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中死去的抗日将领 一位抗日将领出道之前

内战中死去的抗日将领 一位抗日将领出道之前(1)

1928年-1938年的北京前门。

北京,五朝古都。千年兴衰,说不尽的风云往事。

有人发现了一个规律:从1900年开始,每隔12年,也就是每逢农历子年,在北京,就会发生一系列轰动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大事,令国人悲喜交加,嗟叹不已。

2008年,一位名叫陈虎的学者总结说:

“1900年(庚子年)闹洋鬼子;1912年(壬子年)兴共和;1924年(甲子年)闹兵变;1936年(丙子年)闹小鬼子;1948年(戊子年)迎解放;而解放后的几个子年,热闹事就更多了,直到2008年(戊子年),中国举办了奥运会,才算是真正的举国狂欢,普天同庆。”

我们现在要说的,是1936年的北京,以及那个年代在这个城市与一位大学生——后成为八路军抗日将领刘秉彦有关的故事。

那时的北京叫做北平,而此时的北平已不再是一国的首都。自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胜利之后,北京城失去了中国首都的地位,更名为北平。大批的政府机构,也随之裁撤或被迁往长江之滨的国都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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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路上有立诚银号,同泰祥,福利银号。

电视片《子年北京》里这样解说道:

“告别了政客们的喧嚣,北平城安静下来,成为北方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里大学云集,大学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这里拥有全国藏书最多的图书馆——北平图书馆,每天开馆时间长达八小时以上,读者可以在此阅读珍贵的典藏古籍和新出版的书刊报纸。1936年全国出版日晚报共375种,在北平编辑出版的就有48种,高居全国首位,北平的文化气氛可见一斑。”

那时的北平,还是一个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的城市,物价低廉,谋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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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梳大辫子的姑娘和穿旗袍的少妇。

邓云乡先生在《旧京散记》一书里,这样回忆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民生活:

“如果一个人没有沾上嫖赌抽的毛病,愿意找一个事做,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地卖力气,哪怕是去拉人力车,或是给人当老妈子,也能挣够一家人的饭钱,过上个安稳的日子。同学的哥哥在红庙北师大附小当级任老师,月薪七八十元,家里太太做饭,带小孩,还养着读初一的弟弟。一家四口,住在四间西式红砖北屋,一间东厢房的小独院中,安安静静,优优雅雅地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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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商贩。

这是1936年的北平,貌似祥和平静,却因为濒临日本侵略者的虎口狼牙边上,实际上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保定学子刘秉彦,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来到北平城的。

他已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在此之前,刘秉彦害了一场严重的伤寒病,那是1935年10月到12月间。他先是在保定西关的司罗医院住了半个月,出了院回校上课,病情复发,又住进南关的法国医院。

稍好一些,便被一位远房叔公——刘冸水先生的老伴接到保定后街的家里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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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六七千名大学生涌上街头请愿游行,冲破军警阻拦,汇集新华门前,要求政府对日作战,武装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中共党史称:这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目的在于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之后,这场运动继续发酵,声势浩大,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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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中演讲的北平女大学生。

正在保定亲戚家养病的刘秉彦,从每天的报纸上了解和关注此事。

“草木凋零,寒风凛冽,一个民族在垂泪,冻住了国民的心。”“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报纸上这些充满感性的语言,使刘秉彦内心受到强烈震动,“我躺不住了,时常回学校打听消息。但是育德中学很沉静,直到北京学生南下保定,我跟着看了他们的街道宣传,还有在保定市府门前的集会,才决定先回家去,然后再想办法去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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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一二九游行示威现场。

刘秉彦在蠡县潘营村和全家老少一起过了春节。

此时,这个大家庭的掌门人仍是业已年迈的祖父。

那时候人们普遍结婚早,农村人家更是这样,刘秉彦虽然在保定读书,但在两年前他刚满18岁时,也由长辈做主为其包办了一门亲事。

女方大他一岁,识文断字,家境殷实,娘家在博野县东曲村,距离潘营村二十多华里,是当地一位乡村医生的女儿。这位医生在清末中过秀才,因科举废除便改行行医,受封建文化与陈旧习俗的影响,曾经逼着女儿缠过小脚,后来又放了足,但足部已变得畸形,行走很不利索。

刘秉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对这种包办婚姻并不满意,然而他又是刘家的长孙,不能不顺从于某些传统的束缚,况且他当时正在上学,尚未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但是这种顺从抑或妥协,毕竟难以给婚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长治久安。十几年后,已然在革命阵营里百炼成钢的男主人公,终于为这段姻缘划上了句号,毅然决然,不再回头,守在家乡的女主人——其后半生亦为此忍受了难以言说的痛苦。

这既是那个时代许多旧式婚姻的悲剧模式,也是建国初期那批功臣将领和进城干部,处理家庭及个人感情问题的一个缩影。

这是后话。

再说刘秉彦1936年初在家乡度过的那段日子,小两口的生活相对平静,但是他和家中长辈的关系依然不睦。在外念书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思念家乡,惦记家里的亲人,想念这平原的景物。但是一回到家,看到长辈们过着那种叫人窝心的生活,他就按捺不住离开的冲动,渴望远走高飞。

母亲早逝,空有一肚子学问的父亲因抽大烟而自暴自弃,虽然被祖父逼着从县政府辞职回了家,却还是游手好闲,无法顶门立户。他本人也为此常常自嘲感叹:“打从元朝,蒙古跶子就把读书人列为‘十儒九丐’,到现在什么朝代咧?还不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吗!”

眼看着名牌大学毕业的长子变成了这样,一生未曾见过大世面的祖父痛心疾首之余,便认定这是在大城市洋学堂书读太高给害的。所以,当长孙刘秉彦在保定育德中学读到高二时,老人就不让家里再出学费了。

我上学家里反对,更激发了我继续深造的决心,到北平念大学,然后找个好职业,是我那时主要的想法。因此又在育德中学下功夫死读书一年。一方面我是受过十三年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也在追逐个人前途;另一方面我也在革命时代大潮裹挟下,参加了‘左联’和‘反帝同盟’等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旧社会、旧家庭、旧制度的不满情绪,所以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造。

这是几十年后的文革期间,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刘秉彦蒙冤入狱之后,所写的《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检查交待》,其中的一段文字。相信是他当年虔诚地向党交心的真实思想,并多少带有某些自虐式反省的意味。至今读来,不免令人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慨。

现在,刘秉彦要去北平上大学,祖父坚决不同意,并冷冷地撂下话来:“高中都毕了业咧,还要怎么着啊!你要上大学,家里绝不会再供你了,你非要去,那就自个儿想办法找职业挣钱吧。”

就这样在家拖延了三个多月,直到过了清明节,平原上的绿油油的小麦开始孕穗了,刘秉彦才匆匆走进这春天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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