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魏栎阳之战（秦公出走）

秦咸阳宫遗址博物馆

秦咸阳城遗址

作为专业博物馆赫然写着“商鞅变法地”？

馆中的古物？

秦咸阳城变成了汉代皇家陵园

假设“九处秦都”的通说成立，这“三处”则最为“奇特”。

秦孝公的爷爷秦灵公开启了秦公为摆脱宗族掌控“出走”的先例，接着是重新复位后的其父秦献公，最后是秦孝公出于秦国国力强盛为未来计，最终”自雍迁都咸阳“，其中充满了曲折。为何秦孝公祖孙三代要如此做？

有年春天，当我从南阳，沿国道自蓝田古道进入关中时，西安一带的空气极差。在阴霾的天气中，抵达咸阳秦都遗址。站在雾霾笼罩的渭北塬上，除过简陋到极致、看似是个临时建筑的“秦咸阳博物馆”，看到的只有雾霾中的农田，一种莫名的失落与痛惜悄然心生。

是为2000多年前的咸阳被项羽烧？还是因遗址的无迹可循？失落感之强烈影响到继续四处探查、多角度拍照的习惯，就直接驱车继续北上前往泾阳。

在泾阳的遭遇也相同，当地普通人没有听说过泾阳是2000多年前的秦都。也难怪，秦灵公只是在公元前424年—前415年在泾阳居住过9年，能有多少遗存？

据《汉书》“郊祀志第五上”记载，秦灵公虽居泾阳，但修筑祭坛上畤，祭祀黄帝；修筑下畤，祭祀炎帝，却均是在雍城附近的吴阳。

从秦献公父子俩离开雍城可推知，秦灵公“居泾阳”死后，政权更迭；秦献公最终复位后“城栎阳”，都是因秦献公父子俩的悲惨个人际遇所致，而非当时的战争或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才离开雍城。

泾阳县大地原点

现代泾阳的大地原点

泾阳在周时，属于犬戎领有之地，秦人进关中后才把犬戎打跑，犬戎可能翻过北仲山与嵯峨山向北而去。因为东方的晋国、齐国等诸侯国也在联手不断打击诸如山戎、翟等各少数民族。

说泾阳就不得不说秦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与秦国政权中“臣弑君”以下克上的习惯。但限于字数，也不能展开谈，只能描绘出个粗线条。

自秦谬公“天子致霸”到秦献公时止，秦国陷入了长达272年的停滞、被东方诸侯国围殴，且屡战屡败，快到了灭国的危险境地。此期间权重的大臣废立太子杀秦君多达3起，如果算上刚进关中时，三庶长废秦武公太子位，立出子又杀之，复立秦武公就4起。但是，秦国大夫们弑君是弑君，并未如中原诸侯弑君后取而代之。

引用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的原文“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这段话是司马迁在秦献公被复立为国君前，对秦国那段历史的概括性总结。

秦灵公就是在爷爷秦怀公被庶长与大臣们包围自杀后，因其父早死，才被立为秦国国君。可能他没有先祖秦武公的能力，无力为爷爷报仇，也控制不了权臣与贵族，于是继位后的第二年，就借抗击晋国为由离开雍城，在泾阳居住了9年一直到死。

在众权臣的把持之下，当秦灵公在泾阳去世以后，由于其不在雍城。他的儿子虽为太子但没能够继承王位，众臣拥立秦献公的叔叔为秦简公。10岁的太子秦献公被废，并作为秦国质子被打发到魏国，这一去就是29年。

魏国在三公分晋后继承了河西地。魏文候重用李悝、吴起等改革派。经过改革的魏国与秦国的实力对比出现大换位。吴起为魏国不但夺回了河西之地，还一度放马华山脚下，如果要继续西进，攻占雍城把秦人赶回犬丘并非不可能，但历史不能用假设来推理。

魏国在进步，秦国却在内乱。

秦简公在位16年死。其子惠公在位13年死。惠公之子出子2岁被立为国君的第2年，庶长在河西之地从魏国迎立废太子秦献公回国为君，并“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

秦献公成为国君后，和其父一样也没有居住在雍城，继位后第二年就“城栎阳”即今天的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关庄与御宝村一带。

秦国的宗室权臣一直以来尾大不掉，左右着秦国国君的废立。

由于近30多年来秦献公一直作为质子孤悬于魏国，朝中无自己的势力。他不甘心受宗室权臣控制，因此，就借收复河西，在栎阳另辟蹊径，并且实施了很多受百姓与官员欢迎的改革，如“止从死”。但在位24年间，改革的力度也很有限，不过秦国的实力得到了有限恢复，也为儿子秦孝公的“商鞅变法”打下基础。

2015年10月的一天，我从陕北走南泥湾一线下到关中，目标是栎阳所在地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

