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从小逆袭之路（一望百年纠正与纠偏）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访问上海，距今已是百年。关于这段历史，很多细节众说纷纭，甚至扑朔迷离。为让更多人知道更多真实的细节，澎湃科技专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和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施郁，以此纪念爱因斯坦和他所代表的科学精神。

关于犹太裔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1922年访问上海的历史，很多细节众说纷纭。作为一手资料，爱因斯坦的日记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

值得庆幸地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The Far East, 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为名出版的这篇日记（以下简称“爱因斯坦日记”），英文版在2018年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的日记中译本早已完成，将于近日出版。

爱因斯坦不是为了出版才写的日记，他当时只是想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好让他的两位继女知道，这趟近半年的跨洲旅行都发生了什么。事实上，爱因斯坦日记的内容并非近年才被外人所知。早在1930年，爱因斯坦的女婿鲁道夫·凯泽尔（Rudolph Kaiser）在以安东·赖泽尔（Anton Reiser）为笔名写《爱因斯坦传》（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ical Portrait）时就大量参考日记中的内容。中国部分的内容，第一次完整出现于2012年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第13卷（中译本2020年出版）上。

在爱因斯坦第一次到访上海前，日本改造社就派其职员、新近成立的国际联盟日本协会的总干事稻垣守克（1893-1986）提前12天来上海了解情况，做接待爱因斯坦的准备工作，并且陪同爱因斯坦从上海到神户。稻垣的日记《迎接爱因斯坦博士》（アインシュタイン博士を迎へて）在当年就发表了（日文杂志《女性改造》1922 年第 12 期，第 40—61 页）。

在即将出版的《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文版中，我们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稻垣日记的译文，作为《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的辅助和参考资料，希望可以澄清一些非议。稻垣作为接待组织者，近距离观察了一切。稻垣懂德语，他的妻子托尼（Tony）是德国人，与爱因斯坦夫妇沟通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因此他的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爱因斯坦在上海的历史的可靠资料。

当时报刊上的有关报道也是比较重要的资料，但采用时要谨慎。比如，《申报》在1922年10月12日报道说爱因斯坦11月14日将到上海，但在11月5日又报道称爱因斯坦将于11月12日抵沪。两个日期都不对。《中华新报》记者曹谷冰的报道是比较可信的。他是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的前身）毕业的，德语专业出身，并且参与了爱因斯坦第一次停留上海期间大部分的活动。《民国日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的有关报道也可以参考，但具体细节也需对照相关资料仔细辨认。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考证爱因斯坦上海行的历史，纠正一些不恰当的传闻。

想象出来的盛会

传闻爱因斯坦到上海那天，欢迎者众多，给他办了一个庆典。“1922年11月13日上午，上海文化界名人、外国友人、新闻记者以及不少学生和市民聚集汇山码头（位于今杨树浦路8号），隆重欢迎爱因斯坦。当爱因斯坦踏上码头，瑞典总领事上前与他热烈握手，通知他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并在一片欢呼声中颁发了获奖证书。”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夫妇乘坐日本邮轮“北野丸”号抵达上海，在汇山码头停靠。该照片刊登于1922年11月14日的《中华新报》上，由曹谷冰拍摄。

这段描述有许多地方与事实有较大出入。首先，上海文化界名人基本上没有出现在码头，这跟爱因斯坦此行完全由日本方面安排有很大关系。其次，报道中所说的“瑞典总领事上前与他热烈握手，通知他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在爱因斯坦的日记和稻垣的日记中都没有记载，亲自到码头迎接的《中华新报》记者曹谷冰的报道也无记载。

当然，这不能完全排除瑞典总领事到场迎接的可能性。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料，比如瑞典驻总领馆是否向瑞典外交部汇报过此事。

爱因斯坦日记的原文是，“在上海，我们在船上受到了稻垣及其夫人（我们在上海和神户的可爱陪同者）、德国领事、斐斯特先生和他夫人的欢迎。首先是记者，一群值得尊敬的日本和美国记者，提出他们惯常会提的问题。然后被稻垣夫妇和两位中国人（一名记者和一位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干事）带到一家中餐馆。”

