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儿时读书的趣事（追忆童年趣事回味读书生活）

第二章 成长的足迹——追梦

追忆童年趣事，回味读书生活，回忆学生时代的似水年华和同学们艰难的成长历程。回首往事，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日子中竟全是斑斓的光影，记忆的屏障中，曾经心动的声音已渐渐远去。仔细想来，我们也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无奈，几十年间，我们亲身经历了生在困难时期的孽障，长在建设时期的荣光；碰上了鼓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危情；我们忍着饥饿上了附近的耕读学校；踏着混乱的文革步子读完了小学；在开门办学的声浪中度过了初中；冒着‘读书无用论’的风险戏剧性的上完了高中；准备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时候，恰逢高考，幸喜上了一所师范学校；分配还需托关系走后门；劳动一天只记8分工；吃饭穿衣凭粮票、布票供应；找个对象要实行晚婚，生个娃又限制超生；50年一遇的旱灾，60年一遇的雪情，100年一遇的洪涝，300年一遇的泥石流，500年一遇的大地震，600年一遇的海啸；还有百年流星雨，世纪光棍节，千年日食，刚刚退居二线又赶上2012的世界末日；马上要退休了，又逢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改革，将养老制度和企业一样实行养老金并轨。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代人也算是活的轰轰烈烈了。然，回忆过去这些年往事中的那些琐碎繁杂的细节，它将会栩栩如生地都呈现在我的面前，更有好多龌龊的和闪光的东西，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有时悲伤、痛苦，有时兴奋、激动，回味过去，再看今朝，那简直是一件愉悦、开心的事儿。我在乎人生中随处可见的真诚和感动，我珍惜人生中每一位一起走过的同学、同事和朋友，我感恩以往的岁月里给予我支持和帮助过我的人，我祈祷我认识的和认识我的朋友平安健康。因此，我将把和你们一路走来的这些琐碎繁杂细节，仔细梳理，真实地再现给我小学、中学、师范一起读过书的同学和教书生涯中的同事及一起生活过的朋友们，同时，我也希望和我共同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同学、同事、朋友能够参与记忆，跟近联系，以聊天的形式，找回那些证实我们存在的蛛丝马迹，（这里面再现的姓名和故事，大多都是原型，里面的人，鲜活；里边的事，真实,如有冒犯，敬请见谅！）只有这样，才能将那些尘封在记忆中的梦和绿叶上的水珠找回，我梦才解，我心方安矣。我想无论同学、朋友相距多远，真挚的情意永留心间，祝福永在你我心中！

第一节小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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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年仅八、九岁的我和咋村别的孩子一样，穿了一件带补丁的'新'褂褂，在父亲的推领下有幸才上了我们村庄附近的一所耕读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两间塾房、两间小屋、一间厨房连起的几间茅屋，据说屋主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跑了新疆。和我一起去上学的娃们很多，有几个女孩子中途辍学了，但最终坚持下来的只有我们几个男娃娃。班主任是大队聘请的代课老师，他叫刘贵元，初中文化程度，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听说一顿能吃八碗饭，从四沟沙窝里背一捆柴草回家，老远里望去，倒像是牛马拉的一车柴草，很有力气，人也勤快。他家距离学校两里多路程，往返总是挑着个担担子，担子的一头盛柴草，担子的另一头拾大粪积肥。在学校里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既教语文又教算术，学生的体育课他也上。我们那时是一、二年级复式班。复式班是咋么一回事，想必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那就是两个班的同学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老师呢，教罢这班教那班，一堂课连轴转，学生则分班轮流听课、做作业。每每下课时，在平坦的门前畅院里，有我们生龙活虎、活蹦乱跳的身影；土坯房的教室里、土块泥砌的土墩课桌旁，有我们朗朗的读书声，几棵白杨、弯柳、沙枣树下，时常有我们玩耍的嘻笑声；房檐下铁丝掉着的用半截铧尖做的铁钟，'铛、铛、铛'，'铛铛，铛铛，铛铛'地督促着我们按时上下课；连阴雨天，零星的雨点会从房芭上渗透下来滴在我们的头顶和衣服上；每逢下雪，冰冷的雪花会飘过破窗吹落在我们的脸庞和头顶，可谓是凉风嗖嗖刺骨寒；若是盛夏，多彩的蝴蝶和嗡嗡的蜜蜂，就会在门前的禾苗上飞来飞去；麦田里、土沟旁五颜六色的鲜艳花瓣，开得跟我们的童心一样绚丽灿烂。她，虽说是耕读学校，但，在这里我们学写过第一个象形文字，在这里我们学画过第一只不会飞的小鸟，在这里使我们第一次开采了知识的金矿，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领悟到了宇宙的奥妙。后来一、二队的学生逐渐多了起来，刘老师一个人教不过来，年级高的就到新上沟两大队合办的上沟小学部去。

离开了原来的耕读小学，我和几个小伙伴穿过一块块的荒地和麦田，翻过了七沟八埂，便来到了新的学校。故，我的三、四、五年级就是在上沟小学里度过的。进入新的学校，看到每位夹着教材走进教室的老师，总觉得他和刘老师一样，也是我的启蒙、我的盘古、我的尧舜。新的学校，新的班级，新的开始，和我一个班的同学有王有尧、王以东、王定己、杨明泽、王叔贤、潘竟福、付真年、付德年、付海年、王永成 仲玉善、仲相泽、仲相佑、仲相财、仲家荣、付宗年、周其信、周贵信、何明瑞、何聪瑞、吴培贵、吴仁瑞、吴桂瑞、吴大瑞、吴菊花、王有能、王兆法、李万虎、李万全、李万才等。

昔日的上沟小学，就是一座旧庙，地址在上沟四队的庙台上。新上沟两大队方圆三、四公里，东临上王化，东南方向与高来旺和刘家地两个大队相邻。大庙分成两半，庙的西半部分是医院，学校占东半部分。西陪殿、北陪殿隔院相连，南配殿朝里走圪圪旯旯，后面是库房，整个庙宇的台阶下，花草泄露着春天的芳香，墙外的沙枣树、杏树叙述着秋日的甘甜。庙的正大殿墙壁上画着各式各样的画儿，其中"老公公拔萝卜"就比较典型：一老翁两手扥着个大萝卜，一老婆婆也来帮忙，一小男孩搂住老婆婆的腰，两只小脚向前蹬着，像帮忙助力的样子，在后面是小花猫和小狗，都在帮老翁拔萝卜，形象逼真，惟妙惟肖，故，至今难忘。大殿里面空荡荡的，它的作用就是当作大礼堂用，开大会的时候，大家都挤坐在里面热热闹闹的。

记得那时，一听说集会，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各班同学带凳子来到大礼堂，会议未正式开始前，各班的拉拉队便喊声四起，起着哄儿。‘四年级吆，来一个吆， 来一个吆，四年级吆’，吆喝声止，四年级的同学在队长的带领下，就唱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然后，四年级的同学们在队长的吆喝下，又让五年级的同学唱，‘五年级吆，唱一个吆，来一个吆，五年级吆’，像《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道情》、《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和当下最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歌曲《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等响彻整个会场。班与班之间呐喊声不断，拉拉声四起，当一个班唱完一支歌曲后，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拍着手，喊着、拍着，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之类，你一下他一下的就这么喊着、拍着，拍着、喊着，整个会场歌声嘹亮，笑声迭起，呐喊声不断，直到会议开始为止，很是欢快和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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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沟小学我们经历了春读和秋读的学期变换，也经历了两任校长王永富和何从仁的教育和熏陶，受教于两任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付国年和何祝林的恩泽，当时三年级的算术有王兆禄老师带，四、五年级时的算术是校长何从仁带。那时的课本，只有十几、二十几页，用不了几天课本上的内容就学完了。听说前两学期，聘请了一位新老师，校长安排让他教二年级的语文。上课铃声响了，他拿着校长给的语文课本去了教室。一节课下来，他便将那语文课本交到校长手上，说，“校长，这本书我念完了，下节课让我给他们再念啥”？

校长一听，打了离卦，‘嘿嘿’一笑，说，“一本书一节课就教完了，你会不会上课？难道……”

那新来的老师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直挺挺的在那里戳着。校长也不好再说什么，此后，只得手把手地教他怎么备课、上课什么的。在那样的年代，出现那样的事情，说怪好像也不足为怪，反正大部分的时间主要是用来学习背诵毛主席语录，绣剪‘忠’字，制作语录牌等等。说起这些活儿，还真是让我高兴。学校每次举行比赛活动，我背的语录最多，我剪的‘忠’字最受老师、学生们的喜欢，我写的字，也很受学生们的尊崇。我抄写毛主席语录的那个小本本，时不时地就在学生们中传阅，甚至在高年级大同学中间也争相传阅过，这时的我就感到非常自豪，也觉得有无上的光荣。

接下来的活动大多是早请示、晚汇报之类。早晨上学要早请示，放学回家，吃午饭前，全家人站在毛主席画像下，要向他老人家请示：“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的子民（学生）向你请示，现在准备吃饭，‘吃水不忘打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今天饭后，我们要……请您批准！此致，敬礼！子民（学生）某某某”。请示完备，方可吃饭。到了晚上休息前，还要像早上的形式一样，向他老人家汇报一天的学习、劳动和工作情况，才可以休息。