秋天的天空显得湛蓝如洗，沿途基本是山路，风光秀美。途中快要出山时在一处山顶驻车拍照。不远处轰隆作响如林一般的风力发电风车，点缀在各处山顶。向东望去，远处山梁上的长城逶迤南北横亘。那里可能是魏国保卫河西时修建的长城，但我没有前往。

由此处可见当年魏长城

高塬上的苹果园

进入阎良区后基本就是平川了。

通往武屯镇的马路宽敞大气，行车途中，突然在路边看见，白字底色为暗红色上写着“商鞅变法处”的招牌，于是急忙靠边停车。沿招牌四处查看，看见的只有夕阳下的蔬菜地，地中种的是大白菜。

进武屯镇时，入口处有商鞅的大型雕像。

当年的栎阳

假如商鞅在此地变法？

商鞅变法会在这里吗？

秦孝公21岁继位为国君，面临的是如何把其父秦献公恢复秦国国力的目标继续下去。经过秦献公在位24年的打拼，秦国终于止住了积弱积贫的大滑坡，但如果不彻底对宗室贵族势力、官吏制度、军功奖惩等进行全面改革，秦国就无法摆脱颓势。秦孝公为改变秦国招揽各国人才，也才有了卫鞅到秦后的“商鞅变法”。因字数限制细节从略。

仅从栎阳的地理位置看，对栎阳是否有国都功能存疑，因靠近当时尚处于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充其量只是东部的军事指挥中心，属于要塞类国君居住的重要城市。

如果仔细研读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的用词，从文理解释，分别使用了“邑之秦”的“邑”，意指分封；“庄公居其故犬丘”的“居，”意指定居长住，此词被用于汧渭之汇、平阳、雍城等处；“城栎阳”的“城”意指筑城、修建之意；在提及咸阳时“秦徒都之。”《史记》中也只有在雍城和咸阳用了“都”。如此考证虽然并不能得出结论，但也许能有点启发。

1985年版，福建出版社出版，朱绍候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册中：”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县南）的一些守旧分子攻击新法....“；陕西省宝鸡考古工作队队长辛怡华在其著作《秦人崛起》一书中，认为“徙木赏金”就发生在雍城。其他的资料，就不一一列举。

雍城国都圈作为秦国历史悠久的中心地，也是王室贵胄、百官国民的集中地，商鞅变法只有在雍城执行，才会有社会效果和示范意义。

上文列举是在雍城的证据。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商鞅变法地就在栎阳。当地政府为拉动当地旅游业，也用近年来并无明证的考古成果，为这种说法站台。究竟孰对孰错？结合文献、联想当时历史情境等进行推理，在雍城也许更符合逻辑！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中说商鞅变法在咸阳，明显悖于史实，毋须多说。

商鞅变法10年，彻底改变了秦国的面貌，为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基础。也许是为方便东进问鼎中原，也许是为摆脱故都雍城的顽固势力的羁绊，“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徒都之。”就是说秦孝公执政的第12年（公元前350年），随着商鞅改革成果的显现，秦孝公命商鞅建造的咸阳竣工，并迁都于此。估计秦孝公也没有预料到144年后的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进咸阳，子婴手捧玉玺投降，秦国灭国。

他可能更没有想到，他命商君精心所筑国都会被一把火烧成灰烬。

详见《史记》“项羽本纪第七”中“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火烧3个月，足见咸阳规模之宏伟，可惜被西楚霸王项羽一把火烧成瓦砾，秦嬴一族也被灭族。

秦都历史上“九都九迁”的说法是否分类科学？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沿“秦人九迁”之过程，不戴有色眼镜看秦国的进化，仅仅用“暴秦”评价是否公允？

在阐述个人观点前，先看看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七版中的评价：

“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领主封建制，创立了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生于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共和国；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个人对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对秦国的历史定位深以为然。

秦国的体制创新未能持续，不仅仅是“暴政”的因果那么简单，表面上看是因不惜民力，秦二世“极愚”所致。深层次的，实质上是以法家文化为主的秦国，无法被山东六国以儒家文化为背景的民意所接受。

本质是二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导致了秦国统一后不久灭国。

民意是把双刃剑，现代英国的全民公投脱欧之民意尚难判断是与非，遑论2000多年前山东六国的民意之正义性就更难。这种观点非我发明“诸儒生嫉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见《史记》“封禅书第六”），我只是用现代语引申而已。

后来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和士子阶层，出于统治愚民和个人私欲之需，以儒家为工具，把中华历史从此导入了周而复始，体制缺少创新的恶性轮回。在古代史的大多数时间中，中原文明从此被北方草原文明所主导。因篇幅不赘。

“法后王”是秦国从落后走向成功的关键，秦国没接受当时代表普世潮流的儒家教条僵化的“复礼”之“毒化”，而是采不同于六国的“法后王”，顺应时代，“效法”最先进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实际创新。

假如历史能够设证推理，如果秦国的体制创新之举能够延续下去，中国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格局，数千年历史也许会少许多悲怆与苦难，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也会许更出色。

但，历史不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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