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手下无一兵缺席解放战争（因手下无一兵缺席解放战争）

“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这段话，是1937年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时，蒋介石问向贺龙的话。蒋介石口中的“南昌暴动”，正是十年前贺龙领导的南昌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蒋介石是记仇的，除了记仇，他凡事还喜欢问个究竟，他实在不明白：当年自己那么看重贺龙，几次三番拉拢他，这贺龙怎么就是不跟自己呢？

1925年2月16日，贺龙就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

说到蒋介石对贺龙的“拉拢”，当真是诚心实意。第一次拉拢贺龙时，他派出了秘书长李仲武，这李仲武千里迢迢跑到武汉，准备了几页稿子的游说词，可他刚到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家，贺龙就直接把严仁珊逮捕了。

蒋介石这第一次拉拢贺龙，连口都没开，就被直接“挡”回去了。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他随即派出代表朱绍良潜入武汉。朱绍良一见到贺龙，就将蒋介石开出的诱人条件摆到了台面上：南京、上海各一栋洋楼，武汉卫戍司令职位，300万元大元，汉阳兵工厂交给贺龙全权管理。

蒋介石自认为这个条件一定能拉拢贺龙，要知道，这些条件全部都打到了贺龙的痛处：贺龙军队装备不先进，兵工厂不仅可以优化装备，还是他扩充实力的重要本钱；贺龙军队欠饷时间长，部队中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有了300万，作为一师之长的贺龙将完全没有军饷的压力。

这样的条件，对贺龙而言，可以用“极其优厚”来形容。可贺龙却对着这一堆优厚条件再次说了“不”。为了断了蒋介石拉拢他的念想，他还对着前来做说客的朱绍良当头棒喝，朱绍良吓得慌忙离开。

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面对“敬酒不吃”的贺龙，他决定“来硬的”：他派朱绍良收买了贺龙部下，煽动贺龙部队的人起来闹饷。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趁着贺龙部队乱的机会，解决贺龙，将他的部队拉到南京方面去。

可惜，蒋介石等的如意算盘最终失算了，贺龙最终用他的威望平息了这场闹饷，目睹这一切的蒋介石更加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人。在蒋介石的眼里，贺龙是厉害到“可怕”的人物。

蒋介石

贺龙后来授勋元帅后，蒋介石评价十大元帅，唯独在提及贺龙时，用到了“可怕”两个字，他说：“贺龙这个人，太可怕了。”

“可怕”的贺龙在被蒋介石问到文首的问题，即“好端端的，为何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时，竟只淡淡地答了一句：“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贺龙这个概括性的回答，很明显是告诉蒋介石：“我压根儿就不想跟你解释，因为我即便解释了，你也不可能听懂。”

蒋介石的确不懂，所以听了这个回答后，他愣是半晌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自始至终没能弄明白的问题，其答案实际藏在：贺龙的出身和他所经历的种种中——

贺龙生于1896年，湖南桑植人，贫农出身。包公靠嫂子奶大，而贺龙则也靠吃堂嫂陈桂英的奶长大。

贺龙从小与众不同，他四岁学武，五岁读书，且天生有“龙性”。七岁那年，贺龙意外落水后竟神奇地浮上水面，并就此学会游泳。他钓鱼时，从来竿竿不落空，别人因此戏说他是“龙管鱼”。

贺龙的龙性，尤其体现在为人处世上：他天生嫉恶如仇。七岁那年，他在私塾因见保长操着棍子打骂围观百姓而恨得牙痒痒。旁边的同学触景生情道：“作人就要做这种能打人骂人的人上人。”贺龙听了一巴掌打在同学脸上道：“老子长大就专打这种打骂人的人上人。”

继七岁打“人上人”后，贺龙八岁为救饥民打了恶霸堂勇，十二岁打了欺压摊贩的武秀才……

出身贫寒的贺龙，少年时期就不得不在湘鄂川黔一带赶骡马贩盐谋生，贺龙眼见老百姓水深火热，心里如刀割一般。

十八岁那年，“嫉恶如仇”的贺龙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在桑植、石门、沅陵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贺龙

期间，他虽三度入狱，却始终威武不屈。贺龙在狱中越是受苦，他对“革命”的认识也越发深刻了。他意识到：救国救民之路，唯有革命。但关于究竟如何革命，他此时尚未找到出路。

