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春贫困（郑长春致青春那些年）

1999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经朋友介绍，到西安《消费者导报》去实习。实习期三个月，要求每期报纸上至少要有一篇稿子。如果完不成，实习期一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

为了完成任务，我每天到报社签完到后，就骑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啥都响的破旧自行车往城里跑，沿着大街小巷专往人多的地方钻，目的是从那些扎堆的人群中寻找新闻线索。有时，突然看到哪儿冒了烟，或听到一声尖锐的警鸣，甚至有人买了假烟假酒跳着双脚跟老板吵闹，就立刻像狗仔一样往那儿跑，直到累得两腿发软，或脚把车轮链条蹬断，才就地停下喘口气。然后，途听道说添油加醋炮制一篇“新闻”回单位交稿。

那时的新闻媒体热衷稀奇古怪的事，譬如哪个地方生了一头三只腿的牛，谁在酒桌上吃到一只苍蝇或挑出一根头发，还有夫妻在家看黄碟被警察抓、学校给大学生免费发避孕套等，都可以大标题上头条，目的是哗众取宠，吸引眼球，提高报纸发行量，让有钱人投广告。

我没那胆量，更没那好运气遇上这些能吸引眼球的热点新闻，只有靠四处溜达弄些不痛不痒的事，想方设法应酬着报社每期一篇的差事。还要过的一关是，就算稿件写得再自我感觉良好，如果与编辑搞不好关系，说把你那篇稿子“枪毙”了也就枪毙了。说来可恨又可笑，有几次我就在单位厕所里，无意间发现墙角的垃圾筐里扔着自己写的稿件，不知被谁擦了屁股。后来，我就拉屎攥拳头——暗下决心：如果在实习期内整不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誓不为人！

那是流火七月，天空炎阳高照，我却走在大街上浑身发冷。但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绝绝对没感冒。那种冷，是一种从头到脚无奈又无助的冷。有些莫名其妙，又有些无法言说。于是，我头顶烈日顺着西安护城河漫无边际地走，对那些躲在河边树林里卿卿我我的男女也视而不见。不知在滚滚热浪中走了多久，汗流浃背的时候，我竟神使鬼差地走到西门城墙根。已被晒得头昏转向的我，正想到西大街找个树荫凉快一下，只听耳边传来美妙的歌声:“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歌声哀婉动听，此起彼伏，如泣如诉，让人一时沉醉不知归路。

我顺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举目望去，前方不远是一块红底金字的大牌子，上书“西京大舞厅”几个字。我想，这开舞厅的人真是有眼光，在闹市一角开个能听音乐又不晒太阳的娱乐场所应该别有风味。于是，我索性掏了5元买张门票进去看个究竟。

不知是被外边的强光刺伤了眼睛，还是室内的光线太暗，总之，当我掀开那黑乎乎的门帘一脚踏进去，顿时刺耳的音响、喧嚣的说笑、浓烈的烟酒气混着女人身上的胭脂味直冲而来，接着是两眼发黑，如坠云里雾里。我站在门口停了几分钟，等灯光慢慢由迷离变得明亮，才慢慢顺着摩肩接踵的人流挤进去。好不容易找一个角落的桌前刚坐下，就有热情的服务生来问:“先生喝什么？”我知道，在这灯红酒绿的地方只要一张嘴就是钱，于是连忙摇了摇头。

服务生见我滴水不进，便没好气地说:“这是消费区，坐在这里是要消费的，不消费请你站到那边去。”他这话有些明显看不起人的意思，一下子伤了我的自尊。

我望一眼别的桌前那些摆满吃喝的男女，心里歇斯底地叫着:“别人能坐得起，凭啥我坐不起，同样都是人，都长在一个天底下……”此刻，我不知从哪儿来了股勇气，高叫一声:“服务员，拿瓶啤酒！”

“好咧——”那小伙子听到叫声，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满脸微笑着“叭”的一声，从胳膊底下取出一瓶干啤说:“10块。”

“咋就这么贵？外边商店才3块一瓶。”我嘴里嗫嚅着想讨价还价。

“哥们，这是啥地方？这是舞厅！你以为舞厅是路边小卖部啊。”

“帅哥，能到这里玩，还在乎那10块钱。算了，都别说了，来这里就是放松，图个高兴，去，给咱再来一瓶——”

我手刚摸到口袋，只见对面来了一位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少妇，眉飞色舞地望着我对那位服务生打招呼，看样子已经是这里的老熟客了，听那语气，好像对我很高看，对那服务生也很随意。

