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告诉我们努力的意义（读毛选之反对本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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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偈的“棒喝”

大多数人，可能并没有仔细读过《毛选》；但却对《毛选》中脍炙人口的金句耳熟能详，比如“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等。

这也恰恰是《毛选》的魅力所在，将深奥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直抵人心、直击要害，和禅宗的“佛偈”异曲同工，有“棒喝”促人觉悟之效。

今天提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家对这句话不会陌生，但其出处《反对本本主义》不见得有多少读者真的认真读过，其真正含义也不只是所谓的强调调查研究而已。

这篇《反对本本主义》，是教员在1930年苏区革命时期所作。在长期的战争生涯中，曾经一度遗失，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重新找到。

1961年，中央专门将其印发给各地用以指导导。教员在文件中谦虚地写道：“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时隔三十年寻回的一篇旧著作专门印发文件，足见教员对其重视程度，也足见这篇著作的含金量。

教员为何要写这篇文章？《毛选》的注中就是很简单的一句：

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这样的解释很权威，但也最简单。把当时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进行了简化，透过这么寥寥数语，读者很难体会到这篇文章背后惊心动魄的斗争，也很难认识到这篇文章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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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只是“棒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并不仅仅是一顿“棒喝”，促人觉悟去重视调查研究！

而是把锋芒直指上海，直指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换而言之，这是一篇争夺中国革命自主权的檄文！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幼年的党受到的干预程度之深，是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的。而这种干预在思想层面，就体现在了垄断了对Marxism的解释权和话语权。

任何一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哪怕没有在中国干过一天革命，哪怕压根都不懂中国实际，哪怕是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的洋人，头顶着“钦差大臣”的帽子，口含着马列的天宪，就可以在攀上高位手控大权，就可以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

在“大革命”中的教员，早已经深深感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对党、对革命的危害。

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扣押李之龙，教员主张动员力量反击，被来自共产国际的顾问所拒绝。

有恃无恐的蒋介石，被这种软弱和退让所鼓舞，接着就要在国民党内整理党务清除共产党人，共产国际也是指示决定一再忍让。而在决议案上，教员没有签字，在会议表决时没有举手。

国民党步步紧逼，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在即，共产党人提出湖南暴动计划，被共产国际代表拒绝，就连不轻易发火的周公也在会上和他大闹一番。

最终不掌握军事力量，没有反抗意识的共产党人，就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倒在了屠刀之下。

这些都是教员的亲身经历，他有着切肤之痛！而当他带着队伍走上井冈山，为革命保留下火种，开辟出一块微弱的根据地时。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盲从者们，只要听到莫斯科的指示，就不加甄别、不加分析地执行，甚至层层加码、走向极端。

不管是远在湖南的特委，还是远在上海的中央，他们距离根据地千里之遥，对这里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都不清楚，就可以遥控瞎指挥。

湘南特委周鲁的一句口误，就将教员的党籍开除；湖南省委的杜修经，拿着省委指示逼着教员攻打长沙，一句“穷山沟没前途”就撤掉了教员的职位；留苏的刘安恭，青年娃娃一个就逼得教员落选前委书记···

而红军上上下下，只要听到是莫斯科的声音、是上海的声音，仿佛就是亘古不破的真理，继而对现实失去了基本的觉察力和判断力，对教员这个红军的缔造者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也失去了所有的信任和服从。

这一切是为什么？这种困扰越多，越是反复出现，就越会引起教员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思考。

1957年，教员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曾经感慨地说：

“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MARXISM主义。”

最后一句看似简单，却凝结着无数鲜血泪水和屈辱。不掌握理论的阐释权，就没有革命的自主权！

所以教员在山沟里第一次尝试夺回理论的解释权，通过此来夺回革命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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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读懂言外之意

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这个命题真的只是讲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吗？

试问：对当时井冈山的斗争，谁没有调查？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调查掌握井冈山实情吗？远在上海的布尔什维克们，调查掌握井冈山的实情吗？

浓浓的火药味跃然纸上！到底要停掉的是谁的发言权？答案不言而喻。

而针对当时红军内、根据地内存在的对来自莫斯科、来自上海的盲从，教员写道：

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

这段话中的“上级”，不正是在教员眼里应被剥夺发言权的上海和莫斯科吗？要破除红军内部的这种迷信和教条，仅仅从事实得出的经验教训出发还不够。

难道事实还不够惨痛吗？还不够触动人心吗？不，确实还不够。只有这一连串的事实积累起来，达到一个逼迫人不得不变的极限时，比如湘江战役后的生死存亡之际，人们才会接受最朴素的道理。

从事实出发是不够的的，还要从Marxism入手，从他们盲从盲信的洋经入手，这就是必须从对Marxism的阐释解读入手。教员在这里，写下了这一句话；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

这句话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平平无奇，可在那个视洋经为亘古真理不容丝毫动摇的人来说，可谓石破天惊！

其实不难理解，你把这句话用逆否命题的结构解读下，试问：如果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不是对的，那么我们的斗争还需要它吗？

这就已经是闯入禁区了，这就已经在用八月失败给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来从理论根源上否定了莫斯科和上海的指示。

教员接着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中国化，才能从理论上夺回革命的独立自主权。

也不仅仅是指导思想的中国化，在领导力量上同样如此，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那么试问，那些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同志呢？答案同样不言而喻。

一篇《反对本本主义》，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背后，实际上蕴藏着如此的斗争玄机。对政治家的文字，若是从强调调查研究，讲授调研方法的角度去解读，那真是停留在“术”的工具层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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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功了吗？

最后读者要问，教员的这种斗争努力在当时取得成功了吗？很遗憾，在当时失败了。

当时的中央在上海没有了立足之地被迫迁入到苏区之后，二十八个半的布尔什维克们，就用他们娴熟的理论水平，顺手就给教员扣上了一订“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

将教员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再一次赶了出去，只留下中华苏维埃主席的职位，并且展开了矛头指向教员的反”罗明路线“斗争，大批猛斗“邓、毛、谢、古”，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将认同和支持教员观点一大批干部以及教员的亲属打倒批臭。

为什么没有成功？从客观上来说，教员在党内的力量还不够，还仰莫斯科鼻息，有心无力；而客观事实对全军的教训还不够。从主观上来说，教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去夺回理论的阐释权。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和势还在等待中，而力还在积蓄中，而一旦迸发，则将释放出的力量足以改天换地。

这个时，就在1935遵义会议；这个势，就在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个力，则在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了。时、力、势汇聚在一起，终于在1945年结出了真正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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