一次，我班同学仲某因跟着母亲给羊铲了一筐子草，上学迟到了。到校后，恰逢班主任上语文课。老师停下了讲课，也不问青红皂白，就让他向毛主席请罪。在当时谁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拗不过，只得照那个时候的规矩办。仲某站在黑板前的毛主席画像下面，头儿低呢，手儿披呢，头上是个汗蛋蛋，结结磕磕地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的学-生仲-某向-你请-请罪：我-由于对-学-习抓-得不-紧，思想-认-识滑-了坡，无时-间观-念，跟-上母亲给-羊铲-草，忘-记了按时上-学，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今-天向-您请-罪，并向-您老人家表-决心：保证在-以后的上-学-期间，不-跟爹，不-跟妈，不-铲草，早-回家，返-校路-上不-贪玩，好好-念-书学-文化”。请罪活动结束，同学们两只手捂着鼻口，想笑又不敢笑，只有鼻息间，呼哧呼哧的喘气和动弹，只等老师一声‘下去’，开始讲课，大家才恢复了上课时的常态。接下来的日子里，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也就说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当然，在那个年代，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最重要的，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人们行为的准则。无论你做啥事，记不下几条毛主席语录那是万万不行的。商店购物、上街卖东西，你说不上段语录，你就办不成事情。如：当你到照相馆去照相，首先就得用毛主席语录开头对话，否则人家就不理会你。倘若你能说上几段语录，他的态度一下子就改变了。譬如你到照相馆，一进门面对服务员，你就说，“‘为人民服务’我照张相”，这时服务员的回答便是“‘斗私批修’你照几张”？“ ‘反骄破满’我照两张”，“ ‘要立新功’， ‘要立新功’做好准备我开始给你照相”，这时他就会想方设法摆弄着你站好姿势，前腿弓，后腿蹬，一只手握着毛主席语录在胸前，一只手紧攥拳头向上高高地举起。这时他站在相机旁，也不会说‘茄子’之类的话，只是向前伸出两个指头，说声站好了，‘啪’，一张相就算照好了。再在服务员的摆弄下，做好第二个造型，‘啪啪’第二张也照好了。这时服务员将开好的取相单塞给照相人，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三天后来取照片”。照相人说，“好，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再见”！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当然，在那时大都这样，谁也不觉得那样做滑稽可笑。另据我西庄子上的三哥讲，前几天，他进城办事，恰逢剧院放电影。好事，看看去。那时看电影又不要钱，当进电影院门时，被把门的挡住，说让他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由于一时心急，怎么也想不起一条完整的毛主席语录来，抓耳饶腮，冥思苦想，折腾了半天，等他想起一条语录来了，嘎，电影院已经关门了。

一天，我们村子里付庄和杨庄上的付奶和杨奶奶俩个人去集市上抓猪娃。走到半路上，被我们几个刚去上学的学娃子拦住，按当时的情势，非让她们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不可。付奶按照我们的要求背了一段"下定决心，不怕（学生）牺牲，排除万难，（我还是你们的奶奶）去争取胜利"。正要离开，突然一同学又要让杨奶奶背语录，杨奶奶说：“下定决心，不怕（敌人）牺牲，排除万难（端起枪杆），去争取胜利（我还要摸一哈你的脑袋）”我们也不知她背的对不对，总之只要她们背了就行。两奶奶正要离开，一同学忽而又问：“杨奶奶看你背语录这么流利，你能说说《为人民服务》里说的那个张思德是哪里人吗”？杨奶思谋了半天，一时说不上来。这时付奶奶灵机一动，说，“你们说的就是那个打铁的张思德吧？这还谁不知道呀”。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知道”？ “当然知道，他不就是杨小哥的姐夫吗，当过几年兵，公社东墙哈的那个大庄子就是他家”。我们几个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呀，经付奶奶这么一糊弄，也就信以为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语录也背了，提出的问题他们也回答了，可以说形式也已经搞了，再没有理由为难人家了。几个同学一起向她俩举手行了个少先队队礼，也就都高高兴兴的去上学了。

后来据杨奶奶讲，那天，她俩到了集市上，哎呀，你看，那里虽不是人山人海，倒也稀松地热闹。大蒜、红葱、茄莲、萝卜，猪娃、鸡娃，筛子、蔀篮、小筐、漏斗，小铲、镰刀、靶子、铁锨，真是货不多，花样多，且种类齐全。她俩迈着叭哒叭哒的小脚，一边点卯，一边欣赏。在完小大门前的操场上，篮球架的中间，长长的围满了大批人马。付奶拉着杨奶的手，挤进人群，你瞧：两根长杆子上拉着两三层铁丝，铁丝上搭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有被面、床单、青斜布、红丝布，有头巾、枕巾、毛巾和鞋袜。铁丝的下面摆满了一箱箱火柴、一条条香烟、一盒盒针头线脑，还有大件的缝纫机、自行车等贵重物件。据货旁的讲解员介绍，这是从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张会计和何采购员家的地窖里清理出来的，可以说，是他两近几年来贪污、蚕食人民财产的罪证。讲解员一一地介绍着，观看的人一一的发出唏嘘的惊叹声和愤恨的叫骂声，真是滔天罪行，罄竹难书。通过那次清理活动，何、张退赔了赃物，百姓受到了教育，这是后话。看完展销，付奶和杨奶买了点针头线脑，每人又抓了三元钱的一个猪娃，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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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三年级起，由于受我三舅父书信交往的潜移默化和熏陶，我便开始学着给异地的亲属和外地工作的舅父写信。每每写完信后，父母亲便让我念给他们听，听后，父母亲总是鼓励我，说我写的信，简短、清晰、明了，能把他们的意思给其亲属们表达清楚。时间一长，我写书信的水平在不断提高，而我的语文功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在三——五年级的读书期间，曾多次参加学校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的发言和交流，都能受到老师和学生们的好评，并多次被班级和学校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和‘三好学生’以及后来的‘五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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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翻阅一王姓同学的大楷，字写得弯弯扭扭的，也没有老师的圈阅和批点。最后一方上他这样写着：“老师，你为什么不给我批阅大楷”！那时的我，也不理解他那几个字的意思，出于好奇，回过身来，我也在我的大楷本子上写上了同样的字，交给了老师。第二天，老师把我叫了去，指着我的大楷本子说，“你的字写的不错，大楷本子上页页都有我的批阅，而且同圈也很多，那你为什么说我不给你批阅大楷呢”？我抓耳饶腮，鼻柱上汗津津的，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只是头上、脸上、脖子里或者说整个浑身都直冒汗。后经老师指点，我才明白了'批阅'是啥意思，也明白了老师叫我，批评我的原因了。从此以后，像这种依葫芦画瓢，鹦鹉学舌的低级错误就很少再出现过，或许这就叫‘吃一堑，长一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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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隔壁的医院里住着一个从城里来的姓孟的下队干部，这干部待人和蔼，说话和气，可能是出于养生方面的考虑吧，他每天总要喝一个生鸡蛋，在我们认识和接触的这段时间里，天天这样，好像他已经养成了一种喝生鸡蛋的习惯。他每日里从学生手里买一个鸡蛋，付五分钱，然后用小刀或小棒在鸡蛋上戳一个小洞，将嘴对准小洞，呼哧的一下吸进嘴里完事，说是这样吃鸡蛋有营养，能补身子。一天，有一个叫有尧的同学，把她妈卵鸡娃的蛋从鸡窝里悄悄偷出来，拿来卖给了孟科长，孟科长用如前所说的方法充吸，‘呼哧’一下，将一没出壳正在卵孵的半成品小鸡吸进了嘴里，紧吐慢吐，臭气逼人，再找卖鸡蛋的那小学娃子，已不见了踪影，从此，姓孟的科长再也不充吸小学生卖的鸡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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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岁起我就担负起家中的一个重要职责——拉骡子套水车浇麦地。早上拉干一井水后上学，下午放学后再拉干一井水，之后还要给羊铲草。星期天，太阳照在窗户上，劳累费神了一周的我，伸伸懒腰，双手向上一举，摸一把眼角屎，揉揉眼圈，又懒洋洋的扯了两下被子，呼呼地睡着了。等我再次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太阳已经斜挂在半空中了。起来，穿好衣服，用凉水搓一把脸，从布篮里拿一块妈妈做的馕干粮（熡馍子），拉骡子到固定的井上，套上水车拉水浇田。井水干了，麦田浇了，骡子送回饲养院，然后提上筐子，将铲子往筐子里一丢，大步流星的去找庄子上的其他小伙伴了。

我们几个小朋友出门到东铧尖、到西套湾、到南大田、到西柴湾里，先是打扑克、丢窝窝，然后是打垒球赶闹闹，打着赶着，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收起玩性，还要赶紧给羊铲草哩。三下五除二，一绺一绺的草铲了几堆堆，一看大一点的孩子，筐子满了，自己铲的草还装不满筐子，时间都快到中午了，咋办？灵机一动，在筐子的中间，穿上几根红柳条条，然后再把铲好的草，嘘嘘的装在筐子里，大事告成，回家。到了街门上，轻手轻脚地绕过父母的视线，才到了后院，抽取插在筐子里的红柳条条，给羊丢上一两把，只听'咩咩'的几声羊叫唤，上午的任务就算交差了。

回到屋里，一看，今天的情景不同往日，炕上坐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后来才知道，那是上面派来的下队干部，外地人，姓钱，今天的派饭轮到了我们家），我妈做了我们平时不常吃的芽面果果，还有油炸葱花子面条。我妈给下队干部和我爹每人舀了一碗，下队干部的碗里还特意捞了个木梳辫。当他们吃完第一碗面条时，我将我妈现炸的芽面果果，热腾腾的端放在桌子上。

