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巷中话沧桑（满是深情厚意声声）

当年，南方办茶的晋商一路辗转回到山西，稍事休整后，带着印有自己商号的茶货继续北上。经忻州过雁门关到黄花梁，眼前出现两条通往蒙古大草原的商路：一条经大同、阳高，过天镇“便行桥”，前去“东口”张家口；另一条是过大同“怀德桥”后，一路向西，经左云、右玉，去往“西口”杀虎口。

走“西口”的商人，过杀虎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心还抖”，历经千难万险后到达包头。

作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交通要冲，包头无形中肩负着民族融合的重要使命。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包头更是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条件，成为畜产、皮毛、粮食等商品的中转地和集散地，号称“塞上水旱码头”。在这里，万里茶路也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它与草原丝绸之路、西口文化完美融合共通，成为一条商业贸易的大通路。

如果说晋商在南方产茶区的探索是一种创新，那翻越了千山万水以后的晋商，更多的是冷静思考。他们以包头为支点，将生意辐射内蒙古、新疆乃至蒙古、俄罗斯。

11月23日、24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指导，中共晋中市委市政府、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山西晚报社发起并承办的“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活动仍在继续，采访团一行过右玉杀虎口后，来到内蒙古工业重镇包头市。

望辉煌：勤恳创新的乔氏家族

在包头，从事对蒙生意的商人被统称为“旅蒙商”，且以晋商为主，其中晋中祁县乔家堡乔氏家族的经历堪称传奇。重走晋商万里茶路采访团在包头的走访就从乔家金街开始。

乔家金街位于包头市东河区财神庙与吕祖庙之间，是百年前乔家在包头的商脉宝地。

“作为包头最早的商号之一，‘广盛公’的创立者就是乔家发迹始祖乔贵发。”穿行在乔家金街，包头文化学者、《老包头记忆》编撰者高凌云向采访团说起了乔家的故事，他说“山西人来到包头，乔家是必须要聊的话题。”

清乾隆初年，乔贵发背井离乡走口外到包头，遇到太原清徐徐沟秦肇庆，一见如故，两人在西脑包合伙开设了草料铺、豆腐坊，生意十分兴隆。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在包头东前街购买了数亩土地，兴建了院落和铺面，创立了商业字号“广盛公”。

乔秦二人苦心经营，“广盛公”稳步发展，但在一次生意中严重亏赔。乔家拿出多年积攒仍无力摆脱困境，所幸“广盛公”向来善待生意伙伴，信誉久著，众伙伴热情支持。三年之后，“广盛公”不仅还清全部债务，还赢利颇丰。清嘉庆二十三年，乔秦两家把“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

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清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家族生意受到影响，乔致庸的大哥也一病不起，本来想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清咸丰初年到清光绪末年，乔致庸凭借自己卓越的商业才能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生意推到了顶峰。

采访团随团专家、祁县晋商研究所所长田建介绍说：清道光九年，乔家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口独资开设“复盛全”。清同治三年，乔家又在财神庙街瓦窑沟口路西设“复盛西”。“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皆下设典当、估衣、草料、粮店、钱业等不同业务的铺面，共十九个铺面，四五百名伙计。

清咸丰年间，乔家在包头南龙王庙一带购置280亩土地，设为复盛菜园，雇用本地人精心种植和管理经营，种植的时令蔬菜一度几乎垄断包头市场。乔家还在包头开设有复盛油坊，复盛兴、复盛和、通和长粮店，广顺恒、复盛锦、复盛协钱铺等众多字号。

从清乾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乔家在包头的商号影响力遍及大街小巷，可谓“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它们渗透到了包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头城也几乎是环绕着复字号的商业网络而筑起。所以，才有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一说。

“复字号”称雄包头后，又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主要经营汇兑、存款、发行票据和代办捐款等业务。不仅如此，乔家从清嘉庆年间就开始从福建武夷山办茶，后改从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一带办茶，在当地购茶山、设茶厂、生产加工各种茶叶商品，再经水、陆路长途贩运至全国各地及北方蒙、俄边境进行贸易。

闻过往：挥之不去的晋商印迹

虽然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但身处乔家金街，整齐的商铺林立，独具晋韵的青砖墙和飞檐斗拱的灰瓦顶映入眼帘，四梁八柱的砖雕、石雕和木雕，房檐下一串串大红灯笼，再加上听到的大多是类似山西方言的语言，随处可见的山西小吃店，仿佛身处山西老家。

在这里，采访团一行见到了85岁的何怀义老人。1923年，何怀义的祖父何玉山从宁夏来包头闯荡，并且与人合伙开了“三义栈”皮毛店，“生意最好的时候，有100多间客房，养了100峰骆驼。”何怀义说，他的祖父和乔家曾是非常好的生意合作伙伴。

