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杀戮（大瘟疫下的列国兵卒）

“It stalked into camp when the day was damp . And chilly and cold . It crept by the guards . And murdered my pards . With a hand that was clammy and bony and bold; And its breath was icy and mouldy and dank, And it killed so speedy . And gloatingly greedy . That it took away men from each company rank .”

“‘它’趁那越趋寒凉的凄冽之日潜入军营，避开警卫的耳目时悄然无声。它进营帐屠戮我的袍泽，仿若一根笨拙却遒劲的枯朽手臂，像一阵冰冷且陈腐的沮洳气息，嗜血如狼，所到之处尸积如山，青壮者不论连队军衔皆纷纷倒下。”

——《流感随笔》，“The Flu”

二等兵Joshua Lee，美陆军34师135团

写于1918年默兹-阿尔贡攻势期间（发表日期为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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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战方

用作运兵船的USS Leviathan。

水花飞溅，一具尸体从利维坦号运兵船抛下。死者是一名刚完成基础训练不久的新兵，面容仍稚嫩得很，不久前在甲板上向家乡和亲人挥手道别，是当时诸多开赴法国参与对德作战的美军士兵之一。

紧接着，又一具尸体溅起成团的水花。

然后是第三具。

第四、第五、第六……接踵而来。在随军神父的注目下，近八十名死者身寄大海。此时运兵船的舱室和过道仍躺满了浑身发热、肤色发紫、口鼻出血的军人，一律虚弱得连呻吟的力气也快没有了。他们肺部浸满积液，假如用手指按压肋骨会听见明显的“噼啪”声，像极了用手扭动的湿水海绵。

“利维坦”号离港前去奥克兰中转时的画面，1918年初。战时的运兵船基本都以数倍超员的状态航行，一旦发生流行病必波及多人。

好莱坞巨星汉弗莱·鲍嘉，一战时在利维坦号上服役。

海军助理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染上“西班牙流感”的消息，《华盛顿邮报》。

此前，美国境内已有多个新兵训练营爆发疫情，多个主要城市的市政部门超过半数工作人员病逝，但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并坚持增兵欧洲的工作不能受阻。9月29日，利维坦号满载14000多人出港。到1918年10月8日抵达法国布雷斯特时，船上已有2000多人显露严重症状。

“Pools of blood from severe nasal hemorrhages were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ompartments, and the attendants were powerless to escape tracking through the mess, because of the narrow passages between the bunks.”

“舱室到处被严重鼻腔出血所遗留的秽物覆盖，乘员们避无可避，因为寝榻间可容走过的通道本身就狭窄。”

——“利维坦”号随船报告，19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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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距战争结束仅剩六星期不到，而船上将有更多受害者加入海中那二十多具下沉的遗体。上述场景将以“利维坦号疫病惨剧”载于史册，在现场目睹惨剧的亲历者包括后来的《北非谍影》主演汉弗莱·鲍嘉、及二战三巨头之一的富克兰林·德拉诺·罗斯福。但相比过去一年诸如美国参战、俄国十月革命、鲁登道夫攻势等重大事记，人们的关注点依然是战场和国际形势，没有人愿意相信当下正有新的“交战方”吞噬他们的士兵，更想不到死亡将降临后方和家园。

关于利维坦号流感事件的报道最早并没有提到多少人感染，也没说明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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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芬斯顿军营

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章阶段降临的1918大流感，旧称“西班牙流感”，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直到如今也不能确定这场瘟疫的原爆点在哪，只知道最早可查的特大传染案例出现于该年3月份的芬斯顿军营（Camp Funston）。

芬斯顿军营的集体饭堂，1917年。

这是一个位于堪萨斯州的新兵训练营，是美国为参战而加急建造的19个同类型营地之一，当时约有56000名新兵在此，还包括多名“因良心拒服役者”拘押其内。

这张著名的“西班牙大流感”照片正是在疫情最严重期间的芬斯顿军营拍摄。

1918年3月初，营区厨师Albert Gitchell因头疼、高烧、反胃及肌肉酸疼等症状向军医请示病假。到中午，陆续有百余名士兵因出现同样症状而告病。军营本来就是人员密集、拥挤、容易造成病毒传染的场所，历史上多次在军中爆发流行病也不是啥稀罕的事，况且现在是晚冬初秋之际，军医们只是觉得恰巧遇上了季节性病患，等天气回暖就会结束。

