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秋意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丹青不知老将至）

【编者按】本文刊登于2019年6月《大国之酿》“名人堂”专栏。文/孙锋；图/李佳明（部分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名人简介：

江苹，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雕塑艺术院教授，著名花鸟国画家、书画鉴赏家。幼承家学，在其父蜀中名士江梵众的指导下习画，同时在艺专进修国画专业。1947年秋拜张大千先生为师，受其指教，得其真传。多年来，江苹致力于中国画创作和美术组织工作。先生作品承唐宋风格，传明清逸趣，花鸟、山水、人物、动物等无所不擅，功底深厚，自成高格。尤喜画扇、画蝉，人送雅号“江蝉子”。先生坚持中国书画传统古风的经典，在传承中创新，笔随时代。其作品经常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多次被全国、省、市报刊杂志发表和出版，多幅作品被国内外美术馆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上世纪70年代末，与他人合作的工笔画《春回大地》被瑞典国王、王后购买并收藏于瑞典皇家博物馆；2011年创作的《寿星图》被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收藏。出版有《江苹扇面画集》、合集《四川八人书画作品》，及《八面生风》《春旺》《梅雀争春》等，其艺术传略入编《中国美术家大辞典》。

著名画家江苹（中）接受《大国之酿》专访

摄影师/李佳明（左二）

摄影师/龚晋仪（左一）

说起成都这座城市的艺术感，你看，连它仲春时节的雨都感染了艺术的气质。

成都洗面桥街上，悠游的朵朵伞花，穿梭于一排有如蓝天般色彩的工地围挡隔板前，在雨水与车流的纵横交织中，成了张大千的泼墨画。坐落在街心的四川雕塑艺术院内，一树微黄的枇杷，在微风冷雨和小鸟的激灵中，有了齐白石笔下的简练浓艳。

几位访客站在院内蓝色的自行车棚下，雨在棚檐和水泥地面之间用工笔技法勾勒了无数条丝线，把院内的小路织成了一条光洁的、律动的丝绸。丝绸的那头，一位身穿深锗色衣服的男人，顶着细雨骑着电动车，缓缓过来。

“哎呀！江老师，您好！”其中一位访客快步从棚下迎了上去，握住骑车人的手。其余路人有那么几秒钟，统一陷入了怀疑与惊讶交织的沉默中。

江老师，是一位85岁高龄的画家。85岁德高望重、一个人出行、细雨、电动车，应该是四种无法调和的颜色。如今，眼下，现实中，却被江老师的身影从目瞳直接画入心扉。

江老师，即江苹先生。先生一边微笑着与我们打招呼，一边带我们走进了他的画室。

成都解放前市长、著名书法家余兴公为江苹先生的画室题了词——嘉士阁。所谓“嘉士阁”，乃江苹号“嘉士”也。嘉士阁方百余平，以白灰敷墙，线、管萦绕，墙角有些许霉色，谓之陋室，实不为过。然，目及处，先生历年珍品遍挂其间，或鱼游，或蝉舞，或虎跃。时有彩墨之暗香浮动。小天地，大世界，视之嗅之，心旷神怡，清淳唯美，好不快哉。

落座，先生正襟危坐。近视之，先生头发浓密，目光炯炯，毫无高龄者常见的颓唐之色。谈话中，先生心细如发，对记者所提每一个问题，他都极为认真，甚至字斟句酌，几十年云烟、几十年星光熠熠，在他的谈吐中，有了工笔画一样的精微细节……

大师点化出高徒，从此蜀中有传人

一切河流皆得归海，话起了头就得详谈。

江苹先生祖籍广东省番禺县，1934年出生于成都。因此，在水与山的交融中，他的性格也就有了海的阔达和内陆平原的淡泊。

先生幼承家学，父亲是蜀中名士、著名山水画家江梵众前辈。1943年，江梵众前辈与同时期大家张寒彬先生在成都举办国画联展。张大千先生亲到展厅选购了6幅作品，并题诗赞曰：“寒彬笔底有嶙峋，梵众超凡一散僧。羞与二公说绳尺，君看天马自奔腾”。