我爹说那下队干部，‘钱干部，这是我们这里最好吃的芽面果果，尝一尝’。

钱干部如获至宝，也不推辞，先是从头蛋上咬了一口，顺便芽面就流在了手上，他舔了一下，甜丝丝的，就把芽面果果的口口对到嘴上，提溜一吸，滚烫的芽面吸进了嘴里，通到了喉咙里，钱干部咿咿呀呀的喊着、叫着，咽，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眼睛里的眼泪哗哗的流，啃啃了几声，好大一会儿，才恢复了平静。“这东西咋这样”？

父亲说，“这东西刚炸出来，有点烫，慢慢吃，才能感觉出它的甜味来，我以为你会吃，就没多说什么。唉，那你就先吃饭，等一会凉了再吃”。

钱干部说，“不敢吃了，再吃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这时我在门外站着，看到屋里发生的一切，是不敢笑又不敢言，只有咽吐沫的份儿。末了，他们又寒暄了一阵，钱干部说下午他要到公社去，晚上的饭，就不给他准备了。钱干部掏出钱包，取出半斤粮票两毛钱，走了。钱干部一走，我像是翻身农奴得到了解放，拿起一个芽面果果，三把两下就解决了，哎呀，那个香啊，实在是无法形容啊！想想，现在的孩子，有这样的奢望和感觉吗？

第二天，我将钱干部吃芽面果果的事，说给我们班的同学听，他们有的按着肚子，笑的前仰后合，有的眼睛里冒着泪花，笑的死去活来。‘铛铛、铛铛、铛铛、铛铛’，上课的铃声响了，同学们停止了嬉笑，教室里又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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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早起上学的时候，妈妈的一锅粮食（这里说的粮食，一般指青稞）就煮好了。舀半碗尝尝新鲜，垫垫肚子。待我走后，妈妈就将煮好的粮食倒进缸里，用一破皮袄盖住，咕嘟咕嘟那么好几天。像这样的程序可能要进行七八次。之后就是‘试醋’，这‘试醋’可有很多讲究，要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压的麯子做引子，因为它容易发酵，味纯香溢。‘试醋’前先要把麯子碾碎，拌上适量的麸皮和水，用竹编布篮放在热炕上，将请来的‘醋婆婆’放在布篮里调试整个拌醋过程，‘醋婆婆’是一家一家的请，下家接上家，然后再一家一家的试拌。‘试醋’之后，正式的拌醋就将开始了。一堆麦草铺开后，将一个大布篮放在铺好的麦草上面，再将请来的'醋婆婆'和煮好的粮食、还有准备好的麸子进行搅拌，待搅拌好后，盖上单子、皮袄之类，靠近搅拌的醋坯上面先盖一拌醋方自家男人的旧裤子（必须是男人的旧裤子，不知啥道理）让其慢慢升温，待请来的‘醋婆婆’经过一段‘试醋’之后热好了，再将其麸皮、醋坯及热醋掺和在一起搅拌匀成，等待醋料慢慢升温，待搅拌过的整个醋料热了，再行搅拌，然后将男人的旧裤子盖在搅拌过的醋料上面，再在旧裤子上面盖上单子和皮袄， 隔一天搅拌一二次，连续不断地搅拌那么几次，才算完结。每次拌醋的多少，可根据拌醋家的需要而定，人多家口大可多拌一些。几天后醋料逐渐降温，这时再在醋面上旋几个窝子，撒上许多青盐面子，直到冷却，再将它请到缸里，用擀杖捣茨实，然后再在上面撒上些黑醋皮子，再在缸的顶沿撇个椭圆形的醋顶即可。醋拌好入缸后，将醋缸放在廊檐下太阳能照到的地方，等过一些时日或一两年，啥时想用了，再破开醋皮子准备搭醋。

当然搭醋的程序比起拌醋来就要简单的多了。搭醋前先准备一小缸或罈子，在其离缸、罈底部3——5厘米的地方，钻一小孔，按一中间通畅的竹筒，。若要开始搭醋时，先将那缸、罈放置于凳、台高处，用棉球塞住竹筒小眼，然后再把醋缸中的醋糟装进去，倒上清水，侵泡一段时间后，抽开缸、罈上的竹筒小眼，缸、罈下接一小桶或者盆子，任其慢慢流淌。流出的液汁一开始清清的，称为‘白醋’，经多次冲流、轮番流淌，使之成为‘酽醋’，即便就是‘成品醋’了。尔后再放水将原来的醋糟冲流几次，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白醋’。 ‘白醋’一般在短时期饮用，不可放置太长时间。而成品醋‘酽醋’放置在大缸里，可使用一到两年，或是几年时日。不管时日长短，它总是汁酸色正，味香清醇，可称得上沙乡佐料中的极品。然，现在农村以经济作物为中心，种青稞、小麦的少了，吃面已购买为主。由于自己加工粮食的少了，自然麸皮也就少了，故，拌醋没了粮食、麸皮等原料，手工拌醋的不见了，搭醋的自然而然的也就更少了。

8

有一年，猪崽行情好，价格高，看到养殖母猪能赚钱，我家就喂了一头茬母猪。次年五六月，茬母猪生了一窝猪崽，左等右等，希望猪崽快快长大能买个好价钱，等猪崽一上市，价格大跌，猪崽又不值钱了。在乡下一个猪崽只能买三块钱，一气之下，父亲让我请了假，一大早拉起架子车要进城。父子俩日夜兼程，进店家、住窝棚，渴了，在沿途的井上喝一肚子凉水，饿了，爵一嘴自带的干馍馍，直到第二天麻麻亮，我们就早早地来到了集贸市场。南来北往的行人接连走过，一直到十点钟左右，才将猪崽以三元五角的价格卖掉，每个猪崽比乡下只多买了五毛钱。父亲懊恼地搓搓头，掏了五分钱将架子车寄存到看车处，然后把我领到大十字东北面的百货商场。那是我第一次进城，看到城里的什么都新鲜，城里的路平平的，商场的门口，整整齐齐的排放着一辆辆自行车，自行车的把头上挂着个写着数字的小牌牌，旁边坐着个戴红袖章的阿姨或大爷，他们一会坐着，一会又站着，有时还指手画脚，好像在维持着秩序，只要有推着自行车来这里的，他们都要比划一阵，然后将自行车按顺序放好，再发给一个牌牌，顺便再问上一句“你的车今天还推吗”？

“今天不推，难道还放在你这里过夜吗”？

“推就好！推就好”！

我和周围的人正在纳闷，老大爷告诉我们说，“前些天，有一小伙子，同样在我这里寄放了一辆自行车，给了五分钱，拿着号牌进了商店，可到了商店关门，我们下班的时候，左等右等不见那人来推自行车，直到夜里十二点钟还没等来，我只好将笨重的自行车扛回家中。第二天一大早，我再将自行车扛回来。就这样，扛来扛去，四五个来回，直到第五天的下午，他才来推他的自行车。见了我又点头又道歉，说是去了一趟新疆，办了一点事，竟把寄存自行车的事情给忘了，请我原谅。你说，我不原谅又能怎样，只好收了他的车牌牌，他开了锁，又是一阵谦恭的话后，才把自行车推走。所以，以后凡停放自行车之后，我便要问一句这多余的话，也就成了习惯了”，嗷，原来如此。

城里和乡里就是不一样，特别是对停放自行车这件事，深感好笑，总让我时时记起。我想猪崽虽没买上个好价钱，但进城后看到好多的人、事、景、物，总让我开了眼界，也算这一趟没有白来。进到百货商店，父亲给我买了两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削铅笔的小刀。

走出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看到商店门口围着一堆人，嘈嘈闹闹的，其中间一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大哭朝天，诉说着冤情：她也是早上才来城里的，刚从集贸市场上卖掉了一小袋鸡蛋，准备到商店里扯一节花布回去做衣服。刚路过小东街的大众食堂，那里有好多人挤在窗口前买票吃早点，她说，"我也凑了过去想近前看看，一凑人太多，恰又被一小伙子搡了一把，无法靠近，就过来了。然后快步走到商店门口，一摸口袋，嘎，身上装的一丈八尺布票、五斤粮票和刚才卖鸡蛋的几块钱不见了，心想，莫非是那推搡我的小伙子掏走了，我回头张望，一样样的人，谁脸上也没写个‘偷’子，我在哪里才能找到我的钱和补票啊，莫非不是遇着鬼了。"那女子的一阵嚎啕大哭，引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人，你一句，他一句，谁还有钱援助她阻止哭喊。

说着说着，其中一中年男子突然说，“莫非不是真有鬼吧”？

旁边有一女子惊闻，“你见过鬼吗”？

那中年男子说,“听人说前几天大十字东北角照相馆里的照相师傅遇上鬼了” 。

“到底是咋么一回呀”？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那中年男子身上。那中年男子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开了，他说，事情是这样的：

前些天的一个早上，周相馆还像往常一样刚送走几个照相的客人，坐在凳子上整理冲洗出来的照片，整理好后分别装在写有编号的不同的纸袋里。恰在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四十六七的中年男人，高挑个，大风头，方块嘴脸，穿一身织的布衣裤，一双圆口布鞋，慢慢地向周相馆走来。周相馆停下了手中的活生，问，“照相吗”？

那中年男子说，“我照个半身像，因有急事，照完后，我要去趟新疆，你能不能把我的照片洗好后送到我的家里，我付双倍的照相款”。

周相馆说，“你家在哪里？相片交给谁”？

那男子说，“我家在***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袁庄，你把照片交给我的妻子（尸鬼魂）侍贵红好了”。