他们分发了止痛药和感冒剂，可营房内、帐篷内的患病者有增无减，咳嗽声此起彼落，接下来有38人率先死于肺部炎症。

威廉·H·韦尔奇

几乎是同一时间内，远在乔治亚州的两座军营相继报告有疫情。3月末，全美多达24座军营宣告染疫。军医汇报一份接一份抵达华盛顿的美国陆军医疗部，所有迹象都表明军中发生了特大型传染事件。“美国现代医学之父”威廉·H·韦尔奇也坐不下去了，此前他本已注意到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消息——当地医生Loring Miner上报了数起症状近似肺炎且致死率极高的新型病例，死者全为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并亲自前往华盛顿力劝军方重视军营中的类似情形。

对于疫情，很多军营能拿出的所谓“应急”方法是拿盐水漱口。

没有人听从他的建议。疾病已经教不少军营中止了日常训练，如果还要为此疏散人员进行隔离，甚至乎重新安排运兵船出海的日期，德国很可能就有机会赶在美军主力赶到前得胜。要知道，此时在俄国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早宣布退出战争，鲁登道夫得以转移东线兵力到西欧发动新一轮攻势。在美国人看来战争还有得打，些许病疫不值一提。

美军第45战地医院的临时流感病房，Aix-les-Baines，法国北部，1918年。

就这样子，被军方征收作运兵船的邮轮载上了比原设计载客量多出两倍的人数，陆陆续续把作战兵员一批批运往欧洲。船舱内拥挤不堪，悄无声息的杀手在士兵们中蔓延开来。

“This is war.（我们在打仗）”鲁珀特·布鲁如此回应道，在坐上医疗总监这个位子前他从未进过哪怕一天医学院，也未曾读过任何一期医疗公告。

将来人们谈论起利维坦号的悲剧时，也必然会把这句话联系到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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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勒斯士兵”

两年前，鲁登道夫推行的“无限制潜艇战”酿成了卢西塔尼亚号悲剧，让表面持孤立主义、背地里渴望参战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找到理由。现在，随着每月有84000多美军士兵抵达欧洲战区，他又试图用近乎勒索性质的对俄和谈条件威吓协约国坐到谈判桌边。

1918春季攻势。

卫生条件恶劣的战壕是流行病的最佳温床。

正所谓弄巧反拙，鲁登道夫的策略造成威尔逊、克里蒙梭、劳合·乔治一致认定与德国已无和谈可能。协约国决心采用军事手段将德国彻底击垮，将来再用同等严苛的条款放尽其最后一滴血。

3月份，鲁登道夫先下手为强，休整完毕的德军对法国北部发动总攻。“Alles oder nichts（获得一切或一无所有）!”这些部队全经历过二次训练，拥有更优的装备、战术、士气和数量优势，到7月份时所攻下的地域便超过1914年德军全年的进展（虽然大都是没啥价值的地域，而亚眠的铁路枢纽和海峡港口依然牢牢握在协约国手中）。

再差一点点就能彻底撕开英法防线，让美国人赶不及“救火”前取得决定性胜利。7月10日，鲁登道夫下令前乘胜追击，结果一个不明显的意外迫使他麾下的将领们纷纷持反对意见：一个月前，英国战俘把“某种流感”传染给了德军，现在却变成了全军近三分之一人数出现发热、咳嗽、脱水、呕吐及乏力的症状，况且持续不停的攻势已导致口粮和物资吃紧。

一家瑞士的军方医院，瑞士是当时少数一开始就坚决对病患采取集中隔离措施的国家。

攻势无奈地推迟了5天，协约国反过来包抄德军，后者逐步逐步撤出占领地域。不久德国的兴登堡防线崩溃，鲁登道夫哀嚎着陷入绝望。他的下场将会是在瑞典写回忆录痛斥这“不合时宜的流感”，哪怕后勤的紧缺、战术上的失误、多次临时更改战略目标等才是真正的败因所在。