稻垣的日记可以作为佐证。船靠岸后，人们争先恐后涌进了船内。德国驻沪总领事弗里茨·蒂尔（Fritz Thiel，1863-1931）和爱因斯坦握了手，稻垣晚了他一步。蒂尔当即邀请爱因斯坦进午餐，但爱因斯坦回应说，需要先同改造社前来迎接的稻垣氏商量，否则无法接受邀请。蒂尔表示愿意听从稻垣的安排。稻垣对蒂尔有些过意不去，但还是按照计划安排了沙龙，让爱因斯坦同记者会面。“好啊，这到底也是一项义务嘛。”爱因斯坦爽快地答应，稻垣请爱因斯坦在沙龙上讲了旅途中的印象和前往日本的感想。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船上与新闻记者的对话片段，刊登于《中华教育界》1922年第12卷第3期第5页。

在沙龙上，有记者提问：“昨天的通讯社电报说您得到了诺贝尔奖金，您收到正式通知了吗？对此您是怎么想的？”稻垣认为这个问题“口无遮拦”。他看到爱因斯坦博士温厚的面容上浮现出不知所措的神色，“通知的话刚刚船靠岸后从领事那里收到了电报……”博士非常谦逊地回答，“其实我并不觉得这种事情有什么意思……”

稻垣这里的“从领事那里收到了电报”中的领事是指瑞典驻沪总领事李利霍克（J. O. Lilliehook），还是德国领事蒂尔？德国领事蒂尔肯定在场，难道他受瑞典领事的委托，将电报转交给爱因斯坦？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小，因为蒂尔1923年1月6日在给德国外交部的秘密报告中，曾详细描写了在船上的见面过程。综合上述资料，汇山码头的颁奖庆典极有可能是虚构的。

诺贝尔奖没意思？

相信很多人还有一个疑问：爱因斯坦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意思”？

实际上，爱因斯坦在踏上日本之旅前就已经收到了即将获得诺贝尔奖的暗示。9月17日至24日，瑞典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执行主席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1859-1927）参加了在莱比锡召开的德国自然研究者与医生协会的百年大会。会议期间，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昨天路过柏林，听说您要离开德国去日本。外部环境恶劣到让您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程度，我对此深表遗憾。我非常期望您12月份能来斯德哥尔摩，如果您去日本的话，那就肯定无法实现了。不过前来斯德哥尔摩的邀请要等到11月中旬才能发出，您能在欧洲一直待到那个时候吗？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您不久之后就会访问斯德哥尔摩……。”

阿伦尼乌斯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由于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被授予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早在9月6日的会议中，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已决定向瑞典科学院提名爱因斯坦为获奖人。爱因斯坦原本是要参加莱比锡会议的，但因德国外长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被暗杀，爱因斯坦也被列入极右分子的暗杀名单，他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所以取消了行程。否则，阿伦尼乌斯会当面告诉他相关消息。

9月18日，爱因斯坦的同事和好朋友，也是最支持他的人——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给他写信，说：“亲爱的爱因斯坦，根据我昨天得到的可靠消息，11月将有事情发生，你最好12月份能留在欧洲。请重新考虑一下，你是否还去日本旅行。”这也是一封非常明显的暗示信。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获奖应该是迟早的事。在1910年到1922年间，除了1911年和1915年外，爱因斯坦每年都获得物理学奖的提名。1919年，英国科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率领一支日食考察队远赴西非几内亚海岸外的普林西比岛（Principe Island），考察5月29日的日食，观测结果表明，“光线完全按照爱因斯坦的引力定律偏折”。当年11月6日，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合召开会议，宣布“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爱因斯坦在一夕之间声名大噪，成为享誉全球的科学家。

诺贝尔奖委员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如，法国物理学家马塞尔·布里渊（Marcel Brillouin）1922年在提名爱因斯坦获奖的推荐信上写道：“想象一下，如果爱因斯坦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荣获诺贝尔桂冠的名单上，50年后的公众舆论会是什么样的。”1922年，迫于压力，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两份报告中，选择了肯定爱因斯坦在光电效应和黑体辐射的能量涨落方面工作的报告，忽略了严厉批评相对论的报告。11月9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做出决定，将1921年度空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爱因斯坦，192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

爱因斯坦“预知”自己会获得诺奖，在他与米列娃·玛丽琦（Mileva Marić）的离婚协议中也有体现。在1919年2月14日生效的离婚判决书中，竟有如下条款：“如果爱因斯坦教授离婚后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诺贝尔奖金在扣除爱因斯坦已向米列娃·玛丽琦付出的部分外，剩下的归米列娃所有，这笔钱将被存入瑞士银行。”

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对诺贝尔奖看得并没有那么重，与他淡泊声名的个性也有很大关系。他在那篇反映他人生观的著名文章《我的世界观》写道：“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反传统的，并不敬仰世俗的权威。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他的贡献被历史记住，而不是被某个机构记住。