自此，梵众前辈与张大千先生的友谊日甚。江苹也在其父的悉心指导和潜移默化下，迅速地显现出了绘画天赋。

1947年8月，张大千先生到成都时，专程前往老朋友江梵众家拜访。得知心中仰慕已久的大千先生要来，江苹“激动万分，难以入眠”。

约莫下午3点，门外传来一阵宏亮的声音“江先生在家吗？”接连数声。梵众前辈将大千先生一行安排在客厅就座。江苹一身崭新的民国大褂，惊奇地感受到了让他一生难忘的一幕：

“大千先生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身穿兰灰色长袍，橙黄团花马卦，头戴黑色纱帽。足穿和尚鞋袜，手扶文明拐杖，如同仙人一般。父亲拿出我画的画请大千先生指教，先生仔细看后，微笑说道‘此子虽小尚有悟性，若勤奋努力，将会成才’。摸着我的头说努力坚持就好……父亲向大千先生说‘大千先生收个幺徒弟好不好？’大千先生接连点头认可。”

惊喜之余，江苹赶忙双膝跪下，磕头拜师叫“师傅”。大千师傅接过徒弟敬献的盖碗茶，轻轻呷了一口，然后对江苹说：“只管去画，老天自有回报。”

尽管大千先生绘事繁忙，但他会不定期派人将手稿送给江苹临摹。画完后他会进行悉心指导。有一次，梵众前辈在家中长廊上举办画展。大千先生当众在册页上挥毫，画了一幅《秋山高士行吟图》，还现身说法给伫立一旁的江苹讲解笔墨技法。

中国画历史悠久，中国第一个花鸟画派是北宋时诞生于四川的黄荃画派，它对之后的中国美术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大千先生是继黄荃之后，在中国花鸟、山水画坛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家。他的亲手指导，使江苹对中国画技法、线条、色彩、写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丰富的实践。“受益匪浅、感动万分”。

从此，在大千先生的指导下，江苹更加勤奋，在玩耍还是天性的孩童时代，江苹就表现出了异于同龄人的天赋，“画起画来一坐就是一整天”。江梵众前辈也有意栽培江苹，“除了家中名画，还从朋友那借一些名画，让我临摹。记得《文姬归汉图》我画了数十遍都不如意，父亲却一直鼓励我。在这当中，父亲一直从好的方面表扬我，增添了我画画的信心。”

坚持临摹大千先生和历代名家的作品，江苹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

1949年6月，刚满15岁。江苹便第一次走上了更大的舞台——随父赴重庆举办“江梵众、江苹父子国画展”。作品现场销售九成以上，在巴蜀画界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也创下了当时办画展年龄最小的记录。熟悉江苹的前辈们都称赞他“天才小画家”。

笔生雄辉如刀枪，矢志丹青意纵横

1949年岁末，成都解放，巴蜀文艺界焕发出新的气象。

刚过完年，意气风发的江苹就顺利考入解放军文工团，后调入60军随营干部学校学习。当时，因为解放前长久的军阀割据而导致巴蜀地区民不聊生，使不少百姓被迫落草为寇。因此，对这类人群进行解放宣传和心理攻势，是当务之急。

而这类旧社会出生的“匪寇”，大多没有读过书，目不识丁。所以，用画报、漫画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宣传，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于是，江苹拿来笔纸，一连画了数张劝诫“匪寇”投降的宣传画。有个“匪寇”在看到江苹的劝降宣传画后，竟从山洞里爬了出来，拿着宣传画径直来到区政府自首，交出了刀枪和粮食等。为此，部队首长和区政府领导都称赞江苹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双枪战士。”

由于江苹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当年五四青年节，部队领导便分配他完成中队的板报设计绘制任务。当时学校办在农村院坝里，连张桌子也没有。接到任务后，江苹就以大地为桌，一不留神竟画出了丈余长的板报。最终，在全校评比中获得第一，并因为过硬的绘画能力，江苹被首批吸收加入到共青团组织。