田建告诉采访团记者，至新中国成立后，包头仍有复字号复盛油坊、通和长粮店等。1950年，乔家的包头商号开始进行清盘，东家们严守商规，维护信誉，无法收回的贷款放弃不要，出售各地商铺兑现储户存款，妥善安置各号伙友。1951年，“大德恒”“大德通”停业。1953年春，乔家经营了二百多年的包头商号全部关门停业。

离开乔家金街后，采访团一行来到乔贵发当年发迹的西脑包，这里现在仅剩一座高大的照壁，在夕阳中巍然挺立。附近不远处是一片气派的小区，名为“贵发山庄”，小区内一处景观墙壁上写着：“昔日豆腐坊·今朝美山庄——乔贵发，山西祁县人，生于清代，家境贫困，青年时期于乾隆六年背井离乡走西口……”

当年，乔家“复字号”领跑包头商业，但在包头做生意的晋商，远不止乔氏一脉。

翻阅史料，包头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晋商还有：定襄人梁如月创办的“如月号”（这是包头最古老的商号）；忻州智姓开设的永合成店；保德王家的甘草行西碾坊；代县上曲村人梁家的“复义兴”；河曲董家庄田氏兄弟的粮油行田油坊；太谷阳邑村杨家的“十大双”（即绒毛店“双发公”，驼庄“双盛亿”，旅蒙行“双盛和”“双盛恒”“双盛祥”“双盛裕”“双盛成”，珠宝店“双顺祥”，靴铺“双盛德”，茶庄“双盛茂”）；闻喜裴家的旅蒙行“忠厚和”；定襄侍阳村人牛家的皮毛行“广恒西”以及代县李家河路店“复新和”等。

“远离家乡忻代州，学会蒙话草地走。换回皮毛赚大钱，千里迢迢奔包头。”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当年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人的情况。

11月24日，采访团一行见到了84岁的晋商后裔郭孝英老人，他曾担任包头市邮电局党委书记。据老人回忆：以前的包头，有不少以商号命名的街巷，如“大顺恒巷”“永合成巷”“复聚成巷”等，还有“代州营子”“忻州营子”“定襄巷”等以聚居人祖籍地命名的街巷。

“当年太谷商人来包头做生意，定坤丹、龟龄集酒是必带，所以包头以前还有条老胡同就叫‘龟龄酒巷’。”郭孝英说。

郭孝英提供的一本《包头历史文献选编》中写到：包头原有九行十六社，其中的“蒙古行”“自康乾之世，汉人来包，与蒙古人贸易者，谓之蒙古行”，“为包商业发达最早之一，当清末迄民九以前，为此业最盛时期，每年营业总值有达三十万两以上者”，“业此业者以山西人为最，其运往蒙地之主要货物为砖茶、曲绸、布匹、糖味、生烟、鼻烟、米面等”。

晋商辉煌的背后，是我们现在从书本、数字中无法感知的艰难。近300年的时间里，他们庞大的驼队从绵延数千里的商路上走过，茫茫草原和戈壁上充满了艰辛与磨难，自然灾害、土匪劫道，还有语言不通，可谓“富贵险中求”，在一场场以生命为代价的财富博弈中，晋商们凭借其智慧、勇气才得以站稳脚跟。

问日常：息息相关的茶路繁忙

初冬的内蒙古，气温骤降。采访团一行来到了包头南海子码头，这里曾是包头的“官渡”主码头。

入口处一块“流凌期间禁止通行”的牌子阻止了车辆的前进。步行入内，渡口边停靠着一艘作业船只，宽阔的黄河河面上，大块大块的黄色冰块顺着水流向下游流淌着。

南海子码头是从上游可达青海、甘肃、宁夏，下游可以到山西的保德、偏关，一直延伸至晋商的西大门碛口。每年的清明时节到立冬之时是水运高峰，来往的船筏川流不息。在水旺期间，仅南海子码头过往的船筏就达千余只，年运货量高达50万吨，运送的货物有皮毛、药材、粮食、糖茶、五金杂货、布匹等上百种之多。

高凌云感慨：“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这里可谓千帆过尽，场面非常壮观，是当之无愧的水旱码头。”

正因如此，包头也成了南方茶叶进入草原的一个重要环节。

内蒙古当地有句谚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茶对当地人有多重要？在牧区，人们习惯于“一日三餐茶，一顿满足饭”。每日清晨，主妇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煮一锅咸奶茶，供全家整天享用，若要有客人至家中，热情好客的主人首先斟上香喷喷的奶茶，表示对客人的真诚欢迎。