“好吧，那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袁思贵（冤死鬼）”。

周相馆把那中年男子的名字和送照片的地址及他妻子的名字写在装相片的纸袋上。一切准备就绪，周相馆让那中年男子坐好，开始照相。周相馆到凳子旁摆弄指点了一下那男子，然后走到了照相机旁边，接着就把头入在红盖布里，一边从聚焦框里看那中年男人的坐姿，一边手握橡皮球，准备按下快门。就在凑准那男子的坐姿，要按快门的时候，周相馆发现那男子光有腿脚，没有头身。他把头从红盖布里仰起来，再看那中年男子，那中年男子好好地端坐在凳子上。周相馆把头再入在红盖布里，还是发现那男子光有腿脚，没有头身。周相馆如此这般的往返了几次，最后发现那中年男子的脸刷白刷白的，怎么看怎么别扭。周相馆也是个神经比较大的人也没再多想。就说，“坐好了”。

那男子有意挺了挺身子，用一种及其别扭的声音说“坐好了，照吧”！

周相馆经过三番五次的查看，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按下了快门。此时的周相馆满身冷汗，好像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心里想着嘴上却没说，世界真是奇妙啊，什么事都有可能出现啊。心里这么感叹着，扭过头对着那个男的说“照好了”。

那个男的，从上衣口袋里摸了一下，掏出两张二元的票子给了周相馆，周相馆把钱拿过来，无意中看到那个中年男子的手也是刷白刷白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但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反正就是说不出来。

那中年男子说“钱不用找了，那就麻烦你把相片洗好后，按照我说的地址送到就行了”。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中年男子走后，周相馆拿过钱，脸刷的一下就变白了。这哪里是人民币啊，这不是冥币吗？当时周相馆就傻了，这不是骗人呢吗？周相馆赶紧追出门外，那人已不见了踪影，大街上只有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其他行人不时的走过。之后周相馆虽是惊讶，道也没再多想什么。过了几天，照片洗出来了，周相馆一看照片上的人，这人还确实人模人样的，和那天进来时一样，周相馆也就放下了一百二十个心，准备凑个消停的时候给他妻子送去。

那日，天刚蒙蒙亮，周相馆就骑着他那破旧的钻石牌自行车，按照那中年男子说的地址向目的地出发了。到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袁庄，恰巧看到一小男孩，提起侍贵红（尸鬼魂）的名字，小男孩只是摇头，说是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再问知不知道袁思贵（冤死鬼），那小孩也直摇头，说不知道。再向前走了几步，看到一个老大爷，周相馆问，“老大爷，您知不知道袁庄有个叫侍贵魂的女子住在哪个庄子上吗”？

老大爷听这人问起侍贵魂这个人来，先是一惊，接着说，“你找她干啥魂魂”？

周相馆说了那中年男子的托付之类的话，老大爷半天才说，“怎会有这样的事”？

周相馆这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急急地问老大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老大爷看这人着急的样子，就说，“这里是有个叫侍贵魂的人，不过她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她丈夫叫袁思贵，困难时期跑了新疆，听说也死了，家里再没有其他人，只有这个庄子空着。前些日子听说袁家大院闹鬼，请来几个道师傅，又是念经，又是完院，折腾了一阵子了事，不曾想，还有这等事情。

周相馆听老大爷这么一说，吓得都说不出来话来了。

老大爷看这人这般模样，就问周相馆，“到底发生了什么魂”？

周相馆就将那天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大爷。

老大爷说，“原来如此”。

周相馆听了老大爷的介绍，当场就吓晕过去了。

老大爷喊人将周相馆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经过抢救，周相馆人是救过来了，但终归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周围的人听得不寒而粟，一大堆人渐渐地溜走了，那丢钱和粮票的女子也只好含泪离去。后来我想，那袁思贵（冤死鬼）照相的事到底是真是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呢，不得其解。

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听人说，有个别地、富、反、坏、右分子，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有政策深表不满，亡我之心不死，为了反对改造他们破‘四旧’、打倒牛鬼蛇神，便想方设法、故意糊弄出这么个鬼故事来，混淆是非，蛊惑人心，制造事端。‘谁说世上无鬼，这不是活生生的有人见了鬼而且还照了相吗’？其实这地址和人名都是那些坏家伙事前谋划好的，照相时他又在自己身上造了一种叫什么的隐形药水，情形就成那样了，实在是故弄玄虚，用心险恶呀！

听完那人讲的鬼照相故事，周围的人和我一样，头皮麻酥酥的，我攥着铅笔的手更是汗津津的，我和父亲赶紧离开了商店门前的人群，向东大街走去。

之后父亲把我又领到离县城不远的一王姓人家，那是他前几年修干渠时住过的人家，看来交往比较深厚。这家女主人给我们做了几碗长面条，面条上浇了一些糊糊菜，那小方块块，白白的，软软的东西，没见过，挺好吃的，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他说我们吃的是臊子面，那软酥洁白的小方块是豆腐，真叫新鲜！

中午稍做休息后，我们顶着天上那毒花花的日头，告别了王家，来到城里，拉起我们寄存的架子车就往家里赶。出了城门径直来到大滩铺子下的一渠房上，太阳已经落山。那里看渠河的人是我们村上的付爷，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付爷长着一副古铜色的脸孔，一双杏仁般的眼睛，尖尖的下巴上，飘着一缕山羊胡须。他高高的个儿，宽宽的肩，年龄大概在五十开外，说起话来，声音像磁石一样富有亲和力；走起路来“蹬、蹬、蹬”的有力气。我们的到来，是一个很少和家乡人见面、说话的干老头，增添了几分喜气。我们一边烧火、摘菜，一边说着话儿。付爷和我爹做了半锅揪面，揉了几个萝卜茵茵，又掠煮了几颗白菜做小菜。那次不知是付爷做的饭香，还是肚子饿的缘故，总觉得那顿饭合口入味。

饭后付爷给我们父子俩讲了一件让人着实吃惊的事，说：“前天他正要烧锅做饭，猛然间从锅台里蹦出一狸猫大的老鼠，因房门关着，老鼠无法逃出，就被我打死了。我一看，太吓人了”！

我问付爷“那老鼠还在吗”？

付爷说“我把它撂的沙河里了”。

由于好奇，我让付爷领我们去看一下。付爷领我们打着电灯到了沙河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被太阳晒了一两天的大老鼠，长三十五、六公分，粗约十一二公分，绿头苍蝇趴在老鼠的身上，圆鼓鼓的，大老远就能嗅到一股臭味，使人无法近前。回到渠房上我总觉得胆战心惊，使人不寒而栗。“哪有这么大的老鼠”？

现在想来，这和九十年代中期盛传的民勤糖厂仓库里经常偷吃糖粉的那个大老鼠相仿。所不同是，前者只是个我们亘古未见的稀世之物，而后者则是专门蚕食人民财产的害群之鼠而已。那天，整个一晚上，我的睡梦里都是大老鼠那可怕的影子。

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们就又出发了，直到下午，我们才到了自己的家。一进门，母亲便问这问那，该说什么好哩？说起这次进城，说实在的，此间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我和父亲自己知道。

9

如前所说我大部分的小学生活，就是在上沟学校这个旧庙里度过的。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和大多数同龄的孩子一样，我们的课外活动，就显得比较单调，同学们玩着我们自己制做的玩具，做着老师不知让多少同学做过的老掉牙的游戏。不是丢手绢就是瞎子摸瘸子。这两个活动看似简单，其实也很有趣。先说丢手绢，开始前，准备几块手绢，然后大家推选一个丢手绢的人，其余的人围成一个大圆圈蹲下。游戏开始，被推选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外行走。丢手绢的人要不知不觉地将手绢丢在其中一人的身后。被身旁丢了手绢的人要迅速感觉出自己身后的手绢（不能明目张胆向后看），然后迅速起身追逐丢手绢的人，丢手绢的人沿着圆圈奔跑，跑到被丢手绢人的位置时蹲下，如被抓住，则要表演一个节目，可表演跳舞、歌谣、讲故事等。再说瞎子摸瘸子，老师把所有参与游戏的同学排成一队 ，指定一个同学当“瞎子”，用红领巾把眼睛严严实实的蒙起来。剩下的人就都是“瘸子”了，这些“瘸子”用衣服或用绳子绑住双腿，各自选一个活动的地方（必须在活动的场地内）躲起来，等蒙着眼睛的同学来摸。被捉住的就开始充当"瞎子"，蒙起眼睛来继续摸其他的人。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所有的人都各当一次“瞎子”和“瘸子”。再就是滚铁环、玩皮球、跳皮筋了，这些活动大家都比较喜欢，但铁环件数很少，你滚滚了他滚滚，也就那么几下。倒是玩皮球的人最多，最热闹，你传给他，他传个你，一节课下来，汗珠子挂在头发上，脖子里汗津津的，同学们将身上的灰土挄一下，好不自豪和惬意。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特别是农村的娃们，手里没有多少玩具、当地也没有什么游乐场，学校里就那么几件自制玩具。从那个时段开始，我们的课余时间不是走窝窝、跳方，就是玩四角儿、拍画儿。稍大一些了就用铁丝梆个圆疙瘩儿相互对着打，或者用麻绳、毛线绑个毛蛋儿，分成两组打垒球、赶闹闹也很好玩。不管学校还是家里，尽管玩具少得可怜，但很欢乐，所以一直记得。