195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江苹和战友们斗志昂扬，纷纷报名自愿申请赴朝作战。在入朝人员集训班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工作需要，江苹被分配到绵阳军分区做民兵工作。虽然未能如愿扛枪上战场，但江苹积极响应部队“前方打仗，后方支援”的号召，以手中的画笔为枪，为前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这一时期，江苹创作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美帝都是纸老虎》《李承晚的嘴脸》《消灭细菌战》等大量抗美援朝题材的宣传画，并在军内外报刊发表，鼓舞了志愿军的士气。同时，江苹配合地方建设、民兵建设和解放西藏需要，创作了大量画作，并入选了西南地区、四川省国画作品展览。

1956年夏，绵阳军分区调江苹去执行《兵要地志图》的编绘任务。由2名部队干部和几名民兵、猎人组成一支小分队，目的地是海拔5588米的“雪宝顶”。江苹一行向北川、茂汶一带大山区进发。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这里杂草丛生，常有野猪、熊、豹等野兽出没。还要蹚过一道道急流险滩，穿越连绵的原始森林，经过无人区地带。由于那里严重缺氧，江苹渐感呼吸困难、四肢无力、头痛，并伴有流鼻血等症状。但他知道任务的重要，强忍着高原反应，迅速打开画板，争分夺秒地绘制了雪宝顶的地理位置、地貌、气象、水文、交通等几幅草图，出色地完成了军分区交给的编绘任务。为此，江苹得以参加了军分区年度“先代会”并发了言，受到特别嘉奖。

部队这个大熔炉，不仅给了江苹极大的艺术发挥空间，更让他形成了新的艺术理念。“那时，我体会到一个画家在最艰苦的地方就是最快乐的地方。我懂得了‘笔墨当随时代’的道理，坚定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并使我在为谁画、画什么等问题上来了个大转变。”

改革开放后，江苹继续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指导思想，创作出了《神州卖花声》《和平之春》《斗艳》《菜篮子里鱼肉多》《好春》《咏红苕》《走亲家》等现代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分别由国家级出版社北京荣宝斋、天津杨柳青等出版发行。其中，《走亲家》这幅作品，江苹先生以鸡蛋、鸭子、苹果、蛋糕、鱼肉等代表新生活，以五粮液代表川酒，把生活中最喜闻乐见的素材，融入画中，展现出改革开放后四川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的新面貌。在艺术上，让中国画直接呈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文精神，实为难得一见的佳作。

“那时候成都人走亲家就用上了五粮液吗？”记者有些疑惑地问道。

“哈，我表达的也是成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吧。”江苹先生笑答。

2008年5月，在深圳雅昌艺术馆举办个人画展时，江苹先生更将一幅以四川汶川大地震为题创作的巨幅国画《抗争》捐赠给了深圳市红十字会，表达了他对家乡人民的赞颂。

曲水流觞约知己，醉心翰墨自峥嵘

时光笔走龙蛇，慢慢地勾勒出成长和历练的模样。

70年代初，江苹离开了激情燃烧的部队，被调到成都市文化局工作。

那是一个四川文艺界百废待举的特殊时期。在动乱中，巴蜀活跃的中国画各大流派都门可罗雀，几近瘫痪。

30多岁的江苹站了出来。他不顾非议，决心把文化局美术创作重新组织起来。他力排众议，首先把“戴了帽子的”的著名画家请出来，给予他们创作的机会。随后，开设了四川首家画廊——“成都画店”，开启了江苹巴蜀书画的交流和交易事业。

许多时候，一项艰巨的任务，往往需要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才能打开僵局。

1974年春，江苹以成都画店负责人的身份，暗访了当时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的陈子庄先生。见江苹走进寓宅，子庄先生十分感动，执意地从病榻上下来，打起精神，挥毫创作了一幅《牡丹图》，以表谢意。江苹还邀请子庄先生为成都画店作画。他的到访，给当时内外交困的子庄先生无限鼓励，使其重新燃起了对生活与艺术的热望。

