流社会恐同，在剧情没有明说的情况下，粉丝依然坚称那是“兄弟情”。

在《陈情令》以外，即使在非耽美向的作品中，我们也总能发现一些耽美元素。例如，在以往的神话故事中，哪吒和东海龙王三太子敖丙是宿敌关系，前者抽了后者的龙筋而被龙王找上门算账，但在今年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中，魔珠化身的哪吒和灵珠化身的敖丙成为了同生共死的命运双子，也让很多观众磕起了这对“藕饼”同性CP。不仅电视剧如此，综艺节目也会因录制剪辑的剧情需要与粉丝基于节目素材进行的准耽美再创造，在选手之间制造或呈现介于兄弟情和同性恋之间的亲密互动，比如从原本和耽美毫无关联的声乐演唱节目《声入人心》当中，就诞生了“云次方”“深呼晰”等多对CP。

如今耽美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当代书写方式和文化现象，无论是其爱好者还是对此反感者都无法忽视。与此同时，耽美也在不断改变着人们对同性恋情的观点。例如，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就曾援引台湾交通大学助理教授王佩迪（Peiti Wang）的研究指出，从台湾耽美粉丝社交网络收集到的3851份问卷数据中可以发现：相较于普通民众，耽美粉丝对同性婚姻的支持率极高，93.2%的受访者同意或强烈同意同志婚姻应合法化。

不过，学界对耽美的批评也一直存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郑熙青的《想象“耽美”》一文中，作者认为，如今在中国大陆，“耽美”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为：由女性作者写作的、以女性读者为预设接受群体的、女性欲望为导向的、主要关于男性同性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也就是说，耽美虽然是女性实现性和欲望自主权的重要手段，但是和其讨论的客体——男性同性群体——之间或许还有一定距离。郑熙青也提到，日本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佐藤雅树就认为，耽美创作中的同性恋男性人物过于理想化，不符合现实，这类文本在大众中的传播并不利于改善同性恋社群的状况或增进大众对同性恋困境的了解。

与网络狂欢中热炒CP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同性恋主体感受到的异性恋中心社会的态度依然带有敌意。我们不妨把目光转向描绘男女同志主体的社会境遇和生存实况的同志小说文本上并由此来思考：在耽美文化盛行的今天，同性恋群体的真实处境和真实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我们在同志小说文本中可以看到，同性恋者被家庭和社会抛弃，处于孤儿一般的状态当中，身份难以被承认，主体认同难以建立，不仅被社会污名化，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像怪物。即便是在没有自我厌恶和逃避的情况之下，出柜、恋爱、找一个可以白头偕老的完美情人也极其艰难。虽然今天无论中外反歧视运动已蔚然成风，但在同志群体这一边缘世界当中，依然存在者更边缘的群体——人们把目光投向青春健美的男同，却忽视了更为广阔的隐形族群和这些群体的不安、颠沛与恐惧。

“人工珍珠”“孽子”和“鳄鱼”：我究竟是谁

在异性恋霸权的文化环境中，同性恋者建立自我认同、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假面自白》中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剖析，无疑清晰地显示了这一过程。在小说中，“我”从小就被男性的健壮身体吸引，尤其是13岁时，第一次看到圭多·雷尼绘制的圣塞巴斯蒂安殉教图，英俊少年被赤裸着身体绑在黑树干上——“我”看着圣塞巴斯蒂安挺起的胸膛、紧缩的腹部、微微扭曲身子的腰部周围，性意识觉醒了。

这本应当是一部关于同性恋的小说，可是，三岛由纪夫反而用超出一半的篇幅写“我”如何假想和假装自己是异性恋，这无疑表明了他作为同性恋者接纳自身取向之艰难。例如，“我”在往返学校的公共汽车上，经常遇见一个贫血体质的姑娘，她望着窗外，那种百无聊赖、厌倦事物的神态和微微突出的嘴唇的坚硬劲儿都时常引起我的注目。上下车的时候，“我”总是期待着她，想自己对这个少女朦胧的感情到底是不是恋爱。可是实际上，问出这个问题的“我”心中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因为在被少女吸引的同时，“我”也被脑袋溜光的、年轻而粗野的公共汽车司机吸引。“我”意识到这两种吸引之间是有区别的：望着这个姑娘的眼光中“有一种虚假的、人工的、容易疲劳的东西”，在望着司机的视线里，则“有一种难以避免的、喘不过气来的、难受的、压力般的东西”。

