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张兆和（新书尝鲜若无相欠）

文/桑妮

强扭的瓜不甜，即使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真心也不一定能换来幸福；以白头偕老来衡量伉俪情深，实在过于片 面。

试想，如若一切都美好，世间便不再浮躁，情便是最易产生却也最易消逝的东西。

-零-

只爱过一个最好年龄的人

“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每当看到这种美好的句子时，都会想起那位传奇诗人仓央嘉措。他曾写过这样抵死缠绵的诗句：“愿与卿结百年好，不惜金屋备藏娇。一似碧渊水晶宫，储得珍稀与奇宝。”即便后来被废黜，他仍执迷于“只为途中与你相见”的红尘。

爱情就是这样，如同佳期美梦般，让人无法拒绝。

那时的多情才子沈从文，就像仓央嘉措这般，对爱情充满渴望。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这句话，每次读起都让人觉得心凉。我会想起看过的相关片段：那时，当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有人指着“他”的肖像问病床上的她，“认识吗？”“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可是，这时的她却再也说不出“他”的名字。

这是2003年的春天，张兆和93岁，此时她“思维虽不再明晰，记忆也显得模糊，但仍可以本能地与人简单对话”。

一个月后，她溘然长逝。

只是，我一直都想问的是，在她闭眼的那一刻，她是否还记得那个人——那个给她写下过那么多动人的情书、与她携手共度五十五年岁月的男人？

她是否还记得？

-壹-

不甘只作看花人

沈从文是在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任职时遇见张兆和的。当时，他是张兆和的老师。

初登大学讲台的沈从文，有着说不出的局促，面对众多陌生的面孔，他紧张得红着一张脸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在黑板上写下“请给我五分钟”，之后才开始讲课。这一经历，还被张兆和当作笑话说给了二姐张允和听。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差八岁，这个年龄差并不是太大，实在不能让她对沈从文做到像对师长那般崇拜。虽然，当时的沈从文在文学上的造诣已令许多大家称赞不已，在文坛上也引起不小的轰动，但是这样一个只有小学文凭、大兵出身、一穷二白、操着浓重湖南口音的男子，是绝对入不了她这样的名门闺秀的法眼的。

只是情海激荡，她不爱他，并不能够阻止得了他追求她的脚步。

那时，张兆和的追求者可以用箩筐来统计。她调皮地将这些追求者以“青蛙”为名一一编了号，当沈从文交出写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这第一封情书给她时，她便立即将他编为“青蛙13号”，未做出任何不同于对待其他追求者的举动。在她眼里，他不过是她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她的拒绝，并没有让沈从文气馁或放弃，反而使他追求得更加热烈，一封封滚烫的情书源源不断地从他手中涌现出来。见此光景，二姐张允和忍不住调侃起来，说这些信“要是从邮局寄，都得超重”。

而张兆和面对如此多的情书，非但没有丝毫感动或心动，反倒颇为厌烦，说：“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与张兆和的“轻视”相比，沈从文的痴情让人觉得心疼。他病了，因为他的痴情得不到回应，病到完全不能自控的地步，用他自己的话说：“男子爱而变成糊涂东西，是任何教育不能使他变聪敏一点的，除非那爱不诚实。”爱了便疯魔，他是那种为爱而生的痴情男子，所以他会“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全身就发热作寒，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就似乎十分害怕，又十分快乐”。

痛并快乐着，也许就是他始终放不下她的缘由。虽然痛，但是快乐让人无法抵抗。

因为爱她，他开始放下自尊，写下那些呓语般的情话：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后来，他便软硬兼施起来。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张兆和的室友）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这样的他，未免有点耍赖了，爱得着了魔，疯狂得有点让人看不起。试想，

也只有他，因为爱她，就那么不管不顾地、单纯得像个孩子般追求她。

-贰-

爱情的“甜酒”

沈从文这番寻死觅活的爱情，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家议论纷纷，这让家世清白的张兆和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她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胡适对沈从文极为欣赏，那会儿正想着撮合他们这对才子佳人。他一边夸奖沈从文是个难得的天才，一边表示自己与张兆和是安徽老乡，愿意出面去向张父说媒，并强调沈从文对她的痴迷程度，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则脱口而出道：“我顽固地不爱他。”

见识了张兆和的顽固，胡适在一片错愕和惋惜中给沈从文去信道：“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情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为人坦荡的胡适，同时也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张兆和。收到信的张兆和在日记里写道：“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彼时的张兆和，是冷静和清醒的，在我看来这样的爱情观也是理智和正确的。不过，后来，她还是被他那些绵绵不断的情书所说服，转而接纳了他。就连她自己，也多次问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

回头看沈从文“一根筋”的性子，身为女子，即使换作我也会被逐渐感化，无论起初抱有怎样的态度，哪怕还有一丝丝腻烦。

他去青岛大学教书了。不过，情书照样殷勤，一封又接着一封：

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总是要认真生活一天，也极力免除你不安的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

这样的情话，早不是最初的寻死觅活之话，毕竟是文学大家、文字高手，在遣词造句上都像是有魔力一般，渐渐地竟让张兆和感动了，并且在那紧闭的心扉上划开了一道缝隙。爱意，便如光一般透过这道缝隙照射进去，抵达她的内心深处。从此，她的心里便有了他的影子，并且有了他的位置。

产生急剧变化的分界点，是1932年暑假沈从文的到访。

为了看望日思夜想的“女神”，他居然径直去了张家。恰巧那天张兆和去了图书馆，不在家，张允和接待了他，他却极为羞怯，不肯进去，但也不愿意走，最后还是张允和机灵，要了他的地址，他才低头离开。张允和觉得他做妹夫挺好，首先接受了他，还为张兆和出主意回访沈从文，教她邀请他的说辞：“我家有好多个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老实的张兆和照办了，一字不漏地说了这些话。