被压缩的行程

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把访问上海的过程基本写清楚了。日本方面原来是按照在上海停留两天的计划来安排爱因斯坦的活动，因为船从香港出发时就比原计划晚了一天，而从上海出发的时间又没变，所以在德国领事蒂尔的建议下，最终把两天的18项活动压缩成了一天。蒂尔以前在日本任过职，懂日语，他的建议得到稻垣的认可。原计划中包括参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商务印书馆、李公祠（李鸿章之墓）、圣约翰书院、复旦大学、徐家汇观象台等等，都取消了。尽管如此，在蒂尔看来，活动还是安排得太紧了，没有给爱因斯坦留下“一分钟的自由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当他邀请爱因斯坦共进午餐时，爱因斯坦非常为难，因为他不想违反与日方签订的合同，蒂尔只好识趣地撤回了邀请。

客船上的记者见面会结束后，他们去了一品香吃饭。饭后爱因斯坦提议要到中国人真正居住的地方看看，也就是上海城里。稻垣在前一天去那里考察过，认为太脏太乱了，臭气熏天，因此不推荐爱因斯坦去。但爱因斯坦恰恰对中国人真实的情况感兴趣，所以最终还是去了。

当天下午，他们一行人去了小世界。有人说他们在小世界看了昆曲，其实并没有。根据《中华新报》记者曹谷冰的报道，他们“欲观昆剧，适未开演，乃观新剧片刻。”“新剧”指的便是喜剧。爱因斯坦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参观了一个剧院，每一层都有不同的滑稽演员演出。观众总是在叫好，很满意，各种各样的人都带着小孩子。”稻垣在日记里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他们本打算“听博士最喜欢的中国音乐，但今天没有音乐。都是喜剧演出。”观众饶有兴致地看他们一行人，博士于是笑道：“我们也是戏呀。”“小世界”里的玩具店里，有个人在弹大正琴。爱因斯坦站住，静静地闭眼听了三四分钟。

1922年11月14日《中华新报》报道，爱因斯坦等人在小世界“欲观昆剧，适未开演，乃观新剧片刻”。

后来他们又去了在同济任教的德国医生斐斯特（Maximilian Pfister, 1874-?）的“宽敞的别墅”，并在那里接待了一个由8位犹太显要组成的代表团，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话。随后去了“富有的中国画家”王一亭家，参加精致的晚宴。晚上9点半，晚宴尚未真正结束，爱因斯坦就起程前往日本俱乐部，出席由日本学士会组织的欢迎会，“数百人在那里（大部分是日本年轻人）以一种愉快轻松而又纯朴活泼的方式欢迎我们”。最后他才筋疲力尽地回到船上，睡前还接待了一位英国工程师。

“消失”的11月14日

很多报道称，爱因斯坦14日凌晨便乘船离开了上海。事实上，船下午3点才启航。当天上午，爱因斯坦去参观了最初计划中就有的龙华寺，同时在周围的农村转了转。这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也有详细的记录：

20世纪20年代末的龙华寺。

“今天早餐后，驱车前往一座有趣的佛寺，它有很多院子，一座宏伟的中式佛塔。这座佛寺现在被用作军营。隔壁是一个极其有趣的小村庄，完全是中式的，有着十分狭窄的小巷和敞着门的小房子，到处都是小商店和作坊。这里的互相凝视比在城里还要好笑。孩子们又好奇又害怕。除了污秽和臭味，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是令人愉快的印象；我将会经常愉快地想起这里。我们仔细参观了佛寺。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建筑结构和内部装饰（比真人尺寸更大的佛像和其他塑像）共同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形成了一个伟大艺术的总体印象。庄严的佛教思想蕴藏在深奥的带有迷信色彩（半象征）的巴洛克式风格的雕塑中。下午3点起程。”

龙华寺附近的村庄。

很多人把这一段中爱因斯坦对村庄的印象摘出来，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有偏见，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境，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过程，在稻垣的视角下是这样的：

“汽车穿过上海城区朝着在城外约两英里处的龙华寺驶去。

从昨天到今天，博士观察着中国人被外国人欺凌的情景，说：‘再有五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一定会把外国人赶出去的。’

龙华寺眼下成了兵营。门口有哨兵。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哨兵举起刺刀气势汹汹地说着什么。大概是‘什么人？这里不许通行！’诸如此类的吧。世界级学者爱博士与一脸无知的督军手下小兵形成有趣的对照。