“我”对女子抱有的感情只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和虚伪的肉感”，却因自己对异性肉体漠然而感到不安。“我”总是在想“别的青年会是怎样感觉？”“正常的人会是怎样感觉？”渐渐地，“我”养成了装模作样的习惯，为了让别人看到“我”的假面具，开始卖力表演。有一次，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讨论某个不在场的人，说他喜欢上了公共汽车上的女售票员，接着大家就开始讨论女售票员有哪里好。在这个节点，“我”有意识地用冰冷的口吻说：“可能是喜欢她的制服呗。穿在她身上很合适，觉得好呗。”这让同学们感到十分吃惊：“要不是有相当经验，说不出这种一针见血的话来呀！”但是实际上，“我”意识到自己之所以能够说出这些话，其实正是因为对她没有感觉，对女性的事情没有其他少年所拥有的先天性的羞耻。“我”不仅欺骗了他人，甚至熟于欺骗自己，挂起一张简直像“对女人腻烦透了的面孔”，“仿佛自己真的有一颗淫荡的心”。

三岛由纪夫不断地提到“表演”或是“演技”，他说“映现在别人眼里的自然的我，是我的演技”——“我”不仅为他人表演，也在欺骗自己的内心。表演完全化为“我”的组织的一部分，这种把自己装扮成“正常人”的意识，已经在侵蚀着“我”心中存在的本来的正常性，使得我渐渐只相信虚假的东西。 “我”接近了一个女孩园子，迫不及待地期望她迷恋上自己，并在她和她的家人面前进行“正常人在恋爱时的固定的表演”，最终，她果然爱上了“我”。但在这段“恋爱”当中，只有在园子不在身边、两人进行书信往来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在，因为时间和地点的距离，将人的存在抽象化了，距离让我临时拥有了“正常性”。可在书信往来中，“我”对爱上自己的园子感受到了一种忌妒，因为园子给予的是真正的爱，“这是一种犹如人工珍珠对天然珍珠所感到的难以忍受的忌妒。”

在三岛由纪夫笔下，“我”自始至终是“假面”，是“人工珍珠”。在长期普遍歧视和仇恨同性恋的异性恋霸权社会里，同志身份，在白先勇那里，是无法得到家庭和社会承认的“孽子”；在著有《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的台湾作家邱妙津那里，是世人眼里的“鳄鱼”和“怪物”。

在《鳄鱼手记》中，鳄鱼出现于世，引发社会疯狂，媒体围追堵截，鳄鱼专家应运而生，导致它们只能东躲西藏，最后自焚而死，这正反映出同性恋者的处境。不仅社会视之为怪物，到后来，连自己都也觉得自己像是怪物。“我是一个会爱女人的女人，”她写道，“全世界都爱我，没有用，自己恨自己。”

出柜、恋爱与择偶：爱欲流转，真情罕见

“如果不想被人识破本色，那就需要把自己替换成另一个符号，用盗版替换正版，那么自然不必再担心自己到底是谁这样无聊的问题。”在台湾作家郭强生所著的小说《断代》中，锺书元明白深柜者的感受，但他决意接受自己的性向。不仅如此，他还向家人和朋友出柜，展示正版的自己。但是，不论是出柜这件事本身，还是此后的恋爱，都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

出柜时，锺书元认为此举是对世人的重大宣告，“犹如站在摩西分红海所立之峰崖，看见了通往我辈救赎康庄之径路。”谁料，二十多岁时自己的“世界”其实很小，除了家人，也只有十几个常联系的同学，随着换工作的频繁，接触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半熟不熟的人问自己结婚了没、有女朋友了没。他意识到，“存在的正当性总是吊诡地建立在对世人的告白之上，”除非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出柜这件事才能一劳永逸，否则没完没了。

即使自己可以接受同性恋身份，即使没有自我厌恶和逃避，可是，恋人可以吗？在英国作家E·M.福斯特最后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莫瑞斯》中，莫瑞斯与克莱夫在剑桥相恋，虽然是克莱夫首先告白，但莫瑞斯却是更加勇敢的一方，他期待的是“他们彼此间肯做出任何牺牲，不把俗世放在眼里”，他愿意“径直走向光明，希望自己所挚爱的人会尾随其后”。但三年以后，克莱夫最终退缩了，他提出终止这段感情，随后迎娶一位贵族小姐并走上了仕途，这让莫瑞斯几乎崩溃。在《断代》当中，姚瑞峰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他给出的原因是：想寻找一个肉体灵魂都契合的伴的想法，已经放弃了。“我宁愿有一个家，一个正常的家可以让我安定下来，”他说。

除了无法获得“一个正常的家”以外，同性恋者所要面对的亲密关系与爱情真相，并不比异性恋更简单纯美。如同锺书元意识到的：“无法面对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莫瑞斯》的快乐结局——莫瑞斯和阿列克跨越了阶级差异和社会禁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似乎并不常见。决意死后才将此书出版的福斯特自己也说：“在虚构的世界里，我决意无论如何要使两个男人相爱，并在小说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的爱情永远延续下去”——这多少也反映出了与文学世界相对的现实社会中同志爱情延续之难。