为了创作和工作，江苹也经常约画家、诗人、演艺界朋友一起喝酒。记得有一次，与书法家铁堂、诗人刘传茀、刘沧浪等人喝酒，两瓶五粮液四人平分，并约定喝不完罚作诗一首，也许是大家太爱喝五粮液了，还没有等诗出来，各自面前的酒杯就已经见底了。

很多时候，江苹与他的朋友们也和历代文人骚客一样，酒过三巡，也会即兴赋诗作画写字，有的回到家里，还借着酒劲儿挥毫泼墨一挥而就的。据江苹先生讲，他的《走亲家》《五味人生》等作品就是在微醺的状态中完成的。

刘既明、陈子庄、吴一峰、吕林、岑学恭、余中英等蜀中知名老画家，在江苹先生的带动下，走出各自的一方天地，齐聚成都文化平台，积极投身到美术创作之中。

70年代末，以“成都画店”为窗口，催生了蜀中文化艺术的新生。

四川盆地，由青藏高原、大巴山、巫山、大娄山、云贵高原环绕而成，文化、风俗自古自成体系，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在张大千等前辈的带动下，蜀中文化走出了与世界交流的第一步。但随着文艺在战火中的式微，蜀中文化又回到了原点。

江苹先生不甘于蜀中文化重新困于一隅。1985年初，四川省文化厅派先生到深圳开办对外文物文化交流中心。为开好这扇面向世界的“四川文化之窗”，先生带领一班工作人员，日夜奔波，把这个中心办成了在广东地区享有声誉的艺术沙龙，大大促进了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流，也为巴蜀文艺作者及其作品走出四川、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全国著名画家关山月、黎雄才、程十发、王子武、刘汉等，以及四川书画界数百人先后前往中心访问交流。江苹先生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引进了“香港大一艺术学院设计展览”“广州市美术馆清代居巢居廉扇面作品展览”在成都展出，推动了“四川名画家陶瓷艺术展览”在香港展出，并在广州成功举办了“成都杜甫草堂杜甫藏画展览”“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等五次展览活动，通过展览交流，促进了巴蜀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世间万象收眼底，耕耘甲子结硕果

历史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轮回。1995年，先生赴四川省文史馆履新——这是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对先生而言，文史馆工作给了他更多的空闲时间，“这是自己艺术生涯的新起点”。除了日常管理工作，在文史馆的这些年来，江苹不辞劳苦，奔波数千里，赴云南、甘肃、山西、贵州省和省内各地写生，创作了上百件作品，有的入选国内外展览，有的在报刊发表。其中，与他人合作的《西部高原藏珍异》丈二长卷，由四川省博物馆收藏。他积极参加文艺家代表团，慰问部队武警、公安活动，为抗洪救灾捐赠书画。

先生积极关心国家大事，为庆祝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特作《九九燕归来》《走亲家》等参展。他还应邀到北戴河中央军委办公厅作八尺巨幅画作，为部队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作品《碧潭路金》入选第十三届当代中国花鸟画邀请展，并荣获优秀作品奖。

先生常说：“艺术家必须用作品说话。”这让记者想起《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话：“有一种鸟儿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江苹先生的羽毛太鲜亮了，即使深居陋室，也掩不住他及其作品的熠熠光辉。但艺术如思想、文化等一样，作品的精进是术上之小乘；在术之上，用自己的内涵与积淀，注入作品以系统性的思想，方为道上之大乘。“作为一个画家‘只拉车不看路’是不行的，要随时省慎锤炼自己，才能前进。”

艺术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每一步都是内心的修行、人格的修炼。

2008年，在深圳举办个人画展时，先生在开幕词中讲了“六十年打造一个成熟画家”的理念。“从艺60多年只是艺术成熟的开始，而不是终结。2年前我在《八三感言》中写道，80岁后我将启航进入艺术人生的第二阶段，做到笔随时代，服务社会的信念不变；到大自然中寻找题材的决心不变；继承传统改革创新的恒心不变。”