小时候的天是明朗的天，小时候的夜晚月更圆。到了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大男人们三人一堆，四人一圈，点上自制的油碗蜡台和小煤油灯，不是打扑克，就是挖牛九。他们大脚盘绾坐着，每个人前面堆放着一小堆杏核儿、沙枣子或者是羊粪蛋儿。一会儿他多你少，一会儿他少你多，几十个小东西滚来滚去，足足能滚半晚习。末了，屁股一抹，各自回家。而在家的女人们，有的摇着放线车，锭子飞快的旋转着，呜呜呜地抽着一根根棉线；有的锥邦纳底、缝衣撩袖，做着针线活；大多姑娘们，不是绣花，就是做袜垫，针针细密，线线稠满。只有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大门前、在场院里，一拉一闹地做着叼狗娃或是捉迷藏的游戏。若听说那里放电影，则三五成群、风趟各式地跟上大人们跑开了。那时听说全县也只有两部电影机，城北乡的一台由民勤电影放映的最早放映人高来旺的王耀武负责，每个公社两三个月，才能轮到一回。每轮大概要在全公社几个大队轮放八九天。一部电影从刘家地粘到小东、建设，从华音跟倒上王化、高来旺，最少也要看上它七、八场。有时偶尔听说公社里有电影，一窝蜂似的跑到，结果是‘月照空台’。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看还是空跑，一拉一闹、空哈实哈地跑来跑去，无忧无虑地就是个高兴。因为那时的大人们除了劳动，既没有经济负担，又没有其它压力；小孩们即便是上学的孩子们也没有家庭作业和课业负担。尽管生活条件有限，但肚子填饱不想别的，生活就是个欢实快乐的。

10

童年是树上的蝉，童年是水中的蛙，童年是牧笛的短歌，童年是伙伴的迷藏；它是一桌美味佳肴，有甜、有苦、有酸也有辣；它是一件工艺品，有优、有劣、有精细也有粗制滥造的物化，一件件，一桩桩使人难以忘怀'。春天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南河岸上折柳枝、吹咪咪；夏天，我们一起在田间的麦花旁和苜蓿地里抓蝴蝶；秋天我们在水池边和大墙根的土洞洞里捉蜜蜂；到了冬天我们又一起去三角城的土墩上看木塔，去西柴湾里收拾取暖的柴禾。每每到了五月，同学们午休的时候到了，耽在家里怕睡着了误课，来到学校又没有好的休息场所——大礼堂廊檐下的台阶上、校门口杨柳的树荫下，教室的课桌面、板凳上，都是我们休息的地方。若逢刮风下雨天，那就只能都挤在教室里。男同学抢占先机卧睡在桌面上，女同学就只好在板凳上将就了。偶有男同学梦游，从桌面上滚下来，那受害的就是女同学了。此时的教室里，就像炸开了锅，说的，笑的，喊的，嚷成了一锅粥，直到值日老师到来，才恢复了先前的平静。

有时有个别爱捣蛋的学生，趁同学们熟睡之际，故意在个别同学的肚皮上、下身处，用毛笔蘸上墨水，画一些不开入目的笔画。有时又将男同学从桌面上推下来，跌落到女同学身上，以逗大家惊醒之后的开心，把对别人的羞辱建立在自己的欢乐之上，真是人有一百，怪人不缺；人上五十个，杂疙瘩有几个。尽管如此，大家总感到童年的丰饶，童年的充实，童年是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放学路上，那就更有说不完的离奇故事。每每走到人家的杏树下，眼睛往上料哩；路过生产队的豆地，看到豆秧上一个个壮实的打瓣瓣豆角，嘴里馋的淌含水哩，眼睛咪咪着往下看哩；若是放学时间尚早，就来到渠沿上，一二队的学生早早地就分成了两派，开始了有预谋的对抗赛打：先是一对一，然后是双人对抗，一会儿在渠沿上，一会儿又跑到了渠沟底，紧接着又开始混合散打，一个个弓背弯腰，汗流浃背，‘沙场秋点兵’也就这样的阵势吧，在旁观战的同学也不时地发出一阵阵呐喊，助威喝彩，口里一阵阵呱唧呱唧之声不绝于耳。对阵结束了，大家和好如初，一个个都穿好衣服、背起书包各自回家了。

11

这还不算，要说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就数过六一儿童节了。每每进入五月，各班就开始准备庆六一的节目了。一开始只是利用早操和下午的活动时间搞，二十号以后，各班就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排练。彩旗队呼啦啦地走着正步，鼓号队里一部分人敲着锣鼓、打着腰鼓搞配合，一部分人又吹着号子练气度。各班的节目不同，排练的地址、情形、方式也就有所不同了。三年级的歌舞《为人民服务最光荣》由付登贤老师指导，四男四女，八个同学组成。歌词的大致意思是："我是个学生，我活泼天真，功课我做得好，作业我交的早，守纪律、爱劳动、讲卫生、强体能，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为人民服务最光荣。"教室的桌子摆在靠墙的地方，八个男女同学在教室的中央练着他们的舞步，其他同学跟着付老师唱着、双手打着拍子。全班同学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靠在桌旁的墙根处，一片欢笑几声歌，好不热闹。

在教室门前的院子里，四年级的同学在朱立功和王兆禄老师的带领下，正在排练《哑铃操》。《哑铃操》是我们学校的传统节目，每年的六一节上都有他们的风采，只是排节目的班级不同，学生不同罢了，但节目的精彩程度年年有更新,参与的人数随班级人数的多少而定，25——36人都可。哑铃是用木头做的，中间约五厘米粗细，长二十公分，两头各有直径八厘米见方的八角锤体，用不同的颜料涂染，八角锤体的中间有一小孔，是用来穿线绳用的，线绳上各串吊着三到五个铃铛，中间二十公分抓手处的两端，各扎几条五颜六色的绸带，一旦活动起来，铃铛的嚓啷声四起，绸带飞扬，同学们嘴里唱着《哑铃歌》，"咪咪啦啦嗦啦嗦咪嗦啦,睐睐咪嗦啦唏，啦嗦咪嗦睐,啦啦哆睐咪，睐哆啦哆咪嗦睐啦，哆睐咪睐哆啦哆啦"，此时再配以锣鼓的铿锵声，那简直是热闹非凡，倘若和安塞腰鼓相比，不也就那么一种阵势吗！

在操场上，有王永福校长和付国年老师领导的五年级，也在排练着他们的拿手节目《垒罗汉》和《摇太阳》，现在他们排练的只是节目的关键部分，整体环节大致需要五六十人，还需四、五年级合作才能完成。先说《垒罗汉》，第一步是六罗汉造型，起码有六个人参与，先一字摆开，这六个人，每个人并腿倒立，头顶地，两只手按在地上，也叫'立球顶'；然后是双人对接垒（即：一人站立，另一人爬在站立人的上面，双手按住站立人的肩膀，反身倒立起，将头顶在站立人的头部，上下一体，紧靠在六罗汉旁边）；有三人垒（即：两人站立，另一人站在其他两人的肩膀上）；有七人垒（即：两个三人垒面对面，高头的人，双手拉紧，另外一人被其他两人抬扶上三人垒拉紧的双手，站起，形成七人垒罗汉像）；还有群星登高垒（即：底层外圈七人，里圈四人，中层三人被里层四人拱手托起，高层一人被中层三人拱手托起，形成众星托月式），再从排列上变换花样，以形成三罗汉、五罗汉、九罗汉、十二罗汉的格局；外沿红旗招展，中间《摇太阳》舞步正起，十二罗汉中间最高处的那个同学，手举一圆环，指挥老师的哨声一响，他便将圆环上的彩带向下一撒，站在周围的十六个同学赶快接着自己的那一条，此时，这些同学拉着不同色彩的绸缎子散开，整个舞台下、活动场里，人头攒动，彩带交织，锣鼓喧天，呐喊声四起，将活动推向了高潮。这说的虽然是构想，同时也在说排练，预想，一旦到了六一节那天，那场面感动的就不光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了，还有周围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吧。倘若举行全公社"庆六一"集中活动的大汇演（一般每两年集中举行一次），那就更动人了。

想起儿时的天真无邪和浪漫幼稚，一切的一切都是多么的美好和快乐，但它已不复存在。童年，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回忆词。那仅仅只能是回忆，回忆童年纯真的笑脸就像向日葵一样对着太阳微笑,所以我想把它写下来。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说的也就是“六一节”的前一天，学校里有很多的活动让我开心。新少先队员入队典礼也在这天的上午举行，会场周边彩旗飘扬，同学们的歌声非常嘹亮。入队典礼开始，我们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鼓号齐鸣，大队旗引着欢快的锣鼓，由先锋号组成的仪仗队走在前面，中队旗和小队旗引领着少先队队伍，迈着整齐矫健的步子，出场、绕场，汇集在场中。到了新队员入队宣誓时刻，少先队队伍围成大圆圈，新队员列队进入大圆圈中心位置，在少先队队旗下举手宣誓。少先大队辅导员安排他们站好各自的位置，戴红领巾时，新老队员互相敬礼，新队员行鞠躬礼。戴好红领巾后，一齐致举手礼。举手礼：右手伸掌，五指并拢，举过头部，表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是一年级首批入队的队员，到了二、三年级就在入队典礼中给新队员经常戴红领巾。那种荣誉感，可能现在的少先队员没法感受到。之后还要排练一阵明天操场表演的活动节目，下午放假，让同学们洗洗澡、洗洗衣服什么的，准备明天早起的一切准备事项。那时的我们，生活虽然不咋样好，但我们是在身体饥饿与精神富足中成长的。“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的儿歌，正是那个时代我们儿童精神的最好写照。