一个距产茶区几千公里的地方，茶可以令当地人如此依赖，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万里茶路的作用，自然是功不可没。

据史志载，清代初年，包头还只是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牧区。清康熙后期至乾隆二年，晋陕人“走西口”陆续来到此地，形成村落。随着商业的发达，带来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的发展。清嘉庆十四年，包头村改为包头镇，才渐渐有了城市的规模。

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中俄边贸城市恰克图，茶叶已位列中国对俄贸易商品的首位。茶叶贸易的繁荣，源于草原民族对茶叶的巨大需求。茶叶不仅是生活必需品，还在贸易中充当货币角色，“行人入其境，辄购砖茶，以济银两所不通”。在草原上，“羊一头约值砖茶十二片，或十五片，骆驼十倍之”。

包头市地方史专家张贵所著《包头史研究》书中记载：

“通往恰克图的茶路主要从张家口经多伦至恰克图，亦有经多伦、库伦至恰克图。而多伦西行至包头亦为重要的茶路，俗语说‘东口到西口，喇嘛营(多伦)至包头。’”

“康雍年间包头的旅蒙商开始将茶叶输往蒙古族驻地和俄罗斯。道光年间归化城(呼和浩特)大盛魁设三玉川茶庄，在湖南产茶地自采自制砖茶，其产的二四砖茶销至包头等地。”

“包头存放茶业的货店有广恒西、复新和、义和永、义同厚等。经营茶等杂货的为杂货行，曾有商号源顺泰、德顺成、天合永、永顺恒、如月号等80余家。包头曾有茶庄双盛茂、仁和茶庄、福昌公、正大茶庄、复德和等。”

2015年的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推进会上，包头市与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以及二连浩特市4座城市被列为万里茶路申遗节点城市，这也肯定了包头在万里茶路上的意义与地位。

切源头：环境所迫的走出“西口”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下南洋”“闯关东”“走西口”。提及包头的历史变迁，“走西口”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走西口”浪潮可分为两支大军，一支是经商作贾的“旅蒙商”，另一支是垦荒种地的“雁行客”。

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尤其是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被称为“丁戊奇荒”。

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不得不离开故土，再加上清康熙三十六年以后清政府取消“禁留令”，允许荒地边民通货贸易，准予晋陕农民口外种地，有了政策的扶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走西口”的行列中去。

另一方面，“西口”外土地辽阔，沃野良田一望无际，蒙古民族的宽厚豁达也是主要的原因。草原人民敞开怀抱，接纳和包容了这些汉族同胞。

这样规模的移民迁徙，大大改变了内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晋文化作为农耕文化的一部分，通过人口迁移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也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文化。

“融合就是‘走西口’的晋陕冀等中原汉民族学会牧羊养牛、熟皮子擀毡、射箭拉弓，部分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学习耕种农田、圈养牲畜、烧火做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成就。”包头西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漫漫西口路》系列作者潘复生如是说。

念情分：地远情深的晋商后代

清光绪年间，郭孝英的祖父郭全和从山西晋中祁县张北村走口外谋生，后在祁县商人所开的“复聚成”粮油商号做掌柜。

“那个时候走口外，已经不单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发展。当时的包头已经是皮毛、粮食等物品的重要集散地了。祖父所在的‘复聚成’是市口店，是做粮食‘虎盘’的，买空卖空，有点类似现在的‘期货’生意。祖父因着山西人特有的精明远见和勤勉敬业，受到了东家重用，被人称为‘郭神仙’。他任掌柜期间，‘复聚成’很快成了包头较大的商号。”郭孝英说，“复聚成”东家对郭全和非常信任，给了他身股一股二厘，祖父自己也投资过粮油店。

虽然身在包头，但郭全和一直心系家乡。听说祁县张庄的延寿寺破败，他带头捐资重建了延寿寺，寺中现存重建碑记至今可看到郭全和的名字；同时，他也记挂着同在口外的老乡，为包头东北门外整修祁太义坟捐资。

郭孝英说，上世纪50年代“通和长”关闭后，许多山西籍的商人返回了家乡，但是他们一家因为继祖母是当地人，选择留了下来。

2005年、2006年，郭孝英一家人曾两次回到故乡祁县，并于2006年向延寿寺献了铜匾和纪念刻石。从那之后，郭孝英和老家人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问候。“也越来越懂得了‘地远情深血浓于水’的道理。”他说。

守文化：情深义重的山西相与

“山西的相与们，你们好！”

