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弗里德曼（打开多重感官的未来）

打开多重感官的未来

专访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

采访 撰稿 _ 林子晧（芝加哥大学比较人类发展学系博士在读）

人类学家米歇尔·弗里德纳

盲道、无障碍厕所、远程手语翻译、语音识别应用、轮椅友好坡道……成形于 2006年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近170个国家签署生效后，各地政府开始投入资金、技术和人力将社会改造得更加无障碍。然而，新兴科技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具有身体差异的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其为残障者提供了更加包容和完善的生活环境，还是制造了更多屏障和壁垒？

2022年6月出版的 Sensory Futures：Deafness and Cochlear Implant Infrastructures in India（《多重感官未来：印度的聋人与人工耳蜗基础设施》，以下简写作《多重感官未来》）一书以感官民族志的形式，串联起了近20年来医学人类学、残障研究、科学与技术研究（STS）等领域对“无障碍基础设施”的探索和论辩。人工耳蜗是跨越尺度的存在——它精密细小，可以被植入脑中，让神经与电流信号亲密共生；它象征了“治愈耳聋”的“医学福音”，但也承担了撕裂聋人社群的恐惧和骂名；它的运转和维护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和成本，背后可以牵引出家庭、学校、跨国商业公司、听力学研究、语言康复培训、政府报销项目等复杂的行动者网络。通过追寻人工耳蜗的生产与流通，我们能够看到“无障碍”愿景中的矛盾、利益纠葛和灰色空间。

在此次访谈中，《多重感官未来》的作者米歇尔 · 弗里德纳（Michele Friedner）回顾了其研究的心路历程。弗里德纳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她出版的第一本专著Valuing Deaf Worlds in Urban India（《印度都市中的聋价值》）关注印度班加罗尔的一群聋人青年如何辗转于职业培训、教堂、企业手语培训班，建立自己和世界的联系。由于人工耳蜗高昂的成本以及人们对这一技术的怀疑，十几年前印度鲜有耳蜗植入者。2015年，印度政府开始将人工耳蜗的供给作为一种“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纳入针对聋人的社会政策，同时增加的还有听力测试项目、手术设备、儿童听力语言康复课程，以及耳蜗分配与维修中心。父母被认为应以特定的方式训练接受了耳蜗移植的孩子，包括说话时遮住嘴，切断其与使用手语的聋人朋友的联系，等等。弗里德纳强调，让我们成为有感之人（sensing person）的方式是多重的。将人工耳蜗等同于基础设施是限制，而非打开了感官、情态和关系的可能性。

在北美长大、佩戴人工耳蜗并使用美国手语的弗里德纳，也在田野工作中探索自我世界的边界。她在书中记录了自己被称作“半半”（halfies，指半听人、半聋人、半口语、半手语）的故事，并提醒读者，建立关系与打开感官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暴露脆弱、互相依存的过程。

Sensory Futures: Deafness and Cochlear Implant Infrastructures in India

Michele Ilana Friedne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2

请您向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米歇尔 · 弗里德纳：我是一名医学人类学者，目前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比较人类发展学系。我的研究主要基于印度，关注聋人，同时涉及残障研究这个更广的类目。“残障”作为一个标签如何游走于不同的语境，并产生新的意涵和体验？“残障”如何变成一种身份基石、一种骄傲感的来源？它产生了何种张力和联盟的可能？这些都是我想要探索的题目。

我也在关注新技术对我们思考“残障”的影响。对我来说，当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矛盾在于，由于过去十几年相关法律、公约的落地以及残障权利倡导运动的推动，残障者在公共空间和大众媒体上变得越来越可见，“残障”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规范和常态化的存在，但与此同时，各种科技也在试图“修复（fix）残疾”。近年，我开始关注人工耳蜗技术如何帮助聋人获得听力或至少模拟一种听觉感受，开始好奇人工耳蜗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分布。

作为人类学家，您在《多重感官未来》中对聋人的描写和医学专著有何区别？对人工耳蜗的探索和技术报告又有何不同？

米歇尔 · 弗里德纳：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介绍一下我的第一本书，即基于我的博士论文改编的《印度都市中的聋价值》。最初我想关注青年聋人和家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协调自己的身份，包括如何理解自身的聋性、印度的国族认同、种姓制度以及社会经济阶层等。2007年，当我来到班加罗尔开展田野工作时，我以为自己会进入这些年轻聋人的家庭内部。然而，他们完全没有兴趣待在家里，更愿意出门与聋友们碰面，在聋人教堂中社交，学习印度手语，参与不同类型的职业培训项目。因为从小进入的聋人学校并没有教会他们很多东西，聋校的老师大多不会印度手语，导致很多聋生接受的教育非常零碎。在高中毕业后，这些聋人青年需要学会生存之道，想要赚钱、独立、被人看重。所以，我跟随他们的行动轨迹展开观察。非常感谢他们愿意带我一起走动，以及当地民间组织和职业培训中心同意我进入其中。在写这本书时，我希望呈现的就是这群青年聋人所珍视的东西。我的写作与技术报告无关，也并非站在抽离的视角展开社会批判。虽然我的确有描写印度社会和政治经济结构如何将聋人置于脆弱和边缘的位置，但我依然希望以聋人为中心，去描写他们眼中的渴望、友谊和关系。