12

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 抬眼望去，淡淡的云朵在蓝天中浮动，有的象彩带，有的又象散落的柳絮。当看着这变幻无常的蓝天，回想起童年的那个六一节时，不禁时而欣喜，时而感觉沧桑。那是七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课闹革命'后的第二年，由红沙梁完小牵头集中组织举行了一次全公社小学生“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大汇演。那天，大家都早早起来，吃好、喝好、穿好，带上自己的行头，以学校为单位，来到活动舞台的周围。早八点，大会组委会执行主席宣布：“红沙梁公社‘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表彰大会’开始——”，大会第一项：绕会场一周游行。一声令下，锣鼓喧天，各学校按事先安排好的顺序，从舞台的南口出发，浩浩荡荡的开始了声势宏大的集中游行。走在前面的是高来旺小学，一少先队员手持标志牌，雄赳赳气昂昂的走在头排，紧接着是一位手持少先大队队旗的少先队员，然后是锣鼓队、鼓号队，彩旗队，接下来是花束队、以中队为方队的少先队员，最后是还未加入少先队的其他学生队伍。排在其后的是刘家地小学、上王化小学、上沟小学••••••义地小学、花寨小学，各小学的队伍形式编排大体差不多，红沙梁完小最后压阵，你要看他们那阵式，和所有小学的形式还确实不一般：一是鼓号队整容庞大，二是彩旗方队人数较多，三是高高举持的横幅标语鲜艳夺目，四是学生的服饰、头型装扮比较讲究，五是行进间番号响亮，歌声不断。大队人马绕供销社、建设一队、毛家宅子一圈，沿农具厂、邮电局、完小操场从东口入场。游行结束后，各学校排列好队伍，在舞台前一字摆开，像整装待发的队伍，准备接受大会主席团的检阅。大会第二项：报告人数、出旗、讲话、表彰，之后就是大会的第三项：各学校进行广场汇报表演。

首先进行表演的是•••••

广场活动一个接一个地进行着，我们学校的《垒罗汉》和《摇太阳》安排在正中间，表演一结束，就博得了大会主席团和观众的阵阵掌声。你再看，这一日的天，和往年集中活动时的天一样，湛蓝的天空下，一层薄薄的云彩遮挡住像是害羞的太阳，光线柔和也不那么刺眼，很适合今天这样的活动。会场周围围观的老少爷们、阿姨、姑婶、奶奶们，手搭凉棚，眼睛眯成个鸽粪圈圈儿，有一句没一句的自言自语着，时不时地还发出咯咯咯的说笑声。当一个节目表演完之后，会场上欢声笑语，掌声雷动，紧接着又开始了下一个节目。

这时，不知是谁家的儿马长鸣了一声，那嘶叫声划破了舞台广场的上空，将观看表演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会场秩序有点混乱，这时大喇叭里传来了公社书记薛华国非常有气势的声音，“谁家的儿马咋牵到会场上来了，还不赶快牵走”。说时迟那时快，在大会执勤民兵的驱赶下，马公子牵着儿马离开了会场，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各学校的表演继续进行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活动才宣告结束。

各学校将疲惫的学生队伍从会场里带出，这时，看热闹的家长们，瞅准了自己孩子学校的所在，从四面八方围拢了过来，拉住自己的孩子，有的从包里拿出了烺干粮，有的拿出了胡麻盐卷卷子，有的塞给娃一瓶茴香茶，有的从周围的吃摊上买来了凉粉或凉皮子，总之，凡能吃的都塞给了自己的娃，让站在周围的带队校长和老师都有点嫉妒和眼馋。等学生们饱餐后，老师们安顿好带来的东西并宣布了注意事项后，才让家长们将自己的孩子带回，一场盛况空前的六一节就这样结束了。回味当年，只要童心未泯，人人都可以过六一儿童节，而每次过六一儿童节又咋能不是我们心潮澎湃，此时此刻每每回想起小的时候，重温儿童节那美好的时光，像孩子一样，垒罗汉、摇太阳、踢毽子、跳绳、吹泡泡，追念我们已逝的美好童年，我想，和我们一起走过来的人，大家的感觉也一定和我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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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特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说是洗礼，倒不如说是三天两头的停课、复课闹革命。有一天，校长从公社开会回来，我们看到他那表情是冰冷的、严峻的。一会儿便安排学生放学，紧接着召开了全体教师会议，传达了上面的有关精神。也就是从那日的第二天起，学校里陆续开始向学生们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开始间断或不间断的停课、复课、停课闹革命。之后，就把我们学生也不明不白地分成了抗大派和延总派。又听说从那日起，老师们也分成了两派。更为滑稽的是，从那时起，一家人也分成了两派，甚至两口子也成了相互嚼舌的对象。夫妻俩一晚习也好好的，第二天起床后，梳嗽完备，一出门，就各奔东西了。待到中午、下午回到家中，两人的情形就变了。话不投机半句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夫妻间为了自己的派别利益，进而争吵得面红耳赤，有时还要大打出手。一天，从城里来了一位客人，叫马玉浩，字写的不错，学校山墙上、廊檐下的大小牌子都挂着他写的字，什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要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等。学校大门上挂的那个校牌‘甘肃省民勤县红纱梁公社上沟小学’，字写得弯弯遛遛的，好多人说不如其它的那些牌牌上的字，我看也实在的不咋样。但是听懂得点书法常识的大人们说，那才是家们写的字，豪放有力，潇洒遒劲。不管咋说，这人吃住没几天，就走了。但我们这里自从他走后就很不平静，动不动就来人进行形势教育，还让我们上街（到田间地头）做宣传、搞游行。我们的王校长和朱老师，由于其家庭是小土地经营和地主成分，加之有人说他们窝藏了城里来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那个人，所以他们的头上也戴着纸帽子，脖子上用钢丝挎着个大牌子，说要交待什么问题。说来说去，也没说上个啥问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真是搞不懂。那段时日，有时候晚上也开批斗会。

1966年6月的一天，听说是《甘肃日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附近的农民、学校的学生在一些不明身份人的唆使下，要求揪斗本学校的"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活动也开始了。

有一天晚上，从公社里押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在学校里搞批斗，王校长和朱老师也在陪伴。批斗时，让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两只鞋，污蔑为‘破烂货’、 ‘破鞋’之类。还让他们戴着一个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 ‘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XXX’，并且在名字上还画着一个大红叉。这几个人在黑板前面的台阶下弯腰低着头，两个胳膊朝上扎起，说是让他们‘坐飞机’。主持批斗会的据说是中学的一个姓李的学生，可能是个头头。说要让押来的那个干部模样的人交代什么反党言论，诸如“老远里看的你们记工哩，到跟切才发现你们分根哩”！ “套惶绳、断节节，驴夹子磨成个烂索索”。 “赵家墙上一道口，吓的我老汉不敢走”！ “四分有个姜瞎子，吃的软馍洅辣子”！等言论，来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批斗会开了大半个晚上，但我还是没搞清楚他的这些话有什么反党的意思，为什么要批判。后来的战火越烧越旺，据说城里的抗大和延总派交上了火，武装部有人还悄悄的给了延总派枪哩。上面越闹越凶，下面静观其变，学习成了我们的第二职业，剪‘忠’'字，绣‘毛主席头像’倒成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尽管做的都不咋样，但做不做是个态度问题、思想问题。一晃几年过去了，以“复课闹革命”等形式回过头来闹革命，黄花菜已大都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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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时日，也就是六七、八年吧，外大队、外公社来的教师，有那里来的再回到那里去，新上沟两大队村上的教师也归队了。我们学校除了原有的何从仁、何祝林、付国年、王兆禄几个老师外，又增加了归队的杨光泽、周学礼、仲生锐等老师，学校工作除了校长外，暂时负责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是归队新来的仲生锐主任。

那个年代有两件事情特重要。一件事就是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在会上，老师学生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斗私批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可以揭发别人的错误、缺点，帮助他改正。记得在一次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有一个姓付的同学揭发另一姓吴的同学，说他经常骂自己吹唢呐的父亲。仲主任问他骂的什么？他说：“你爹吹唢呐的情形就像‘球动弹，庇叫唤，两个卵子扎起来’，主任你说气人不气人”。这时还没等主任咋么回答，整个会场都哈哈哈大笑了起来，提问题的同学涨红着脸，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主持会议的仲主任也就一笑而代过。接下来将继续进行其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其实对于这样一些七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学娃子来说，有个啥斗的，又有个啥批的呢？整个会场上一会儿说，一会儿笑的，谁也不知道提出了些啥问题，又解决了些啥问题，反正就是走走形式，走走过场罢了。

第二件事就是到处去贴、去写大福标语、修建‘忠’字台、画墙壁画等。记得那些天，学校里最忙的人就要数仲主任了。白天，他将毛主席画像用毛笔印画在玻璃板上，晚上，在学校大门外面的台子上，支起桌架，将白天在玻璃板上画好的毛主席画像立在桌子上，手电筒放在玻璃板的另一面，画像的影子照在墙壁上，沿着影子用铅笔再描绘在墙壁上，尔后再用白天的时间，用油漆照原画将毛主席画像涂画好。学校大门口两旁的大墙上绘制了两幅画：一副是毛主席‘指点江山’的画，一副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的那幅画。画面上的毛主席他老人家雄伟有气魄，气势恢宏。而'林副主席'的眉毛有点长，看上去贼兮兮的，当然，看归看，谁也不好说什么，两幅画大约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才算完成，在那时也算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吧。而学校里其他人的正常活动，除了这些，就是记、背、抄写毛主席语录。一会儿说要停课闹革命，一会儿又说要复课闹革命。停也好，复也罢，对于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来说，只能说是人云亦云，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因为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太阳落山的时候，就象征着封、帝、修的末日到了。当第二天太阳再冉冉升起的时候，我们又身背书包把学上了……