于是，我不再说什么。那服务生随即满脸笑容地又打开一瓶。接着，那少妇不慌不忙拿出一个精致的烟盒，用手指轻轻地弹出两支细白的烟，立刻被红嘟嘟的像吸血鬼一样嘴巴叼上一支，然后用食指和中指夹一支递给我:“帅哥，相识是缘，有福同享呃，烟酒不分家。”说着朝那服务生一挥手，“你先忙别的吧，过会儿再叫你，最后一块结账。”

那服务生很有眼色地“呃”了一声便点头离去，剩下两个“臭味相投”的我们。借着朦胧的灯光，我看到对面那是一双诱人而放荡的眼神。猛然想起她刚才跟那服务生说的话，我已经预感到事情不妙。很明显，这女人的大吃大喝，到最后要由我买单。

天呐！我咋这么倒霉呢？初进舞厅就遇上个这么不要脸的吃货，万一她消费太多，我没带那么多钱怎么办？我一时头脑空白，吓得大气不敢出。

担忧归担忧，但事已至此，既然上了贼船，那就管他三七二十一呢，只好稳坐钓鱼台，破罐子破摔吧，大不了最后把裤兜里那个刚买的传呼机给押到这里抵账。心里一想开，我便哈哈一笑，猛吐一口烟圈，握着酒瓶对那女人兴致勃勃地大喊一声“喝”，便咕嘟咕嘟半瓶啤酒下了肚。正醉眼迷朦，只听那女人嗲声嗲气回了一句:“感情深，一口闷”，话刚落地，她的一瓶酒便见了底。

哇噻！真是大开眼界！难怪有人说，一般女人不喝酒，喝酒的女人不一般。这经常出入娱乐场合的人到底不一样，真是能吃能喝又能说。她趁着酒兴正酣，便豪爽地招呼那服务生再打开两瓶。望着桌上东倒西歪的4个酒瓶，我心里顿时像打开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都有：4瓶酒，就是40块钱，这要放到农村老家，不知能让母亲买多少油盐吃。没想到，在这龌龊的地方，让我这个没出息货，跟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就这样挥霍了。唉，心里那个疼啊，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

我在心里一边骂自己，一边狠着劲跟那女人较量。等4瓶酒叮叮当当碰完，我已醉眼迷蒙成雾里看花，正头重脚轻想翻肠倒胃，突然意识清醒了一下，猛地想到，上午出门走得急，身上只带了10块钱，这一下就消费了40元，身上不禁打了个寒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常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此时，我该如何安全脱身呢？

我顿时像热锅上的蚂蚁，抓耳挠腮，急中生智。为了不引起那女人的怀疑，我咳了咳，故作镇定，依旧保持着平静的醉态，奉献一脸微笑，说着糊涂的话，喝着清醒的酒。心想：对面的老妖精，你不是想让老子破费吗？你不是认为老子太傻好欺负吗？好吧，我要让你今天好好领教一下“大智惹愚”得厉害！于是，我趁那女人正做美梦不可自拔之时，佯装很爷们地朝那服务生招招手，十分豪爽地说:“再拿两瓶，都打开。”

“叭”“叭”，服务生忙手脚麻利地打开两瓶，然后又客气地问:“先生，还需要什么？”

“有酒没肉哪能行？去，再给我们上一份五香牛肉干！”我笑着望一眼对面那满脸红晕的女人非常绅士地大声说道。

“好咧，马上就到。”服务生兴致勃勃地转身而去。

“美女，来，来，来，干，干，今天真是缘分，不醉不罢休哦，酒咱有的是，你尽管放开喝……”我握着酒瓶，语无伦次。

“干，干，不醉不罢休，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儿我的美人哪西边儿黄河流……”女人如痴如醉地边说边唱，那样子妖艳极了。

“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我站起身来，摇头晃脑，也装模作样地随口唱了起来。

灯光渐渐迷离下来，音乐也渐渐舒缓起来，那些忍不住寂寞和体内荷尔蒙分泌的人们，开始迫不及待地晃着腰身牵手赴向那梦幻般的舞池。我趁那女人如痴如醉，正沉浸在自娱自乐的美梦中，便借口去卫生间一下，幽灵似的穿过骚动人群，乘着朦胧夜色夺门而去。

等我心惊肉跳跑到报社，一篇《暗访西安黑灯舞厅》的稿子也早已在兴奋的头脑中完成。于是，趁酒劲未泯立马奋笔疾书，匆匆一挥而就，然后畅快地交给值班编辑。幸运得很，第二天那篇文章就在《消费者导报》显要位置发表出来。文章见报的当天上午，西安市相关部门立即召开会议部署“扫黄打非”行动，并给报社打来电话说，感谢记者对西安娱乐行业的关注，他们已对涉事黑灯舞厅责令关门整顿，希望记者继续跟踪报道。还有很多读者打来电话说：“郑记者的文章，真是大快人心，终于让那些丑恶现象得到了曝光，为净化社会环境功不可没。”