从16岁进入解放军艺术团到如今成为独树一帜的绘画大家，江苹先生的一生可谓笔墨随时代而变，这也充分体现了先生始终坚持艺术个性、坚持与时俱进的绘画特点。多年来，他一边奔波于蓉城的大街小巷，热心地做着美术家们的组织协调工作，一边坚持笔耕不辍，从事国画创作，日复一日地跋涉在他的艺术创作探索之路上。他从未满足于现状，也不曾因系大千先生的弟子而心浮气躁，他秉承先师张大千之遗训，潜心学习，秉承中国画的笔墨意识，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摸索、体会、感悟，并从中寻得了绘画的真谛。

仔细观察先生如今的作品，它们大多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和细微体察，笔下的人物、花鸟、家禽、锦鲤、秋蝉、狮子、老虎，幅幅格局谨严，趣由笔生，法随意转，其画作清新雅逸、气韵真淳、意匠精密。雅俗共赏中，不仅仅在于他体事状物的精准，技艺的高超，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艺术思想融入作品之中，是一位将画面构图与思想意境相结合的大家。

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先生曾说：“一幅画，构图也是根据意境来的，大画家不仅以笔法取胜，更以结构取胜。”加之先生对色彩的运用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使用重彩时朱砂、朱标、石青石绿，金碧辉煌、华而不浮、艳而不俗，并特别注意墨、气、色的协调与平衡，从而为先生的画作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我们欣赏先生的《年年有余》，菜篮子里装满了蔬菜、鸡鸭鱼肉、虾蟹和姜葱蒜，在他那个时代的画家中，先生画作中地板结构的方式可谓前无古人，二分之一地板为蓝色的瓷砖，既现实又抽象，家禽蔬果以简洁的笔墨、画得生动鲜活，白菜南瓜每一个细节都精到，有没骨、有晕染、有勾勒，画面整体和谐，绚烂之极而又平淡真实，彰显了画家对现代生活敏锐的感受和艺术技巧的纯熟。此幅作品，先生如静物般画出，但先生在背景上所下的功夫，对物象精准的刻画，让一切景物充满活力，鲜活而自在，正是“终以究其神为归焉”。

“蝉鸣低岸柳，月华晚江秋。”先生的画常与诗配合，这样更儒雅，更具人文气，让人浮想联翩。作为大千门人，他对大千先生高山仰止般的追慕。“大千先生是一位综合素养极高的传奇画家，他把画笔拿在手上，把世界尽收眼底，不仅功力非凡，而且恢宏博大。”先生深情地回忆道。为传习大千先生那种力透纸背的绘画功力，先生不止一次地前往西南师大、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博物馆等地仔细临摹、认真揣摩大千先生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作品。

自拜师以来，江苹先生不仅吸纳了大千先生绘画之风采，更吸纳了诸如宋人的端庄、明人的雅丽，甚至清人郎世宁的感觉也在他的画中有所体现。他笔下的人物多隐士，个个学养深醇、雄浑苍茫、神明焕发，体现了他高尚的文人情怀。先生的花鸟画可谓一脉正宗，极力追寻生命的真实意义，特别是他对微小生命的细微刻画，以及花鸟之与观者的微妙互动，表现了他施大爱于人间，对万物都赋予了生命、赋予了灵气。

画蝉画扇皆画骨，入形入神终入魂

在艺术王国里，绘画与音乐是关系亲密的好兄弟。音乐向绘画借来了音色，绘画向音乐拿来了节奏。因此才有了“绘画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绘画”之比喻。这也是江苹先生经常走出画室，置身大自然，徜徉于山水之间，聆听风声雨声蝉鸣鸟啼的原因所在。

2008年，川籍著名歌唱家廖昌永因喜欢江苹先生的画风，专门拜他为师学画。

由于廖昌永平时很忙，为了关照这个特殊的徒弟，江苹先生专门为廖昌永画了很多手稿，叮嘱他每天练上一个小时，并就廖昌永反馈回来的画稿进行点评修改。

在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廖昌永的绘画技艺突飞猛进。2019年1月3日晚，“中国古典诗词与书画——廖昌永中国艺术歌曲独唱音乐会”在瑞士日内瓦的让·佛朗索瓦·巴托洛尼街沙龙剧院成功举行。该音乐会是中国艺术歌曲的一次全新探索与尝试。音乐会选取优秀的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将诗、乐、书、画等艺术形式紧密融合起来，为世界观众献上了一场鲜活的中国文化视听盛宴。