当然，也不能说瘟疫毫无影响：回到德军攻击的第二个月，即4月份期间的英法联军早就感染了新型流感。战壕内长期的恶劣卫生环境、营养不良、医疗掩体内伤员过多等问题，俨然给病毒提供了更合适的温床。轮到6月份德军出现第一例感染时，英法那边则是刚经历一波与美国本土军营毫无二致的疫情。除病死者外，侥幸熬完第一次病发阶段的协约国士兵恢复过力气，彼时的德军却不乏处于重病而无法作战者。

《最新研究表明：西班牙流感可能源于德军战壕》：协约国起初拒绝承认后方存在疫病，不然就说是外国传染进来的，甚至把锅盖在德国人头上。

庆祝战斗胜利的协约国士兵一并庆祝存活过病魔的折磨，殊不知第一次病发阶段的症状消失并不等于痊愈……当流感伴随着症状重返时，受害者将更多，死亡人数将更高。

在法国，疫情离开前线，向着全国蔓延；在英国和意大利，归国的伤员有很多在毫无明显症状的情形下把病传给了医护和家人；在俄国，因《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释放的战俘得以回乡，结果这一年夏季的敖德萨差点变成疫埠，加上红军和白军陷入交战，北至阿尔克汉格尔斯克，东至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感染人数盘桓直上。

报章上，染病离世而非战死的军人讣告越发频繁。问题是在战时军方完全掌控着媒体的审核权，关于前线疫情的报道被统统删除，人们根本不知道远在法国的军人正经历着什么。本文开头的随笔诗正写于此背景下：为期45天的默兹-阿尔贡攻势期间，美军有15849名军人病死；看回美国本土，训练营里的死者已超30000人。

除了讣告，剧院、学校、电影院停止营业的消息也可以让大家隐约感到疫情的存在，哪怕再多战役胜利的新闻也掩盖不了。

格兰特军营（Camp Grant），伊利诺伊州，1918年9月27日。眼见4名来自茂尔县（Mower County）的新兵病死，军医声嘶力竭地向营指挥官Charles B. Hagadorn上校阐述形势的危急，不停强调现时营区内密集的人员处于何种危机中，只可惜上校不以为然：眼下战争仍未结束，人员随时需要将调往前线，进行所谓的隔离简直匪夷所思。

格兰特军营。

Charles B. Hagadorn上校。

德文斯堡（Fort Devens），马萨诸塞州，真正的尸山血海：该军营内的尸体无处可放，通往停尸间的走道两边全是已死或未死之人，一律皮肤斑驳紫黑色的暗斑。威廉·H·韦尔奇毅然前来此处，通过尸检发现死因大多为肺部充满积液造成窒息，就好比自己被自己的身体淹死般。韦尔奇除了记录症状就一无所获，因为那个年代的显微设备所能看到的最小物体为细菌，人类对远比细菌微小的病毒领域还无从入手。正当突然收到通知而乘火车返回华盛顿的路上，他终于察觉到自己也出现症状了——连日来，韦尔奇已奔走多个受疫情影响的军营——遂决定在大西洋城下车，前去丹尼斯酒店交纳十天的住宿费，然后锁起房门自我隔离。

在法国，疫情很快便从前线延伸向后方。

在中立国西班牙，报章媒体如实报道出该国当下的疫情状况，称这种来历不明的病为“那不勒斯士兵（取意自情歌O Surdato ‘nnammurato）”。各国一下子把率先作公开报道的西班牙视作病情的发源地，“西班牙流感”的说法不胫而走……放在今天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我们的棺材用完了”

“我们的棺材用完了……”军医只跟Hagadorn上校说了这么一句，便转身离开办公室。这天是10月8日，利维坦运兵船在法国沿海抛尸的同一天，格兰特军营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有500人丧生，外加4000多人情况危殆。

Hagadorn自杀。

上校良久不作声，最后掏出.44柯尔特左轮手枪，对着太阳穴终结一切愧疚。

厄普顿军营（Camp Upton），纽约，兵员数30000人。指挥官John Mallory率先决定封锁营地以建立隔离区域，严令除必要事务外任何人一律禁止出入。纵使这样，一名马瑟诸塞州的姑娘Naomi Barnett还是在得知其未婚夫Jacob Julian染病后前来，声泪俱下地说服门卫放行……她将在三天后暴毙，未婚夫则在半小时后随她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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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奇军营染病者数目下降！》事实并非如此。