总之，在另一个入口付了一圆钱得以进入。博士说：‘不要紧吧？’有点惧怕往部队那个方向去。对最喜欢建筑的博士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他开心的了。他大概能体会到我等体会不到的感受吧。‘艾尔莎，到这里来看看两边的建筑。’博士站在寺的庭院正中研究着。没想到建筑这么中博士的意。看到五百罗汉，他一个一个地研究着他们的面容。”

谁在工部局相对论讨论会上提问“心灵”问题？

爱因斯坦在离开日本后又经过了上海。这一次，他在12月31日抵达，1月2日中午离开，停留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长。这次的行程是犹太团体安排的，爱因斯坦日记中也有较为详尽的记载。

1月1日下午，爱因斯坦参加了在“暴发户”盖顿（Gatton）家举行的“欢迎会”，傍晚6点，参加了在福州路17号工部局礼堂由青年希伯来协会(Young Men’s Hebrew Association) 和“探索社”（Quest Society）共同主办的相对论讨论会。“探索社”成员主要是沪上的外国“知识精英”和少数在国外受过教育的华人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对这场讨论会的感受并不好，认为那是一场“带着愚蠢问题的喜剧”。

当时的工部局大厦。

讨论会以问答座谈会的形式进行，不对外开放，仅限受邀者出席。与会者讨论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迈克尔逊—莫雷（Michelson-Morley）实验、最近前往澳大利亚的日蚀科考以及木卫掩星的问题。出席这场会议的有三四百名西方人，只有四五个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提问爱因斯坦关于英国物理学家洛奇(Oliver Lodge,1851-1940 )有关“心灵研究”的问题，爱因斯坦用法语简短地回答道：ce n'est pas sérieux（这“不严肃”，也译作“不足道”），就结束了答问。

有文章称提问的是哲学家张君劢（1887-1969），这是不对的。张君劢这段时间主要在陪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担任后者在华讲学的翻译。他有一篇引起“科玄论战”的著名演讲，是在1923年2月陪同杜里舒北上京津时，在清华大学做的。

真正的提问者是张乃燕（1894—1958），字君谋，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作为教育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都成绩斐然。但他似乎没有张君劢有名，所以被后来的研究者弄混了。再加上他提的问题又与“心灵”有关，人们想当然就把他与挑起“科玄论战”的张君劢等同起来。

张君谋19岁时就到欧洲留学，先在英国和瑞士学习，1919年获日内瓦大学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知识面很广，因此提出一个和哲学相关的问题也不足为奇。

关于爱因斯坦上海行，还存在一个争议：他是否入住过礼查（Astor）饭店？礼查饭店后来改名叫浦江饭店，现在叫中国证券博物馆，在当时的远东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豪华的饭店。人们理所当然地会想，爱因斯坦这么有名的人，就应该住在那里。但是根据爱因斯坦的日记，爱因斯坦在第一次来上海的那天晚上是回船上住的；第二次来上海时，12月31日晚上住在犹太富商盖顿家里，当时的中外报纸都有报道，爱因斯坦在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1月1日晚上当然也是住在那里，只是没有明说。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他曾住在礼查饭店，也没有这种可能性。德国领事明确表示不会参与第二次爱因斯坦抵沪的有关安排，爱因斯坦不会自己花钱去住，犹太团体更不会多此一举。

遗憾“错过”的访华之旅

关于爱因斯坦上海行，有一段说来令人遗憾的历史，那就是在爱因斯坦答应访问日本之前，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向爱因斯坦邀约访华，但却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

早在1920年9月11日，蔡元培就通过当时正在欧洲考察教育的教育部次长袁希涛(1866—1930)在柏林爱因斯坦家中当面向他发出访华邀请，但爱因斯坦并未接受。1921年，蔡元培到欧美考察教育，正好在爱因斯坦生日那天——3月14日到达柏林，两天后，他专程拜访了爱因斯坦，再次表达了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真诚愿望。但爱因斯坦马上要为在耶路撒冷筹建的希伯来大学筹款而赴美访问，表示无法接受邀请。蔡元培不死心，希望爱因斯坦在访美结束后直接访华，这一建议没有被爱因斯坦采纳。不过，爱因斯坦允诺在其美国之行结束后，如果还有下一次远洋航行，那就是去中国。