“如果没有10年来绘画的学习，也不会有这次成功的创新。”廖昌永感慨万千，但凡优美的音乐，都有很强的画面感和视觉想象。反之，画里也蕴藏着音乐的律动和诗意的灵动。

廖昌永日内瓦音乐会的成功举办及其影响力，带动了乐坛不少创作人纷纷拿起画笔，走上了音画融合的艺术道路。

江苹对徒弟这场形式新颖的演唱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艺术是相通的，绘画与音乐都是借助于情感进行艺术创作的。学习绘画既可以增强文化底蕴，艺术修养，也可以激发音乐创作的灵感。通过绘画和音乐这两种形式的融合创新，让世界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更热爱中国文化。”

如今，虽然已满85岁，先生从没想过停下来休息一下，他仍然身兼各种职务和身份。而晚年的江苹先生，十分喜欢画蝉，九十年代末曾应邀为李鹏、乔石等中央领导作《洁蝉图》。由他笔下画出的蝉，灵动通透，笔细而不杂，繁而不乱，比古人画蝉更精道。于是有人问先生：“你为何把蝉画得那样逼真呢？”先生说：“只有眼里有蝉，胸中有蝉，才能笔下有蝉。”“画蝉即画心，画蝉的高洁。”

先生曾说：“我与蝉一样，有一种执着精神，更与蝉一样，饮露自清心。”在炎炎夏日，一只看不见的蝉，用极具爆发力的蝉鸣叫醒夏日的困顿和倦怠，仿佛一首生命的乐章，与大自然一同和鸣，也自然而然地飘荡在先生的画室里。所以，将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融入一只小小的蝉中，随象见形，随形见声，随声见性，足见先生细微的观察之力和深刻的博爱之心。因此，喜爱他以及敬仰他人格的朋友，都冠以他“江蝉子”之称谓。

如蝉一样，为艺术献身“何辞高柳寒”，先生的作品，画清格高，生机盎然，俨然一曲生命的赞歌。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的不藉秋风，居高声远，也正如先生数十年艺术生涯所寻找的目标，而且不忘初心，矢志不渝。

除了画蝉以外，70多年来，先生坚持扇面绘画创作研究，创作过千余幅作品。扇面只有方寸，“书画家要在方尺内圆形和弧形的扇面上作书画，要把诗、书、画、印十分和谐地融为一体，那就必须讲究章法，加以合理布局，才能成为一幅成功的作品。”

“精思巧构、气韵为先、饱水澄色、以软制硬、‘少吃多餐’、三矾九染、诸法并用、设色理端，为我画扇之八诀，仅供同道一晒。”

可以说，先生在扇面和蝉两个方面，找到了自己绘画理念和艺术思想的结合。

从古到今，中国画的大路数就有工笔、写意两大类，细分则如海纳百川，但无论哪一类都有其各自章法。中国画讲究形神兼奋，气韵生动，这是东方审美艺术的标准：形是物体的表征，神是物体之内美，皆因气韵生动而依归。

形神兼具，不正是先生一样的大家风范么？

如今，尽管已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江苹先生仍然淡薄名利，崇尚学术，宁静谦逊。数十年如一日，每日躬耕于嘉士阁近12个小时，沉浸在白纸彩墨之间，不慕浮荣，不趋时好，矢志丹青，辛勤耕耘。

大江奔涌在江苹先生的心头，他的字典里没有“枯竭”这个词，所以，他不知道枯竭的滋味，也永远不想知道。

丹青不知老将至，愿作洁蝉咏长秋。85岁，对于江苹先生来说，只是他艺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非遗之美》创始人姚泽民（左一）与著名画家江苹（右一）

从左至右：《发现非遗之美》主编姚泽民、北京玺桥国际传媒董事长罗立、本文作者孙锋

（责任编辑/姚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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