自此，沈从文成了张家的座上宾。张兆和那颗坚如磐石的心，终于在沈从文的文字沐浴下变得柔软了起来，开始接纳了他。她曾对此做出解释：“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

的确，沈从文那些情书极为诱人。

1933年，沈从文辞去了青岛大学的工作，于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与张兆和举行了婚礼。爱情的甜酒，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最终总算喝到了。

-叁-

“柴米油盐”，是毁坏爱之花的恶

在李敖和胡因梦决裂的那阵子，李敖便声称他受不了“胡因梦在厕所里便秘”。实际上，他是接受不了自己心中的女神变成了女人。

可是，活在这世间，哪个女神不是平常的女人？胡因梦是，张兆和也是。

在结婚之初，沈从文因为风骨清高，不要张家丝毫嫁妆，可是对待自己心爱的女人，自己却也不能赚更多的钱来做绅士般的男人。她开始安心下来做一个家庭主妇，心底那份想过奢华日子的想法渐渐消隐。

生活就是现实，毕竟不能靠吃情书过日子，再优美的文字，看过也就罢了，顶多激起心海涟漪，却不能幻化成米下锅。

27岁的她，开始觉得自己老了。

那些我们后来感念不已的潋滟美句，让人们都以为她过得很幸福，但对她来说，她的婚后生活里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她虽然嫁给了令无数女子欣赏、爱慕的沈从文，却没有真正欣赏、爱慕过他。因此，她对他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衣服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兆和说出这样“世俗”“现实”的话，委实吓了他一跳，因为那时的张兆和已不再是他理想爱情里女神的样子了。

当时，他们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爱意仍是有的，毕竟是沈从文自己千辛万苦追求来的女子，他对她仍然保有最初的那份真心。那时，他独自上路回家探亲，张兆和不肯陪他同去。在去往湘西的路上，他便怀揣着张兆和的照片，以每天一封情书的节奏写下一些情难自已的话：

“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路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有上万句话，有无数的字眼，一大堆的微笑，一大堆的吻，皆为你而储蓄在心上。”

……

只是，张兆和做不了温暖的爱人，她冷漠得多，回信亦少。最温暖的回信是这样：“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林语堂曾经说过：“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学，女子却懂得人生！”这话放在他们二人身上，真是贴切妥当。将自己爱慕的女子视为女神的沈从文，是希望生活浪漫、再浪漫一些，根本想不到现实里的那些无可奈何；而张兆和骨子里虽也浪漫，可是却被现实逼迫得不得不世俗，面对自己并不爱慕的男子，生活遂陷入再现实不过的人生里。说白了，她虽是个红颜，却不是知己。多年来，她从未理解过为她写过那么多美丽情书的沈从文。在悠长的岁月里，她始终与他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从未做到过夫唱妇随。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沈从文和几个知识分子乔装打扮，辗转逃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她却决定不和他一起南下，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多有不便，沈书信太多、稿件太多，需要整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

事实上，这或许因为她不够爱慕他，若是有沈从文爱慕她的十分之一，或千分之一，她可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要知道乱世里的人，谁不是得过且过的，无法预测的安定让每一次的别离都意味着不能相见的永别。

这样的放任独留，让沈从文情何以堪！更何况，沈从文在昆明的日子里，还多次哀求她去陪他，可是，她始终可以找到回避与他团聚的理由。

沈从文的爱情世界不由得碎片乱飞、满目疮痍了。他抱怨道：“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转而又生了疑惑，怀疑她有了婚外情，“即或是因为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只因为这种事不来、故意留在北京，我也不嫉妒，不生气。”

在他这样苛刻的话里，张兆和终于带着孩子们去了昆明，可坚决不与他同住，而是住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呈贡。每一次的相聚，沈从文都要“小火车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地，才到呈贡南门”。

他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爱情的梦幻破碎理所当然。他开始倾诉起对女学生高青子的爱慕之情来，以此来向张兆和传达自己有能力爱不止一个女人。事实上，早在张兆和在北平之时，他就和高青子有了暧昧之情。

如果一段即将开始的爱情，最终是建立在家庭破碎的基础上时，那么家庭的裂痕也恰恰是爱情的断章。他们二人的爱情就是最好的诠释。虽然，他对她极为爱慕，却没能打动她，虽然朝朝暮暮地相处，一开始也注定是貌合神离了。

他们的爱情终似繁花落尽，幸福再无归路，只留下那镌刻深情的情书在时空里燃烧成灰烬。

-尾语-

1946年，沈从文和张兆和正式分居。

后来的岁月里，他们止步于婚姻，彼此也因此过上了真正幸福的生活。

回首他们走过的那段短暂的婚姻之路，真正和谐的时候少之又少，不和谐的时候更多。不过分开后，张兆和反而对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1995年，她意味深长地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这应该是她馈赠给沈从文最美的情书。可是，沈从文早在1988年就去世了。

也许就像她继续写下的那样：“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是的，一切都太晚了。在沈从文在世时，她没有给过他安慰和理解；他去世之后，她如此忏悔实质上于事无补，只是徒增遗恨和惆怅。斯人已逝，一切已空，只能感叹。幸与不幸、悔与不悔，全是自苦，又何必呢！

爱情和理解，也许本来就不是两个相关的命题。既然爱情无法挽回，就只应该记住最美最好的时刻；到了暮年，会为自己曾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姑娘而激动不已吧。就如沈从文说的：

沈、张的爱情，不是容不下两个都正确的人，而是其中一方爱得不够深。女人需要男人的爱恋，可男人也需要女人的爱慕。

时光悠长，他们最开始的情愫已无人可知，只要记住曾有一个男子情深似海地表白过，就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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