Valuing Deaf Worlds in Urban India

Michele Ilana Friedner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5

您在《印度都市中的聋价值》中关注的是使用手语的聋人社群，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基于语言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但同时，印度手语的谱系又是复杂和碎片化的。您在书中提到，田野所在的班加罗尔不是一个政治氛围浓厚的城市，全国聋人协会（National Deaf Association）等组织并没有在这里设点，这给商业公司提供了组织和动员聋人就学、就业的空间。所以，形成社群的推力是多样的。

米歇尔 · 弗里德纳：是的，这非常重要。班加罗尔是南印度卡纳塔克邦的首府，也被称为“印度硅谷”，这里汇聚了许多跨国公司和信息技术产业。由于国际资本的存在，班加罗尔常被视为一个例外区域，是创业家的乐园，首都德里则是政客的地盘。

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在卡纳塔克邦拥有了更多影响力，班加罗尔这种去政治化的状况有所变化。但我想强调的是，它作为一个研究地点之所以尤其有趣，是因为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各种教堂一度在这里安然存在。最近五年我都没能回到班加罗尔，所以无法确定那些聋人教堂经历了什么。它们正在受到印度执政党的攻击，我很好奇聋人空间如何被这些力量所影响。

聋人教堂是特指那些使用手语来吸引和招募聋人的教堂吗？

米歇尔 · 弗里德纳：是的。聋人研究学者始终在关注教堂与聋人社群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哈伦 · 洛讷（Harlan Lane）和蕾拉 · 莫那根（Leila Monaghan）都分析过教堂如何为聋人的碰面和聚会提供物理空间。然而印度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接纳聋人的宗派非常多样——耶和华见证人、摩尔门教、福音新教等，聋人有一系列不同的选项。在班加罗尔，我还拜访过一位韩国聋人牧师为聋人青年设立的韩国教堂。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聋人在这些教堂中获得了什么？他们获得了哪些互动与沟通的新渠道？有的聋人接受了洗礼，“改宗”基督教，并宣称自己为“基督徒”，但依然保持印度教礼。在这里，他们的确懂得了如何阅读文字，如何提出和回答问题，如何完成一次布道，如何从多方面来反观自己的日常生活，例如“姐姐总是踢我的滑板车并把它弄倒，我很不开心，上帝会有何评论”这些问题让聋人思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也将他们和上帝或某个超凡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使教堂成了促进聋人发展的重要空间。

位于印度坦贾武尔市的专为聋人建造的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图源：Canadian Deaf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官网

另一个有趣的思考点是，这些聋人空间如何被非聋人看见和理解。例如，人们如果不会手语，就可能对聋人教堂一无所知。不过我发现，很多聋人的家人都知道他们会去教堂，但会说：“没关系的，我的孩子在教堂学会了礼貌，我会让他们继续参与。” 也有家长反对他们去教堂，但青年聋人会撒谎说是在参加学校项目或者和朋友打壁球。同样，聋人们会参与需要建立大量社会网络的多层推销项目。有些家长会说：“我绝对不会参与传销，但对我的聋人孩子来说，这是一个谋生的好办法。”我们可以看到，聋人青年有时被给予比同龄听人更多的空间，去建立身份，甚至在整个印度的不同空间中闯荡，参与体育活动、文化项目以及领导力培训。

我在2015年出版了这些研究内容。2016年，当我再次回到印度时，受邀拜访了国家言语和听力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Speech and Hearing），了解到印度政府开始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进行报销。在研究所的活动上，我见到了一些18岁到22岁左右使用手语的聋人青年，以及6个月到4岁不等的聋童。有趣的是，这些聋人青年不被允许和聋童们随意互动——聋童家长们不想孩子打手语，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看到青年聋人用手语交流。青年聋人也因此感到沮丧和恼火，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是这些孩子的榜样。

赞扬了佩戴助听器优点的标语图。图源：芝加哥大学官网

我对这一切非常着迷。我在想：一方面，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手语教育项目；另一方面，我们在为聋婴、聋童提供人工耳蜗，那么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因此，我决定开始对人工耳蜗进行研究，探索国家和家庭是如何理解“聋”的，聋童和其家庭成员建立了怎样的关系，这些孩子是如何被纳入就学和就业轨道之中的，以及跨国公司在建立印度人工耳蜗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等。