锺书元的感受是，即使出柜，真正的爱情也难以实现。在他的经验里，劈腿偷吃是同志圈中常见的现象，可是最后“吃过多少个有夫之夫了到后来还是不了了之”，“怎么就没有一个人会为我停留呢？”他看到，其实大家心中都向往着长久和白头偕老，认为事前睁大眼睛，就可以筛选出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的那些条件，可人生本来就是处处有风险的。

“小朋友把结婚权看成第一，哪想得到年老这回事。又不是有了婚姻权就一定有人愿意跟你成家，真是的。”同样在《断代》里，经营着同志酒吧的老七虽然知道，大家一辈子追求的是一个完美情人，可是他却拥有一套十分现实的“男配男”方法论：长得不帅的，尽量个性好一点，做人大方一点，身段放低一点，“总有某个玩累了的帅哥，到了见帅不帅的人生阶段，哪天反看中了你的成熟稳重。”除了颜值，年龄也是同志择偶时考量的重要标准，在老七眼里，“年轻货色再不起眼的，也比一个老姐姐强。”正因如此，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王德威在评价这部小说时指出，在郭强生笔下，“同志圈的爱欲流转，往往以肉体、以青春作为筹码”，真情极为罕见。

边缘之边缘：被漠视的老年与女性同志

除了强大的异性恋文化对同性恋群体的打压，同性恋群体内部也存在着主流与边缘之分。在耽美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是美少年或英俊、多金、成功的中年人，而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弱势的同类，虽然数量更为庞大，在其中却并没有什么存在感。耽美小说鼻祖森茉莉的代表作《恋人们的森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这部小说中，较年长的义童三十七八岁，仪表堂堂，是东京大学法国文学副教授，开一辆黑色劳斯莱斯汽车，每件衣服都精致昂贵；保罗是十八岁，清爽身子“宛如一棵青翠小树”——两个人“就像古希腊的迷恋男色的英俊贵族和美少年那喀索斯一样迷人”。

即使如此，保罗仍已经意识到年老的可怕：“我讨厌变老。与其变老，还不如杀了我……”由于没有后代、老年无着等等原因，对年龄增长的恐惧在同志群体中极为常见。《断代》中的老七年轻时酷似某日本明星，“高高帅帅坏坏”，刚进圈的人常常感慨他“惊为天人”；后来，他逐渐变成了一个长出白发、眼袋昏沉的中年男人。在思考自己能否老有所终时，他想到的退路是找个安养院，或者是假装自己被子女弃养的独居老人。在姚瑞峰的幻想里，大家一直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直到他注意到了老七的白发和眼袋，猛然惊醒，发现年老竟然距离自己如此之近，如此隐蔽而骇人。“就连到了今天，同志可以上街游行了，这已经不是禁忌了，”他说，“但我们还是看不见老是什么，除了在公园里那些躲躲藏藏的欧吉桑。”

锺书元不仅年近半百，而且还是爱滋带原者，这使得他在本来狭隘封闭的同志圈内更加难以立足。此时他也意识到，在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年轻、健美、拥有社会号召力的同志对年老、生病、底层的同志的挤压。他看到很多同志已经完成了自我的出类拔萃，敢玩敢潮，有爱有性，“他们要的是天王天后的站台，要的是华丽梦幻彩光的加持，要异性恋对他们敬爱地拍拍手，说加油之外，并把他们视为潜力市场而不敢怠慢。”可是，即便是在同志平权声音与婚姻诉求风起云涌的当下，还是有大批不美不潮、没有社会地位或上了年纪的底层隐形同志个体，在这一边缘社群的更边缘处艰难生存。经济情况不允许他们进出健身房和夜店，教育水平不足让他们表现自我游刃有余，时尚打扮也从来和他们无关，连在路上偷瞄一眼帅哥都怕遭到白眼。锺书元不由感慨：“同志二字看似势力庞大，但有多少连在同志国度中都无法取得公民身份的沉默者。”

在异性恋霸权之外，男权在同志群体中也同样存在，正因如此，女性同志也处于一种双重边缘的状态。当人们谈到同性恋，默认设定似乎就是男同；谈到同志文学，第一反应也是聚焦于男同性恋群体的小说。如果你打开豆瓣“同志”标签，不难发现第一页全是《孽子》《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蓝宇》等男同小说，到第二页才出现了英国作家萨拉·沃特斯创作的女同性恋题材《轻舔丝绒》。郭强生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提出，如果从文学发声的角度来看，男同志的声音确实比女同志大。他认为，这是女同志本身在社会上承担的异样眼光和压力相对较小。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读过邱妙津的作品，我们或许可以质疑这种声音——她在《鳄鱼手记》中道出了身为同志的感受：“你将永远活在某种感觉里，任何人任何办法都没有用，在那里面只有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