日本产生邀请爱因斯坦的想法比中国晚，但行动迅速果决。这与英国哲学家罗素(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的推荐有关。罗素在访华九个月后，顺访了日本。当他被问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人是谁”时，他告诉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 1885—1952)：“第一位是爱因斯坦，然后是列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了。”日本人马上开始行动，派改造社驻欧记者室伏高信( 1892—1970) 去柏林拜访爱因斯坦，洽谈访问事宜，很快就说服了爱因斯坦。尽管中间经过了一些反复，以至于爱因斯坦曾欲取消访日计划，但日本方面很快以更优厚的条件和诚意，让爱因斯坦将访问行程确定下来。

1922年3月，在得知爱因斯坦计划访问日本后，正在柏林访学的年轻的北大教授朱家骅（1893-1963）致信爱因斯坦，重新商讨访问北京大学事宜。他告诉爱因斯坦，北京大学想邀请他像罗素和杜威那样在中国待上一年。但是爱因斯坦通知中国驻德国公使馆，因为已承诺要访问日本，他只有两个星期时间可以待在北京，举行一个系列讲座。爱因斯坦回复说，他之前不能接受北京大学提出的财务条款与过长的停留时间。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方提出的讲学报酬让他觉得可以接受此前中国提出的访问邀请，因此他同意为期两周的对华访问。

1922年4月初，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1885-1942）向爱因斯坦转达了蔡元培提出的举行系列讲座并支付每月1000华币(约合120英镑) 酬金的建议。爱因斯坦重申他愿意前去讲学，但是要求提高酬金。同年7月底，北京大学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将酬金改为1000美元。

然而，在爱因斯坦从欧洲启程之前，中国的政治动荡让他对自己是否最终能完成访华计划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他在给斐斯特的回信中，仍然表示希望在中国待上两至三星期，在北京和一些沿海城市做演讲。他要求斐斯特与东道主北京大学一起制定在上海和其他城市举行讲座的行程。第一次在上海停留时，他也曾表示会在回程时顺访中国。

可惜的是，在访日期间，爱因斯坦计划的中国讲学之旅因严重的沟通问题而搁浅了。1922年12月8日，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过大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致信爱因斯坦，询问他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热情地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两星期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称自己等了五个星期，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约了。爱因斯坦希望这一“令人遗憾的误解”能在未来得到补偿。

也是在12月22日，德国驻北京公使收到东京同僚的电报，内容如下：“爱因斯坦不打算来北京，详情见信。”

对于顺访未成的原因，还有许多不明之处。爱因斯坦与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情感纠缠可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爱因斯坦之所以到远东旅行，回避德国国内日益上涨的反犹情绪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德国把爱因斯坦看成是“德国科学的杰出代表”，爱因斯坦并不认同这一点。要知道，爱因斯坦是持瑞士护照旅行的。在德国，他作为外国人，每年都要为留居签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尽管他曾得到过一些关照和减免。他在旅行中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德国驻当地的使领馆官员和具有反犹趋向的德国人团体。而德国方面总希望爱因斯坦能代表德国科学界做些有利于德国形象的事。爱因斯坦每访问一个地方，德国驻外领馆就会向外交部反映相关的情况。这些公文至今保留在德国外交部的档案里。

德国驻日大使威廉·索夫（Wilhelm Solf，1862-1936）1923年1月3日给德国外交部的综合报道首页，说爱因斯坦在“日本的旅程就像一场凯旋的游行”。图片来源：德国外交部档案馆。

为了能让爱因斯坦为德国争光，蒂尔可算煞费苦心。他得知爱因斯坦第二次经过上海还会待一段时间后，就动员在上海的德国人协会邀请爱因斯坦，蒂尔甚至还要求德国驻日大使威廉·索夫出面调停，并亲自给爱因斯坦写信，同时转交同济医工学校校长伯恩哈特·培伦子（Bernhard Berrens，1880-1927，又译贝伦子）的邀请。培伦子希望爱因斯坦到同济讲学，并愿意付150-200美元的演讲费。但蒂尔自作主张，在信中建议爱因斯坦为了向同济大学表达德国科学界的支持，免费演讲。他也给出了非常有力的理由：“一战”后，按照《凡尔赛和约》134款，同济在法租界的校舍被法国政府没收，只能到吴淞另建新校，所有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来出。当时政府的财力有限，同济的职员常常被拖欠工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能到同济免费演讲，一定会为德国科学争得荣耀。但爱因斯坦并没有给蒂尔回信。

德国驻北京公使、德国在华协会会长以及中国的一些学术团体（比如，中国基督教青年联合会，东南大学）都尽力鼓励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更长时间。但这一切都没有结果，爱因斯坦不回应来自德国官方发出的任何邀请。