2018年的夏季，米歇尔·弗里德纳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康复专家和父母会议。图源：芝加哥大学官网

我还想聊聊您的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在聋人教堂和职业培训中心，你关注过使用手语的聋人是如何理解、接纳或排斥人工耳蜗的吗？它是早已存在于聋人社群之中，还是因为2016年前后印度政府开始推行报销项目才变得更加重要的？

米歇尔 · 弗里德纳：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当时听说过很多关于助听器的抱怨，例如政府分发的助听器质量糟糕，对改善生活毫无作用等。而聋人们谈到人工耳蜗时则更加抽象，更多是从脸书或者某个跨国博客上读到过相关产品介绍。我合作的很多聋人接受了一些关于人工耳蜗的早期叙事，例如它在摧毁聋人社群，它会损害大脑和神经，它像是弗兰肯斯坦和生物实验，非常危险，等等。当时我认识的聋人中没有一个有或想要有人工耳蜗。他们的确会谈论人工耳蜗，但在政府开始提供报销之前，只有相对富裕的家庭才可以支付移植手术的费用。有时，慈善团体会提供经费，但渠道十分有限，聋人家庭也需要付出大量的工作：寻找手术医生，沟通耳蜗寄送，手术完成后也需要找人进行复健指导。

如果你在10年前问我是否会写一本关于人工耳蜗的书，我的答案是绝对不可能。我不想触碰这个话题，我觉得它没意思，就算写出来也只是充满各种极端的话语，很难展现任何微妙的观点。

您能提供一些具体的语境吗？为什么最初会对人工耳蜗有抵触心理？为什么认为这个话题会被极端化？

米歇尔 · 弗里德纳：人工耳蜗刚刚出现时，美国聋人，或至少是自我认同为语言少数族群的聋人（Deaf people），是旗帜鲜明地反对的。他们认为人工耳蜗会导致聋人文化解体，对聋童进行植入手术既不符合伦理道德，也充满了危险。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全国聋人协会发布了一篇措辞强硬的反人工耳蜗声明。2000年左右，协会更新了自己的立场，表明人工耳蜗只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所以，在最初的20年间，人们对人工耳蜗的态度非常极端。

我和早年接受了人工耳蜗移植手术的美国聋人的家人聊天时，他们会提到自己被聋人权利倡导者攻击的经历，倡导者们说这些家长是在医学化自己的孩子，是在把他们送上不必要的手术台。这背后的争议在于，聋童是否需要“干预”和“医疗救治”？不过，多年之后，越来越多聋人和手语使用者开始接受人工耳蜗。如果你去到加劳德特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美国唯一的一所聋人文理学院，将会看到很多戴着人工耳蜗的聋人在使用手语。人们对人工耳蜗的态度不再像10年前那样斩钉截铁、壁垒分明了。

加劳德特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图源：加劳德特大学官网

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不希望花过多时间重复听力与语言治疗师、特教老师或政府官员的观点。我希望自己的第一本书能够以那群和我成为朋友的聋人青年为中心。

但在2016年，印度政府主导的人工耳蜗项目让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些项目是卡纳塔克邦迄今为止在残障领域最大的资金投入，政府在建立手术室、培训外科医生和开发康复项目上投入了大量资金。此外，政府也开始建设手语基础设施，如建立印度手语研究与培训中心，让更多特校与聋校老师掌握手语。这一系列的政府工程都被表述为“基础设施建设”。

您提到“基础设施”是一个主位概念，即它是田野中的人群自发使用的表达方式。但同时，“基础设施”也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词，从科学与技术研究到基础设施人类学，相关研究领域有许多精彩的讨论。《多重感官未来》试图在这些讨论中扮演何种角色？

米歇尔 · 弗里德纳：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基础设施”不一定指向物质实体，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存在，如关系、情感，或者政策与项目。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既存的基础设施如何失效、崩解，以及维护它们所需要耗费的劳动。更近期的研究落脚于感官层面，研究基础设施如何创造了特定的感受、体验和欲望，例如，凯瑟琳 · 芬内尔（Catherine Fennell）研究芝加哥的公营住宅工程，她写到一个细节：公营住宅享有全年火力全开的暖气，当人们搬至其他住宅后，因习惯于过高的屋内温度，常常需要支付巨额的暖气费—— 房屋中的物质基础设施创造了一种对暖气的渴望。我对类似的过程——基础设施如何深入人们的肌肤之中，创造或抹去了感受世界的特定可能——也很感兴趣。