贺龙在二十岁那年，以两把菜刀闹革命，夺取了反动派的武器，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这是贺龙第一次干“大票”，他组织的这支武装队伍虽屡屡失败，但队伍却逐渐壮大，并在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屡建战功。

“是凤舞九天，是龙飞上天”，此时的贺龙，已经初现“龙形”。

相比那些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国民党将领，贺龙更多的却是在思考如何“救国救民”。他非常清楚，找到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革命才能算得上“上道”了。

走上革命之路后，贺龙和他所率的部队经历了无数次的起起落落。这样的日子久了，他倦了，也产生了悲观心理：他对自己和战士们的前途，深感迷茫。他曾感慨：

“十多年来，我东走西闯，亲眼看到的尽是军阀政客的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国家四分五裂，人民多灾多难。我本人出身贫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跟我走的也都是穷光蛋。我感觉个人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没有出路。国民党一盘散沙，革的什么命呢？”

可惜，贺龙的这段感慨，蒋介石终究没能听到，若他听到了，兴许就不会对他“好端端却跟着共产党闹南昌暴动”有疑惑了。

蒋介石眼里的“好端端”，在贺龙眼里是“一盘散沙”。想想，每个军阀政客都忙着保存实力，忙着溜须拍马，以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指望这样的队伍“救国救民”，在贺龙眼里：简直是痴人说梦。

贺龙

贺龙的迷茫，在他接触了共产党员后，被一扫而光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26年，贺龙率部北伐，周恩来派了一支宣传队来，替贺龙改造部队。

贺龙深切地感觉到：经共产党改造过的部队，其战斗力、团结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在思考“为什么”的同时，他越发确定：革命的出路，在共产党身上。

贺龙对共产党刮目相看，他还对该宣传队的队长、共产党员周逸群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

正是在这期间，贺龙和他的部队，还被另一个名叫吴玉章的共产党员给救了。原来，第8军第1师师长何键为了个人利益，伙同一帮商人制造谣言，企图解散或吃掉贺龙的第9军第1师。

在此情况下，武汉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已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的吴玉章处理此事。

何键找到吴玉章，对他软磨硬泡，希望他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吴玉章素来反对争权夺利，他当场斥责了何键，还为了保护贺龙及其部队，将他们紧急调到了武汉。如此一来，贺龙和部队就被保全下来了。

贺龙对吴玉章感激不已，若没有他的保护，他和部队一定会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

吴玉章

如果说共产党员周逸群启迪了贺龙的思想，帮助他改造了队伍，那么同是共产党的吴玉章则对贺龙和部队有“救命之恩”。贺龙已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一起革命。

贺龙终于不再迷茫了，他和共产党越走越近，越近，他越发觉得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最困难的1927年，贺龙毅然参加了南昌起义。

时间回到1937年，此时的贺龙加入共产党已经十年。他的部队装备依旧很差，差到连枪都是秃的（枪上没有刺刀）。贺龙的部队还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更是少得可怜，在塞外行军时，他们经常只能用“意念”御寒。

可即便困难重重，在蒋介石提及“当年”时，他依旧能“怼”回去。他“怼”蒋介石的那句“咱们政见不同”里，饱含他对革命必将成功的坚定信心。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无法从那句“政见不同”里，真正明白贺龙选择共产党的缘由。他对贺龙的经历太缺乏了解，加上所处阶层不同，他们心里所想必定截然不同。用“白天不懂夜的黑”形容蒋介石与贺龙，当最为恰当。

走出国民党阵营的贺龙，发誓与过去的一切做彻彻底底的了断。也因此，他还在南昌起义后，将自己的“身外之物”慷慨赠予了宏道中学校长刘屏庚。

贺龙捐赠的绿地五彩牡丹凤鸟纹长颈瓶（现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种“舍弃”的背后，是贺龙无产阶级思想觉悟的结果。此后的他，行军打仗时，更加英勇无畏，他的生活更加清苦了，可他的眼神也更加坚定了。

后来被蒋介石定义为“可怕”的贺龙，自南昌起义后屡立战功。1934年，他率领部队与红六军团在边境会师，发起了湘西起义，直把敌军打得措手不及。

1935年，贺龙和老搭档任弼时带领他们的军团进行反“围剿”，把一个旅的敌军打的片甲不留，阻碍了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道路。