直到爱因斯坦快回到上海的前几天，德国人协会才收到爱因斯坦的一份相当非正式的通知，表示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接受邀请。爱因斯坦的妻子爱尔莎（Elsa Einstein，1876-1936）又以一张明信片的方式，通知培伦子，爱因斯坦无暇应邀。与此同时，沪上盛传爱因斯坦这次停留将由犹太团体接待，并住在富商盖顿家里。德国总领事认为爱因斯坦的情感偏向了犹太人，感到受到了怠慢，因而当爱因斯坦第二次到上海时，他就放弃了接待的打算。

“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任何人”

爱因斯坦日记英文版出版后，中国部分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传言，例如爱因斯是种族主义者。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要把他的言论放到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去理解。

在访问远东之前，爱因斯坦就接触过中国学者，对他们评价非常之高。1919年3月22日，他给好朋友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的信中写道：“或许在这世界只留下中国人时，情况才会变好。“中国人用‘强盗’这个集体名词来称谓欧洲人”。同年12月24日，他在给另一位好朋友海因里希·赞格尔（Heinrich Zangger，1874-1957）的信中说，“这是前天晚上我和几个优秀的中国人在一起时突然想到的，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痴迷目的性和实用性。”

在旅行中，爱因斯坦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三地都接触到了中国人。最早经过新加坡时，他认为中国人“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排挤其他所有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一星期后抵达香港，他的言论透露出对中国人所遭受苦难的同情：“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我觉得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但同时爱因斯坦也看到了当地中国人“应该在不久前成功进行了一次增加薪资的罢工，组织出奇地好”。在到达上海后，爱因斯坦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小餐馆。在餐馆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欧洲人在树林中大小便一样。”据此，爱因斯坦提出了他的担忧：“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必须承认，爱因斯坦对中国的评价十分矛盾，他对世界文化的了解是有限的，也不能摆脱时代的局限，带有自己的偏见。但对于爱因斯坦其人的理解不能仅凭几句话就下断言。爱因斯坦天性中有诙谐、语带讽刺的一面，这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我们也不能忽略，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他都敢于反抗暴政，公开为受到迫害的人说话。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他访问中国之后，爱因斯坦仍然非常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持续的动荡事件。1930年10月18日，爱因斯坦要求在访日期间认识的德国驻日大使威廉·索夫为计划中的中国饥荒地区的慈善活动提供帮助。爱因斯坦积极地参与，表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签署一份呼吁书。

在他访问中国20年后，爱因斯坦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声明，即使在今天，这份声明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在1942年给美国援助中国工业合作社（“工合”）委员会当时的主席亨利·亚尼尔（Harry E. Yarnell，1875-1959）上将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清楚地证明了他深深地牵挂着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以及他后来对中国人民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的高度尊重：“我总是热切地希望中国在目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即使她的利益和我们国家的利益没有直接联系。希望中国的传统和精神对国际生活的未来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在饱受压迫和残暴的黑暗日子里最好的鼓励之一。世界可以从中国人民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922年12月31日，爱因斯坦留于上海的唯一墨迹。图片来源：收藏家颜明。

此外，理解爱因斯坦不可忽视科学的角度。在返程经过上海时，爱因斯坦已经经过了文明发展程度不同的多个国家，产生了很多思考。1922年12月31日，他留下了在上海唯一的墨迹，写在当时上海的犹太名媛特蕾莎·伦纳的客人留言簿上：“人类高级智慧之花得以盛开的条件似乎非常苛刻。赤贫导致粗陋，富裕导致空虚；严寒的天气使人沉郁，而热带的气候让人放纵。因此，科学之花不会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民族始终盛开，出现意大利文艺复兴这样的情形，就有如世界历史海洋中出现孤岛一样。”

如何创造一个让科学自由生长的环境？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是应当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方在庆，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著有《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爱因斯坦画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主持翻译了《爱因斯坦全集》第9卷和第13卷、《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爱因斯坦传》《我的世界观》等十余部与爱因斯坦相关的著作。其中编译的《我的世界观》获得第十四届文津奖。他主持翻译的《爱因斯坦旅行日记》、《爱因斯坦百科》即将出版。目前，他特别关注爱因斯坦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爱因斯坦与上海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短暂的三天访问上。爱因斯坦还参与到犹太工程师输送到中国的计划，还为拯救在上海犹太难民，而做出了许多努力。这部分的资料还需要继续挖掘。”方在庆告诉澎湃科技。澎湃新闻记者曹年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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