单纯靠营里原有的军医根本就不能解决那么多病患，红十字会也加入了战斗。

道奇军营（Camp Dodge），艾奥瓦州，流感在9月29日来袭。当地媒体到10月4日才报道了两个篇幅：《道奇军营迎战西班牙流感》、《营地封锁！1500病例！1人死亡！》。一星期后，报纸头版显眼地标注《流感高峰已去，新病例式微，死亡率偏低》。又过一个星期，头版标题变成了《流感疫情进入尾声》，随后便不再有任何疫情报道……直到11月1日，该报封面忽然转用相对不显眼的字句写明：

‘Services in Memory of Dodge Dead;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ill Pay Tribute Sunday to Victims of Epidemic.’

《道奇军营死者纪念会举行；本周日军民将共同哀悼疫情遇害者》

再过几天，有关疫情的报道将完全被11月11日停战签字的喜讯盖过。只不过因为某种事物不被讨论，不为肉眼所见，不代表它真的就此消失而去。

单纯《贡比涅森林停战协议》签字的这一个月，法军的感染人数就有75000，美军为39000，英国远征军的记录是14000（另皇家海军有10300名海员染病），德军方面则没有记录。

一名英国护士在向士兵示范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士兵们欢庆不了多久便又顿觉惶恐起来：好不容易都存活过毒气、炮火和机枪了，非得要轮到回家的日子前死于某种来历不明的瘟疫吗？谣言四起，临近回国的英国军人纷纷发起拒绝接种疫苗的抗议，他们相信之前刚抵达战区时军方强制实行的伤寒疫苗时造成瘟疫的主因；在法国，临近释放的德军战俘饱受谩骂和侮辱，只因有人认为流感是德国制造的化学战武器之一，全然不管另一边大肆举行的胜利庆祝和游行将进一步造成严重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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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直到1918年冬季之前，人们普遍对“西班牙流感”的存在缺乏敏感，基本认为疫情没那么严重，又或者只跟前线的军人有关。等西欧战场上的士兵和劳工纷纷回国，全球性的瘟疫才真正开始。

波士顿海军船坞的告示：“本船坞已有1500病例，其中30人死亡。严禁吐痰！以防引起西班牙流感传播！”

两名从法国归来的美军士兵，在辛辛那提购物时戴着医用口罩。

日本，1921年2月17日。

曾经，人们认为行军打仗中爆发流行病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至少在20世纪早期的医学已攻克了伤寒、痢疾和黄热病等曾长期缠绕军队的顽疾。结果一场看来跟普通流感没什么太大差别的流行病，在军队里肆虐完后再蔓延向普通平民，并与现代医学进行了正面迎战。

威廉·H·韦尔奇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他自此至终都没有放弃过揭开1918流感真面目的尝试。然而这瘟疫没有被他打败，也并非被任何人类打败，而是在夺去5000多万性命后忽然在1921年消失，无影无踪——儿女失去父母、战友死在归途上、医护与病人一起集体埋葬，最极端的例子中甚至有归国军人眼白白看着全家病死——假如美国军方一开始肯接纳医学界的建议，今早对病号进行集中隔离。假如伍德罗·威尔逊不死口咬定没有疫情或承认疫情不仅发生于前线，这一切本可不用这么凄惨。

“We can’t afford to forget.”

“我们忘不起这个教训。”

——Victor C. Vaughan，美国医学家，1921年

在如今这个特殊时期看回100年前这另一情况近似的特殊时期，我们很不幸地发现，大部分人类并没有能从过去吸取教训。傲慢、偏见、拒绝现实依然存在，谁也不知道同样的错误还要犯到何年何月。

在无数医学界人员的反对下，费城坚持举行庆祝游行。这个城市结果死亡率在美国居于首位，市区内所有树木全被砍光（做棺材）。

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也是1918大流感的死难者之一。他的离去也代表着斯大林没了最后一个阻碍他的对手。

又或者……算了吧，我们还是聊点别的。要知道1918大流感造成的诸多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其中有：

腓特烈·德隆普夫

1918年5月27日，德国移民腓特烈·德隆普夫（Frederick Drumpf）因流感死于纽约，他儿子因此得到一笔巨额的保险金赔偿，遂投入房地产市场很赚一笔，短短几年即成为驰名美国东岸的新贵。

这个家族如今叫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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