那一期的报纸，也成了报刊亭的抢手货，我也成了报社内外备受关注的人物。有一次，我从报社门口过，值班室的一位瘦高老头笑呵呵地指着我给旁边的人说:“看，这就是那个暗访黑灯舞的记者，真是厉害啊。”

还一个“厉害”两个字！听那口气，既有对我敢于披露邪恶行为的赞叹，也有对我这个涉世不深毛头小伙的担忧。可是，我那时那地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感觉一切都无所谓，实话实说嘛，鲁迅先生当年不是还有“既然说了就不怕发表”的豪言壮语么，我一个报社实习生怕什么！

那时的西安娱乐场所，随着西部大开发号角的吹响，如雨后春笋般遍地生根发芽，“亚洲豹”“火凤凰”“新康乐”“天上人间”“万紫千红”“三笑”“红袖”……各个名字响亮，生意火爆。一到晚上，骚男浪女汇聚于此，于靡靡之音中搂搂抱抱，甚至在黑灯瞎火处干些龌龊事。当时，舞厅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跳明曲不要钱，跳黑曲要给女的10元小费，有人戏称“摸奶费”；如果还想搞其他服务，可以到里边包间去，有人看门保证安全，但费用另计。去玩的男女老少都心知肚明，已成为西安坊间茶余饭后的有趣“谈资”。

但时过不久噩梦就来了。

一个周末下午，我刚走出报社大门，就被两个身上绣着纹身的光头大汉拦住了，他们厉声问：“你是不是郑长春？”

我一看这两个家伙满脸横肉，知道来者不善，听那口气，明显是来找我算账的。十有八九是因为我那篇文章断了他们财路，舞厅老板肯定心有不甘，花钱雇打手前来要我命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当时不知从哪儿来了股勇气，便沉着应对，不慌不忙冷静地说了一句：“不认识。”便骑上我那辆“老黑驴”赶快离开危险之地。

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而脏乱的小巷，刚到租赁的民房里，报社领导就打来传呼说，半个月内不要来上班了，因为刚才有人给报社打来威胁电话说，前几天报上登的那篇调查文章让他们损失很大，他们扬言要卸记者一条腿。更可恶的是，还有人把报社领导乘坐的小车轮子给砍了几刀，并贴上条子警告说，如果以后再发现记者写这类批评报道，别怪他们手上的家伙没长眼。

我没想到，偌大的西安城，这伙黑恶势力竟能嚣张到如此地步！他们开黑舞厅搞情色活动，谋不义之财，难道记者曝光一下就要付出惨重代价？简直无法无天！我一时想不通，一种莫名的情愫在心底油然升腾，如一团烈火熊熊燃烧，真想豁出性命给这伙王八蛋拼个到底。

一个月后，报社领导找到我，把我叫到办公室，私下里给我说:“前一阶段，你表现不错，能用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新闻点，让报纸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值得表扬。经编辑部领导研究决定，提前给你转正，不过，你以后再写这类文章要用笔名，从下期开始，你再发表文章就另用一个名字吧。”

我当时有些不解，心想：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文章，为什么要用别的名字发表？将来如果不在报社干了，谁能知道这文章是我写的？而且我是出于正义而如实报道，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为啥写的文章非要用笔名呢？为此，我心里不是滋味，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位领导。

末了，领导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一下:“就这样定了，小伙子，好好干，这都是为了你好！”

报社领导转身的一瞬，我鼻子一酸，竟有几颗眼泪掉下来。那天晚上，我在西安高新区租住的民房里坐卧不安，为了生计，更为了安全和前途，我思来想去，最后还是理智地接受了单位领导的建议，以后再发表文章，就署笔名“老枪”。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老枪老枪，以笔为枪，老辣纵横，越磨越光，此乃“老枪”寓意也。

从此，我在《消费者导报》上再发表文章，只见“老枪”而再无“郑长春”。以致于多年后，原报社的同事见面了，大家已记不起我的真实姓名，总是老枪长老枪短地叫，我也自认是名副其实的“老枪”，侧身一笑了之。

如今人到中年，我将垂垂老矣，原来报社的一些同事和领导好几位也已过世，真是岁月无情，往事不堪回首。偶尔，夜深人静，不经意间想起那些曾经熟悉而年轻的面孔，一幕幕的往事便过电影般浮现心头，我欣慰地笑着，笑着，眼角便浸满泪水……

作者简介

郑长春，笔名老枪，1975年2月生于社旗县。现居西安，供职于政法宣传单位。15岁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各类作品1000多篇（首），并多次获奖。著有纪实文学《急红眼的中国人》、散文集《激情碰撞》《古镇遗梦》《赊店物语》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西兰、西班牙等国家。《青台镇》是其首部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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