15

就在那一年的秋末冬初，我们庄子上的小大妈因饥饿和心脏病突发死了，年近五十八岁。全府上下人等，处于无限的悲痛之中。尽管如此，那些年，人死了，既不能请道人超度亡灵，也不能吹吹打打念佛诵经，唯一能做的就是开个简单的追悼会。毛爷爷曾近说过“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寄托对亡者的哀思”。小大妈的死，也许就得那样。然，追悼会上是要念祭文或悼词什么的，而我们全府上下无人会写，也无人会念那东西。故，就只能仿效前几年道人送亡灵哀悼死者的简单办法进行了。发茔的前一天，主事的、帮忙的早早来到府上，主丧忙里忙外地喊叫着，护丧穿着一身白孝服，和孝子们进进出出迎接着府门出嫁女儿们的到来--迎斋。中午一两点左右，迎斋的仪式开始了。府门女儿女婿也陆陆续续地来了，不管是亲方还是近女，大都是一筒或两筒菊花幡，一付葫芦或油瓤包包子。由于当时生活条件有限，在我们父辈的这些女儿中，无论那家谁也蒸不起一付大斋，只有心诚点到就是了。沟分里的人也陆陆续续来了，帽耳褂下别着一张黄表纸，虼蚤凹里夹着一个升子，升子里装着粮食或是白面，也可以说算是丧礼吧。村子里不管死了谁，都是这个样，这也可能就是沟分里的一条丧规吧。开悼的时申到了，小队里主事的队长一只手里拿着个铧尖，一只手里拿着个铁铲，只听'铛'的一声：“护丧孝子叩头了，追悼会现在开始——”孝男孝女们披麻戴孝撕心裂肺地一声长鸣，“我的妈呀”，匍匐在地。大女儿的儿子，也就是小大妈的外孙（儿子小未结婚，还无亲孙子），手持绕红幡，在孝男孝女们的面前愣愣地站着。由于像这种以敲铧尖开追悼会的形式，可以说还是前所未有的，大家都感到新奇、可笑，所以逗得孝子孝女们也无所适从。当主事再次喊话发声的时候，孝子孝女们忍不住敲铧尖的滑稽惊扰，一下子从地上爬起，连着'咯咯咯'的几声寡笑跑开了。此时，除了小大妈的两个女儿趴在地上发出‘我的那个妈呀，你死得好苦啊--啊--啊--呀’外，其他孝男孝女们都一趟子跑到北书房屋里，有的趴在炕上，有的戗到了门背后，有的钻到墙仡佬里，悄悄揭开用吐沫星子沾湿的眼罩子，长出一口热气，既不敢说话，又不敢放声，你盯着她，他盯着你，谁也不知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还将发生什么？主事的，主丧、护丧，还有站在周围观看的亲戚和沟分里的邻居们，大都一下子傻了眼。等全体人马反应过来时，追悼会也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

‘女儿哭，女婿吃’，可是在那样的年代，不是亲生的儿女，像上面这样，真正掉泪的有几个；而作为女婿，你想吃，你能吃，又能格外的吃到些什么呢？之后也就是和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一样，一顿黄米肉面条。说是肉面条，哪里有肉，其实就是调了点羊油而已。吃过晚饭后，沟分里的客人大都走了，近处的亲戚也走了。留下来的人，除了孝子、女儿女婿、府上的侄男各女，说些家长里短，继续守孝外，其他人各自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啦啦家常、谝着闲谎儿，也有三四人一圈，一堆一堆打扑克、挖牛九的。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点纸、放食、送灵，在西疙垯坡前埋葬了逝者，一切才消停了下来。

也就是在同一年的那个冬天，付三奶死了，由于付家家府上有道人，他们就想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超度。为了预防意外，他们便将追悼会的时间悄悄放到了子夜。十二点过后，锣鼓钵盂一起响，哭声喊声压得很低，听说还念了‘十卷菜’，致了祭，点了酒。凡是一切牛鬼蛇神，统统都出了笼，直幺幺折腾了一晚夕。那时的军宣队正在各地已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收敛工作——‘支左’，我们这里也有。据说那天晚上，军宣队的几个当兵的也悄悄来到了付家看热闹。领头的是个四川人，姓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都蒙着从住户家借来的破皮袄和旧褂褂，以防被周围的人认出，悄悄地钻在人群里，其实周围的人也是心知肚明，只是未点破罢了。再者说由于南北地方习俗的不同，他们也实在是不知就理，锣鼓家什一起响，也只是一味的看看热闹而已。第二天一大早，点纸、放食、送灵照旧。

时过境迁，以至后来回想起来，敲铧尖和敲钵盂，读悼词和念佛诵经，‘咯咯咯’的几声寡笑和悲痛欲绝的啼哭声又能说明什么呢？人的命天没定，贫穷富贵在自身；念佛诵经敲钵盂，穷则思变才是真。再者说，毛爷爷破除迷信，反对‘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英明决策，若能坚持不懈，长期抓下去，社会就不会变得那么阴暗，牛鬼蛇神就不会再出笼；毛爷爷如果再活二十年，那些东西的根就会没了，根基就都会断绝了。似曾想，那些东西的根基都断绝了，社会不就变得没有鬼神、没有迷信，天下不就太平了吗？梦里依稀毛坐起，苍蝇死成了摊摊子；穷追猛打白骨精，遁地翻天也枉费心。可后来的事情……

16

那些年，还有一些可笑而滑稽的往事，历历在目，那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后，沙城的各个单位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学校停课了，城里仅有的几家小工厂也停工了，领导成了敌人，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民勤的抗大、延总两派接武威和金昌的红三司及金派和土派之力，相互对抗、经常斗殴 ，派别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进而发展成了武斗，有的地方还用上了真枪实弹。如：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进攻棉花加工厂就是一例。至于一中学生段文根、抗大头头马维国的死，是是非非，谁人可以评说，到头来也只能说他们才是这场斗争的牺牲品。还有更玄乎的事，那就是在此当儿董建普县长也不声不响的死了，究其死因，由于两派斗争激烈，虽公安局立了案，但人是怎么死的，到底谁也没说清，或许根本就说不清。这个案子，上报给了地委、省委，据说中央也挂了号，时至今日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后来人们对民勤文革前后四任县长的功德概括为一首打油诗，即：冯总海的苦头，金克仁的瞒头，连光宣的难头，董建普的尸首。到底啥意思，由于当时我们年幼无知，也没搞懂。现在想来，倒觉得很有意思，也觉得很符合那些个年代的实际现状和时代特性。）

由于连续三届的高、初中毕业学生无法安置，人闲满街游，心闲出遇事，街上打、砸、抢的事情就经常发生，进而延续成了动乱，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国家真要出大乱子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段时日后，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来个小小的降温和刹车，中央决定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工厂、兵团、农村去。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的那些红卫兵小将们，最听毛主席的话了。到了1968年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66、67、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 “老三届”），全部或是部分前往工厂、兵团、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些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预计达到了2000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工厂、兵团和乡村。那一年，分到我们村上的就有五位，他们是米德才、吴宝林、吴国喜、马维银和苏天生等，住宿地点就安排在靠近饲养院旁的队部。知青点就是一个小家庭。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刚来时他们吃住在一起，大队革委会安排一位大嫂和老大爷负责他们的食宿；后来因这些娃在一起时常发生口角，动不动就以拳脚相向。大队革委会为了便于管理，经请示公社革委会，就把这几个知识青年分配到五个生产队，进行分头管理。由于他们是一起下来的，更少不了三日一小聚，五日一回合状况，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当然，说说笑笑、吵吵嚷嚷的事也经常发生。那时我还小，为了凑热闹，也时不时的跟在他们的后面屁颠屁颠的打混合，偶尔得到他们的一两块糖吃，那简直是极高兴的事儿。这些人刚从城里下来时，他们对农村里的一切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看见许多和城里不一样的新鲜事物和新奇事情，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如韭菜和禾苗有什么不同；儿马和驴配种生哈的怎么是骡子；驴和骡子的耳朵咋就不一样呢？他们有时也问我，这时的我便伸长了脖子，眼珠子在眼眶里打转转，搓着头，挠着腮，支支吾吾地也说不上个所以然来，他们便在我的小脑袋上拍上一把，说一声“小家伙”，便又要探讨其他一些问题。

