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怎么反驳司马光的观点（找到最熟悉的自我）

有时候，我们太渴望去探索陌生的世界，结识陌生的人，却在猛然清醒的那一刻，发现最陌生最不了解的人其实是自己。也许你会按照别人都这样做的社会模式去生活，违背自己的习惯并感到迷惑，或者因为原生家庭的烙印，固守着自己的坚强，活得辛苦而疲倦，在痛苦中迷茫着，笔者思考发现，在任何时代以此种方式生存的人们占比较多，这是第一种生存方式。那么，如果真正听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破解了关于自我的密码，就能让生活重新舒展开来，在自我的世界能有一份坚守，这就是第二种生存方式，但是以这种方式生存的人们占比较少。

北宋朝著名的两位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和司马光,无疑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是变法的积极推动者,一个是极力反对者,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可是两人的争斗是为了改变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实现富国强军、百姓安居乐业的治国理想和宏伟抱负,而非为了一己之私,所以他们的争斗是君子之争,体现出来的是坦荡的胸襟和无私的情怀,而没有见不得阳光的人身诋毁,二人在品德、学识、性格上却又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属于找到了最熟悉的“自我”，在大格局中真正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他们是怎样找到最熟悉的“自我”呢？

第一便是两位非常了解自己、读懂自己。王安石生于1021年,21岁中进士。司马光生于1019年,19岁中进士。他们都蒙受过欧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北宋大诗人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王安石文采出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许多文章、诗词流传于世,著有《王文公文集》。司马光文采也极高,有《温国文正司马公集》,但更为著名的是他编纂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司马光在谈到他与王安石十多年的交往时,认为自己和王安石是益友，相互钦佩对方学识,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在内心深处，他们竟然尽然深刻体悟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古代为官的楷模,他们“不爱官职,不殖货利”,清正廉洁,朴素无华,性情淡薄，不好声色,不喜奢靡。

第二便是坚持内心的坚守。我们很多人从小到大，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别人，感知别人的需求。知道老师喜欢听话的小朋友，就去扮演乖巧，知道父母喜欢好成绩，就去努力读书。知道老板喜欢拼命的员工，就牺牲休息时间，努力创造业绩。可是，我们是那个真正想成为自己的人吗？

1067年初,不满20岁的宋神宗赵顼继位,欲清除积弊,走富国强兵之路。然而,朝中元老、重臣,包括翰林学士司马光在内,都劝他遵循祖宗旧制。司马光认为,大宋王朝之所以出现积贫积弱的现象,是因为“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言下之意是立即变法时机不成熟，需要阶段性进行。宋神宗看着死气沉沉的满朝文武,决定起用敢作敢为、锐意改革的王安石。1068年,王安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和司马光再次成为同僚。但是,二人在变法一事上,从来没有过一致的意见,一直是争执不休,甚至在皇帝面前也是唇枪舌剑,各人说各人的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例如在增加税收上,王安石认为应开源理财,使国库充盈。而司马光则认为所谓的开源理财就是盘剥百姓,应当节流。皇帝还是倾向于王安石变法,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主持变法事宜。

第三便是在大格局中识时务。放弃小我，成就他我，属于大格局之辈，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认清时务更加不易，不管坚守时承受多大的痛苦，但是眼里只有光明，一直都是自己笃定的模样。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面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国力,所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相同的,正因为此,这对好朋友因执政理念的分歧,虽无友谊,但相知甚深。他们的分歧,是忧国忧民的责任,他们有同僚,但无私党。司马光作为大臣,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时,他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作为朋友,他又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谕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可是,王安石变法决心已定,皇帝也支持他,司马光眼见无法改变局面,竟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隐居洛阳,用了19年的时间编纂《资治通鉴》,以示不问政事。

司马光在和对方的争斗中不能得胜时,选择了回避和退让,而不是伺机报复和恶意中伤。曾有人劝司马光弹劾王安石,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王安石没有任何私利,为什么要这样做?以直言敢谏、弹劾王安石而闻名的吕诲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写的墓志铭里,提到新法害苦了百姓。有人悄悄地弄到墓志铭的镌本献给王安石,想中伤司马光。不料,王安石看后并不生气,还将镌本挂在墙上,逢人就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关于变法之争,他们没有个人的恩恩怨怨和私利,而有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君子之争。司马光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王安石也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神宗死后,哲宗即位,十岁的哲宗不懂事,由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京城担任宰相。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司马光执政,王安石也选择了避让,到老家金陵退居二线。

1086年5月,王安石去世。噩耗传到司马光耳中,深为悲憾。他预感到王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甚为恰当,王安石的文章在气势上常人所不能及,所发议论多带锋芒,无平庸之气。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追赠王安石为太傅,谥号“文”。

司马光入阁以来,鞠躬尽瘁,深得高太后和向太后的信任,病重期间,昏迷中的呓语说的都是治国安邦的大事,1086年10月,司马光去世。有遗表呈上,所云都是治世之事,高太后看了更为悲痛,和宋哲宗亲临其丧礼,追赠司马光为“太师”,封“温国公”,谥号“文正”。

文章最后，我们是应该选择继续迷茫“自我”？还是选择坚守熟悉“自我”？请广大读者在评论区留言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