很多学者在关注基础设施以及人随之变化的可塑性时，还是预设了一个常规化的感官身体。而我想退后一步，拆解让人们得以沟通、感受和建立关系的更深层的基础设施。当为聋童植入人工耳蜗，试图教他们捕捉和发出声音时，你是在创造让他们以特定方式进入世界的条件——人工耳蜗是让孩子成为“有感之人”（sensing person）的一种基础设施。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如果你不为其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鼓励他们使用手语，这便是另一种迥异的成人方式。而《多重感官未来》想要突显的观察是，目前存在的基础设施限制（而非打开）了感官、情态和关系的可能。聋人孩子和青年们本可以拥有很多不同的倾听、沟通与建立关系的选项，而实际上这个空间却在被压缩。

印度政府主导的人工耳蜗项目。图源：印度时报

印度政府和您追踪的产业行动者，似乎在鼓吹一种关于基础设施的技术话语，在人工耳蜗与感受力之间画上等号。而您则力图拓展“基础设施”的含义，让它得以容纳更多的存在方式与选项，而不是任由其被“人工耳蜗”一词挤占和排除。您能展开谈谈书中的一个具体例子吗？

米歇尔 · 弗里德纳：例如母亲被赋予了很多期待，她们被告知需要给孩子做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这是唯一的出路。手术完成后，她们又被告知一切的重点都要围绕听力的发展，不应拥抱或亲近孩子，当和孩子说话时，需要遮住自己的嘴巴，或者小心地将孩子的注意力引向别处，以避免目光接触。母亲们还被要求全天和小孩保持对话，手头做的任何事都要转换为口语。经过这个流程，聋童被期待成为一个听、说感官都被打开的人，甚至被期待变得比听人小孩还要更依赖于听觉。

对您来说，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和写作方法，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帮助捕捉田野现场的不同视角、观点和声音？

米歇尔 · 弗里德纳：我认为，民族志是一种特别适合用来捕捉矛盾和灰色空间的写作文本，因为它聚焦于人们的感受和体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穿行。例如，当关注科技时，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歌颂它的成功，也要追问它放弃了什么，损及了什么，排除了什么。人工耳蜗更是如此。此前，当我提到它带来的种种极端反应时，只展开描述了那些消极和质疑的声音。但如果你去观察它的支持者阵营，比如到公司、门诊室里和听力专家面前，他们通常会坚持自己在完成“传播福音”的工作，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具有魔力的手术”“这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能听见后，一切都会变得不同”。民族志让你吸纳并展示这些不同的话语，而不急于批判和解构。

《多重感官未来》中提到一位聋人女士对你的评价，“你是一个 ‘半半’：半听人、半聋人、半口语、半手语，半半半半”。这是田野对象反过来凝视和评价田野工作者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您为什么决定引入这个细节？当跨越不同地点和社群时，您又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米歇尔 · 弗里德纳：我不认为她把这个评语当作一个称赞，她可能被我的存在惹怒了。我和她在德里相遇，不同于南部的班加罗尔，德里手语和英国手语更加接近。每次北上做研究时，我总会和当地聋人产生摩擦，需要协调手语，这需要他们的耐心。我和这位女士在咖啡馆见面，我刚用口语点了单，她的反应就是， “这人到底是谁”。她无法归类我，在她看来，我是聋人，但我却会说话，我会手语，但我又仿佛不会，我什么都不是，但又是一切。

“半半半半”意味着什么？这些“半”能够叠加产生一个整体吗？然而，我也不想只从“残缺”和“完整”的角度来思考，我无意为这种二元对立添砖加瓦。更有意思的方向是：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手头有限的资源来创造世界？我们需要看见、欣赏并尊重这些世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语言剥夺正在发生，有人正在非常闭塞狭窄的空间中生存。作为田野工作者，我的确有四处流动的特权。一个单纯使用手语的聋人可能无法获得同样的信息渠道来完成这部民族志，如果不使用口语，那些聋童家庭、听力理疗师和医生可能不会愿意和我展开对话。所以，这些身份构成了我的田野位置。

图源：印度国家言语和听力研究所官网

在《多重感官未来》中，您提到在访谈过程中，一位印度翻译向受访者披露了您也佩戴人工耳蜗的情况，这让您感到不舒服。但同时，您意识到，人类学是基于合作的，需要根据田野点的环境做出调整。可以展开谈谈背后的心路历程吗？

米歇尔 · 弗里德纳：至少在西方，当事人是唯一可以公布自身残障状况的人。但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道界限？尤其现在我们愈加意识到，残障和损伤是在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出来的，它也可能在关系中被公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展示我在田野调查中并非完全掌握主导权的时刻。在做田野研究时，你得接受自己的脆弱性，将自己暴露在他人的审视中，将自己展现给田野信息报告人。

事后，我和翻译说过我的不舒服，我想自己决定是否告知他人我佩戴人工耳蜗的情况。她的回应是：“好吧，不过你面对的母亲们还没有见过任何其他聋人，所以她们应该知道这一点。你的小纠结不足挂齿，更重要的是这些母亲感受到这一联结，而不是是否由你亲自来告诉她们你的身份。”然后我懂了，的确是这样。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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