他们跟着我在柴湾里追过兔子，在大户人家的宅子里抓过鸽子，还在牛棚、马棚里掏过鸟雀儿。好多事他们还要亲自去做一做。像吴国喜的草花子脱皮袄的饼饼子，将白面和黑面和着，各干一张小面片，面片的上面滴点油，撒点胡麻盐料，两层面片合在一起，略压一下放到平底锅里，用文火慢慢烤焖，二三十分钟左右，便做好了，吃起来酥香可口。还有马维银和苏天生做的大米焖饭（那时我们这里还没有大米或还没有人吃过大米，他们从城里来时自带的）等；还譬如：做饭烧火用的风匣、柴火、牛马粪等城里人没见过，就觉得非常的新奇。他们看到帮他们做饭的人，从外面拾些柴粪进来，往灶火里一塞，咣当咣当地拉起风匣，火焰便从灶膛里冒着，火苗不时地向外喷吐，一会儿，锅里的水便烧开了，舀茶、下饭，一切停当，一顿饭便做好了。知青们看得真切，仔细。第二天，他们如法炮制。但拾来的粪，不是牛马粪，而是猪粪。凤匣拉的呼呼响，灶膛里的火苗往上窜，猪粪的臭气弥漫着整个屋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风匣把手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抢着拉，风匣呼呼的响，火苗往外窜，你三下，他五下，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时不时的溅到锅外，溢流到锅台上，他们又抱来石头和木墩，压住锅盖，继续抢拉着风匣，好奇之心不解，说声、喊声、戏笑声，声声刺耳，含水、泪水和鼻涕揩掉吧，啊，又来了；有的捂着鼻子，有的捱着嘴巴，有的揉着眼窝，虽然这样，但他们还是沉浸在一片欢天喜地的热闹景象之中，直到老大爷进来，才制止住了他们的这种无知和胡闹。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件一件说不清，也道不完。

春节快到了，知青们准备着离开这个快乐和伤心的地方，回城里和家人团聚。此间，有的准备了一小盒沙米，有的装上了一两碗沙乡炒面，有的包好了夏天从白茨湾里捋来晾干的酸耪，有的扎好了从西柴湾里挖来的锁阳。吴宝林则装了一小袋沙乡特产沙枣子，他用捆麦草用的草腰子将袋口扎牢，放在他的被褥后面，万事俱备，就等着生产队腊月二十四日放假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二十五日，大队长让一队的刘麻子套上骡车，将这几个知青送到车站上。一会儿，运输队上的卡车到了，知青们向刘麻子打过招呼后，便坐车出发了。一路颠簸，几经捣腾，终于到了他们城里的家，各自家人团聚的心情和情景自不必多说。单说吴宝林的父母，喜悦之后，父母为儿子操办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儿子也想为父母献上一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厚礼。当父母看到儿子的礼物是用半根草腰子扎袋口时，喜悦的心情，一下子跌到了低谷，那个寒心啊，你我他都能想象得到吗？宝林啊，宝林啊，你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你咋就不掂量掂量这中间的轻重呢？再说，这又能怪宝林什么啊？要怪就怪负责他们食宿的大嫂和老大爷，为何不能料理好这些娃们的衣食住行，不能为他们多操点心，要怪就怪知青点的负责人招呼不周全吧，要怪就怪……

进入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顶替、接班、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形式逐步返回城市。也就在高考改革的1977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成了浩浩荡荡进军大学的高考学子。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兵团、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兵团、农村。又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

社会的畸形，出现过许多怪现象，首先是大串联，其次是打砸抢，接着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再教育。为保护革命成果，多数地方的军队开始以“支左”的形式介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来大串联停止了，打砸抢的收敛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也因顶替、接班、招工等不同形式陆陆续续地走了一部分，事势得到了控制，整个运动也算告一段落的收尾或结束或许并未结束……

当然，自从“支左”军宣队进驻咱们村子之后，我从打心眼里欢喜，因为他们的到来使原来不平静的村子（地方）显得平静了许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各条战线、各族人民的楷模和榜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军人成了人们理想中最崇高的职业和称号。当然，还有更羡慕的那就是送去参军当兵的那些我身边的人。征兵的过程我不大不清楚，但谁若一旦穿上那身绿色的的确良军装，那就更加的趾高气扬起来了。你看咋庄子上的三哥和临庄王队长的大儿子家林，那身军装特好看，一顶有绒绒的帽子头上戴，一双翻毛皮鞋一蹬，走起路来咔哧咔哧，非常的有精神。同时更让我羡慕的还是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亲戚、邻居、同队的人家，你来他往，一家一家的请他们去吃欢送饭。这家拉条子炒肉，那家黄米干饭、猪肉炖粉条；姑妈家是手工碱面，姨娘家是挽面肉臊子；从中午到晚上，一天天安排得满满的，直到临走的那天，还有没按上请的人家，谁家没请到，谁家就独独的留下了一块心病或是遗憾。倘若那参军的过几年回家，这家人也非想着要把那遗憾补上。

随着时日的不同，不光是我羡慕解放军，就连咋村那些大姑娘们的眼睛也盯上了那些当兵的，找对象的标准也由此在发生着不断的变化。五十年代，承袭旧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实行的是包办婚姻。六十年代，开始了婚姻变革，实行的是先结婚，后恋爱。到了七十年代，姑娘们找对象，实行的是先恋爱，后结婚。八十年代是边结婚，边恋爱。九十年代是边恋爱，边结婚。就说那六、七十年代吧，那时的姑娘们找对象的标准是：一军二干三工人，最不行了也要跟个高中生，宁死也不跟老农民。所以军人成了香饽饽。若不是军人，家里就必须要有“三转一响（一卡嚓）”，即：自行车、缝纫机 、手表、收音机。

花姐是新村最漂亮的姑娘，她和咋王队长的大儿子家林一同上过小学，虽不说是从小就青梅竹马，也在上学时就相互认识和了解，且花姐的姑妈家就和咋在一个队里。故，花姐也常来他姑妈家和王队长的大儿子等一起放过羊、铲过草，彼此都比较熟悉。大先前年，家林参军，花姐还送给家林一双鞋垫哩！

家林那年回家探亲，在双方亲戚的撺掇和介绍下，家林的父母准备把儿子和花姐的婚事办了。

腊月初六，家林和媒人去花姐家正式提亲。一切谈妥，双方交换了接手礼，花姐妈便将早已准备好的拉条子炒肉端了上来。吃饭间，花姐妈问新女婿，说：“家林，你在部队当兵也几年了，现在当的个啥官弎”？家林一听，丈二和尚没了头脑，情急之下，随便说了一句：没当啥大官，还是个‘非党员’。 花姐妈没文化,不识字，但知道乡上的何书记是党员，一听新女婿是‘非党员’，心想，这‘非党员’的官肯定比党员的官还要大吧，嘴上虽没说，心里就这样思慕着，于是便兴楚楚的又端饭去了。吃完饭家林和媒人走了，花姐妈想，一桩心事落了地，花花的婚事总算有了结果。之后，花姐妈兴楚楚的总想让人知道女婿当官的事，不管走到那，总想张扬一番。村子里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一问花姐女婿是干什么的，花姐妈便高兴地说：我女婿家林说，“他是‘非党员’，这‘非党员’可不是一般的干部吧”说完便撩哈咯咯咯的一阵傻笑，扭着她那胖乎乎的屁股离开了。以后，队里的人只要一见花姐妈便有事无事的问上一句：“她大婶，你花花女婿在部队上又当啥官了”，花姐妈只是满面春风地说，还是‘非党员’，还是‘非党员’，问话的人却知道‘非党员’是个啥玩意儿，一阵戏笑之后，便各干各的营生去了。从此，花姐妈不论走到哪儿，哪儿就充满了一片欢快的笑声.......

家林哥结婚后一个月的探亲假很快就结束了。他带着花姐离开了我们的村子，返回了部队；这当儿军宣队'支左'的老周也带着咋村读高中的高华走了；解放军拉练的大部队经过我们这里，野餐露宿了一两天也走了；我们的小学学习生活也很快就要结束了，在临毕业的那几天里，学校安排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学子们，到各个生产队摸底，为新的一年级招生工作做准备。我们三个人一组两个人一伙的到各自的生产队，深入了解，摸底调查，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分别带来了各个生产队下学期新入学孩子的花名册，摸底工作算是告一段落。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没过几天，学校决定为我们举行毕业典礼。毕业那天，校园里整理的特别干净，也特别的宁静。会场就布置在西大殿前面的院子里。西大殿廊坊下的台阶上，摆了几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的是一摞摞小本本和用半张红纸书写的毕业生名单。校长、老师们就坐在桌子的后面，台阶下的院子里整整齐齐的坐着各班的同学们，毕业班的同学就坐在会场的中间。负责这次毕业典礼整个活动的是毕业班的王祥己、王永成、付祯年、付海年四位同学。会议由王祥己主持，在校同学致欢送词，付海年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词，教师代表付国年做了送别讲话，何从仁校长致答谢词并宣读了毕业生名单。不论是欢送词还是致答谢词，到底说了些什么，具体内容已记不清楚了，但当时热闹的场面和情景却还历历在目。记得我们给每个老师和班级各赠送了一张《智取威虎山》的画张，学校给毕业班的同学每人赠送了一个一角二分钱的图画白纸本本。毕业典礼大会的结束，标志着我们小学阶段的学习任务基本完成或是结束，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接受学校、大队革委会的推荐，向中学的大门迈进，开始我们人生的又一个新的起点——中学梦。

作 者 简 介

王祥己，男，1956年3月出生于文化积淀深厚的沙乡民勤，大学教育专业，曾在泉山、大滩、红沙梁、新民等地任职教书，中学一级教师、校长。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教书育人。从20岁考入武威师范到退休，整个脑子像一架机器一样，勤勤恳恳为教育教学奔波了四十多年。以沙乡、镍都、金城人文、风土人情为背景的杂货铺《沙城烟雨》正在整理中。出于爱好，有空动动手指，敲击几下键盘，完全是为了休闲、打发时光，预防老年痴呆。我的人生信条是：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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