11月24日，重走晋商万里茶路采访团一行见到郑少如时，这位84岁、精神矍铄的老人，用了这样的“开场白”。

“相与”在山西方言里，一般指因往来熟悉产生的可靠朋友，对晋商而言，指的是生意伙伴。能讲出“相与”一词，足见郑少如对山西、对晋商的了解。

1937年出生的郑少如，父亲是镶黄旗满族，母亲为蒙古族名门后裔。

郑少如自小热爱文学，1997年以高级农艺师身份退休，退休前一年组建了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出任理事长；2003年组建西口文化研究会，出任会长，后创建西口文化学说。同年，郑少如开始自费出版《西口文化》（双月刊）杂志，一直坚持到2015年，每期约8—10万字，3000多册，信息量非常大。

8年时间，郑少如的《西口文化》从历史渊源、社会发展、文化变迁、人文精神、民族民俗等方方面面找到了理论依据及发展的脉络，寻根溯源，梳理了包头这座移民城的前世今生。《西口文化》的出版，受到了许多图书馆的关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文史馆、沈阳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内蒙古多数盟市博物馆、图书馆等都收藏了它。

“西口文化的底色就是山西，通过这些年的工作，也让我更加了解了晋商的历史。”郑少如说，在包头，山西是怎么也绕不开的缘，与山西打交道的20多年，她曾6次去河曲，多次前往晋商故里晋中市，并且多次重走西口路，是一位典型的“山西通”。

其实，郑少如本人经历非常坎坷，她为“西口文化”的付出用语言难以表述，但她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唯独说起山西相与时，和山西老乡通话时，显得特别开心，她说“山西人实诚，好打交道，文化底蕴深厚。”

说影响：融合共通的乡情乡音

两天的时间里，采访团见到的几乎每一位包头人（主要集中在东河区），都和山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凌云祖籍吕梁兴县；潘复生祖籍忻州；郭孝英祖籍晋中祁县；采访团几次吃饭的饭店老板都是山西人，就连路边随便一家小卖部的老板，问起来祖籍都在山西。

“毫不夸张地说，包头东河区（包头最老的城区）里，80%以上的人祖籍都在山西，或者在山西有亲戚。”潘复生告诉采访团记者。

而一直以来，令采访团记者听着“亲切又熟悉”的方言，其实就是“包头话”，它特指流行于包头市东河区等区县的晋语——包头方言（包头人习称为“此地话”），属于晋语大同包头片。

民国《包头市志》卷七“风俗”中提到：“包头市五方杂处，语言极不统一，除蒙人用蒙语外，汉人亦有熟悉蒙语者。至于汉话则方言不同，四乡居民，由河曲移来者最多，故河曲话为最普通。奎于市城则忻县、定襄、祁县口音为多，又杂以太谷、府谷语言，统谓之山西话。”

不仅如此，包头当地人的饮食中，除了内蒙古的牛羊肉、奶制品外，有山西特点的莜面、大烩菜也是日常。有一家饭店老板告诉采访团记者，他们做烧卖皮的面粉都是专门从晋南买回来的，“晋南面粉筋道，而且老一辈传下来就是这么做的。”

潘复生说，以前在财神庙前的大戏台，每逢春节从正月初二到正月十五，都有商人布施求财，给财神爷唱大戏，唱得最多的就是山西梆子，比如晋剧《打金枝》之类，所以很多包头人都会哼唱几句晋剧。

还有包头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流行的二人台，也是典型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它的雏形就是晋剧、秦腔等内地的秧歌、道情、社火码头等曲调，结合这里的蒙古曲儿及蒙古族民歌的音乐语言和戏剧化装渐渐演变出来的，深受当地百姓喜欢。

由此可见，“走西口”的山西人对今日包头的文化历史民俗等各方面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座随处可见、可听、可尝到“晋味儿”的城市。

寻访结束离开包头，回头看这座现代化钢城在朝阳下充满生机，祖辈当年赶车、骑马、牵骆驼的情景像一幅剪影隐入其中，并不模糊，而是像地标建筑那样耸立，更像一颗指路照明的珍珠，静静指引着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经济形式下，包头已经成为一座伴随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而逐步发展壮大的工业城市，拥有内蒙古最大的钢铁、铝业、装备制造和稀土加工企业，是国家和内蒙古重要的能源、原材料、稀土、新型煤化工和装备制造基地，被誉称“草原钢城”“稀土之都”，并于2005年首批进入全国文明城市行列，是全国20个最适宜发展工业的城市和全国投资环境50优城市之一。

据了解，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山西人踏着当年先辈的足迹来到包头，参与新时代包头的建设，他们秉承“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与原来的“相与”后代们一起，与千千万万个包头人一起，共谋新时代更大的发展。

山西晚报记者 赵琴

(责编：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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