1936年12月，贺龙（前排右一）与红二方面军部分干部合影

抗战期间，贺龙更是屡立奇功。河间战斗、齐会战斗等战役中，他率部英勇抗敌，不仅收复大片失地，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谁也想不到的是：仅抗战期间就历经一万多次战役的贺龙，竟在解放战争期间“缺席”了。而他的缺席，竟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

解放战争期间，蒋军将战略改为对陕北进行重点进攻后，陕北的解放军只剩下了1.7万人，这1.7万人，本应由贺龙指挥，毕竟这是他自己亲手带出来的将领和部队。

眼看着胡宗南马上逼近延安了，彭德怀提出了“借兵”，以和敌人“兜圈子”。贺龙想都没想直接同意了，为何？因为这时候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国民党阵营时期的“你的”“我的”的概念，深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的他，一心装着的只有革命“大业”和家国。

贺龙曾公开表示：

“我没有入党之前，我指挥的军队都是我的，我入党之后，我指挥的军队就是党的了，连我的脑壳子也是党的了！”

就这样，贺龙的人马，被彭德怀分两次全部“借走”了。

贺龙有大局观，可他手下的部分将士却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们不明白：“我们明明是你贺龙的兵，凭什么要跟着彭德怀走？”

贺龙曾这样劝那些不愿离开的将领，他说：

“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交出最后一个兵以后，贺龙还为了让自己的将士听彭德怀的指令，特地前往前线做将士的思想工作。彭德怀在感动之余，也对贺龙更加尊崇了。

贺龙在战场

手下无一兵的贺龙并未直接参加解放战争，可他却亦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按照总指挥部的安排，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工作，出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这个职位俗称“后勤”，其存在的目的是全力保障西北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接下任务后，贺龙瞬间明白了中央的良苦用心，他也准确理解了中央的意图。而这种“理解”“明白”，恰是“政见相同”方能做到。

之后，“光杆司令”贺龙积极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建设，他领导人民进行土改，集中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部队作战，为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晋绥边区遭遇特大干旱、洪灾、雹灾，群众生活异常艰难。贺龙绞尽脑汁，从晋中、晋西南甚至河北、河南购买调运粮食。战争期间进行这样的操作，可谓“难上加难”，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事情就办不成。可贺龙却生生地做到了：

“他在全境设立兵站，动员30万群众、4万牲口背（驮）运，采用接力运送的方式，解决了西北野战军和各党政机关的粮食供应。”

当年3月，胡宗南打到延安，陕甘宁的行政组织陷入混乱，关键时刻，贺龙一边下大力气组织生产粮食，一边把兵工系统建立起来了。随之，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

胡宗南惊呆了：明明彭德怀已经“山穷水尽”，怎么将士们不仅吃得饱饱的，手中的枪炮弹药还好像打不完呢？

正是因为贺龙对陕甘宁的强大后勤支持，他一度被誉为陕甘宁的“萧何”。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曾有一次“拿回”自己部队的机会。可这次机会，他再次为了全局，想都没想，就直接放弃了。

1949年12月，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西南局第一、二、三书记，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奉命入川，对付他最熟悉的老对手胡宗南。

此时的贺龙手上无一兵一卒，毛泽东主席遂问他：“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贺龙与毛泽东

贺龙之前的老部队，如今已经是一野的主力，正在彭德怀带领下解放大西北和新疆。可这支部队毕竟是贺龙的，他要抽调，谁也不会说什么。

贺龙从全局出发，他认为：西北战场非常关键，抽走兵团，恐影响解放大业。贺龙最终放弃了带自己的部队，而选择了进川较快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从陕西入川。

身边人很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不带自己的部队入川？”贺龙“哈哈”一笑后反问道：

“怎么，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呢？军队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非要带自己领导出来的部队，那我就不是个党员了。”

贺龙的这句话实际再度回答了蒋介石的问话：“好端端怎么就跟着共产党进行南昌暴动”？因为：军队的灵魂是信仰，有了信仰的军队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共产党的队伍是有灵魂的队伍，而国民党军队恰恰缺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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