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40余年（孙中山的革命生涯）

今日的文章，是4月9日老冯关于孙中山先生的网络讲座的文字整理版本（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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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呢，当年（1900年）的港督，名叫“卜力”（Henry Blake），他担心义和团运动如果失控的话，蔓延到华南，会影响英国人在两广地区的商业利益，所以，卜力写信给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他说，要介绍孙中山和李鸿章认识，大家联手，在两广地区搞独立，有趣的是：李鸿章没有严词拒绝。

1900年的港督卜力（Henry Blake）

对于卜力的提议，李鸿章为何没有严词拒绝呢？我们外人无法知道李鸿章心里怎么想，但是，当时义和团在京津闹的动静很大，北方局势不稳，八国联军即将入京，慈禧和光绪面临着三个结果：1、打赢。2、被杀。3、逃亡。

李鸿章是绝顶聪明的人，他当然不会拒绝卜力，不但没有拒绝，而且，李鸿章还默许他的部下刘学询，和孙中山洽谈。

那么试问：李鸿章果真是要和孙中山联手，搞两广独立么？不一定。

更可能的真相是：李鸿章的算盘，可能打得非常精：先把孙中山“钓”上来，如果慈禧和光绪没扛过义和团事件，死了，那么，不妨搞两广独立；如果慈禧和光绪不死，那么，李鸿章可以突然翻脸，抓捕孙中山，押送到北京，邀功请赏。

这个推测，可能更为接近真相。

然而，李鸿章固然是聪明绝顶，只是，他的对手孙中山，也是聪明绝顶的人，孙中山也绝对不是一个那么容易上钩的人。

李鸿章有李鸿章的算盘。孙中山有孙中山的算盘。

孙中山的算盘是：以“谋划两广独立”为由，和李鸿章洽谈，并以“需要活动经费”为由，先找李鸿章要10万元再说，要钱干什么？这是革命经费。

孙中山是何等老练精明之人，他当然不会亲自去广州，面见李鸿章，万一有诈，那是自投罗网，所以呢，孙中山派谁去谈呢？派了日本同志宫崎滔天，还有另外两个日本浪人同志。

1900年6月17日，两广总督府派来的汽艇，驶到香港水域，汽艇上有李鸿章的心腹刘学询的儿子、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铨等人，宫崎滔天等三名日本同志，作为孙中山的谈判代表，上了船，汽艇接到三名日本同志之后，掉头驶往广州。

在省城广州，刘学询的府邸，宫崎滔天等人和刘学询用不太流利的英语，洽谈起“两广独立”，期间宫崎滔天提出：如果要合作的话，必须保证孙文先生的人身安全。刘学询答道：“中堂（李鸿章）大人说了，不但保证孙文先生的安全，而且，中堂大人还会奏请皇太后，赦免孙先生的过往！”

从左到右：唐绍仪、刘学询、李鸿章、港督卜力

宫崎滔天等日本人从刘学询的话里听出一股怪味，不理解他所谓“奏请皇太后”是什么意思，“两广独立”是“大逆不道”的事业，为何要“奏请皇太后”？三个日本人，听懵了。

话不投机，宫崎滔天决定直奔主题，他对刘学询说，“两广独立运动”需要经费，所以，代表孙文向刘学询“贷款”10万元，所谓“贷款”，是当时的话术，其实就是要钱，刘学询倒也没有讨价还价，他答应：第二天先打一半，首期款5万元。

于是，宫崎滔天带着日本同志，离开了广州。

宫崎滔天

然而，孙中山先生联合李鸿章搞“两广独立”的方案，后续进展并不顺利，为何？因为不久之后，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并声明：只要清政府“痛改前非”，则无意推翻清政府。李鸿章一看：形势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中止了和孙中山的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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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电影《辛亥革命》中，看到一个驼背的美国军事学家，醉心于支持孙中山闹革命，他的名字叫“Homer Lea”，汉名“荷马李”。历史上是否有这个人呢？

不但有，而且，这人还真挺有趣的。

荷马李和美国一些银行家有关系，在电影《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对荷马李说：“谢谢你帮助我的革命事业，但是，我没有钱雇得起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历史的真相，是刚好反过来的：Homer Lea（荷马李）恰恰是负责搞钱的那个人。

荷马李（Homer Lea）

早在1909年，荷马李就和另一个反清志士容闳商议过（那时荷马李还不认识孙中山），商议什么呢？商议由荷马李筹一笔巨款，在大清的西北某边疆地带，编练一支劲旅，出其不意地攻击北京，武装推翻清政府，荷马李给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起名叫“红龙计划”（The Red Dragon Scheme）。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荷马李负责游说美国的银行家，投资500万美元，回报是什么呢？回报是：推翻大清之后，这些美国银行家，在中国享有采矿、办铁路等优先权，作为丰厚回报。

于是呢，荷马李找了当时美国的摩根集团，这个大财团很有名气，2022年的今天，仍然在运营，很多朋友都知道它，美国摩根集团，不料，当时的摩根集团，拒绝了荷马李。

当时，容闳年纪也大了，身体不好，他不想再参与这个“红龙计划”，于是，容闳写了介绍信，介绍荷马李和孙中山认识，于是，荷马李就和孙中山，在美国见了面，认识了。

容闳

荷马李和孙中山认识之后，第一件事，自然还是谈“武装推翻清政府”，荷马李算是遇上知音了，因为孙中山也很喜欢干这事，于是呢，两人制定了一个武装攻击北京的计划，叫做“长堤计划”（The Long Beach PLan），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还成立了一家公司，孙中山任总裁，Homer Lea是总司令，还有一个美国人Charles Booth，负责军需事务。

计划定好了之后，荷马李负责找钱，满腔热忱的荷马李，在美国几乎找遍了所有的银行家，从1909年底一直折腾到1910年秋，结果是处处碰壁，当年那些美国银行家，都不愿意投资“武装推翻清政府”这盘生意，其中，有美国银行家开门见山地告诉荷马李：“我愿意和世界上所有现成的政府做生意，但是，我不愿推翻一个政府，扶持一个新政府，然后再和那个新政府做生意，因为，真没那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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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历史上没有孙中山先生这个人，我们的历史会如何演化？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是这样的：时势和英雄，互相造就，但是说到底，本质上，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

我们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但是，他的伟大，是时代的产物，事实上在清末时期，孙中山并非唯一的革命志士，在当时，除了孙中山在广东这一支革命党之外，在浙江，有陶成章的光复会，在湖南，有黄兴的华兴会，在香港，有杨衢云的辅仁文社，在清军里，也有大量的革命团体，最典型的，就是武昌新军里面的文学社、共进会等组织，这些组织，都不是孙中山成立的，这些革命党人，也不是孙中山培养的，他们都是各自成长起来的，只是，他们都有同一个志向，那就是：推翻清政府。

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孙中山，在清末年代，也有很多其他的革命党人，所以我们说，不是英雄造时势，而是时势造英雄。

为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不妨拿生活中熟悉的事物来打个比方：

例如我们说，虽然贝尔发明了电话，但是，即使没有贝尔，也会有其他人发明电话。同理，虽然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但是，即使没有爱迪生，也会有其他人发明电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电学、电磁学等基础学科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出现电话、电灯，那是必然结果，早晚的事。

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任正非、马化腾是很优秀的企业家，但是说实在的，就算没有任正非，也会有“李正非”、“王正非”，就算没有马化腾，也会有“李化腾”、“冯化腾”，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工业化到一定程度、电子科技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一定会冒出这么一批人的。

同理，当年德国就算没有希特勒，也会有“李特勒”、“朱特勒”，为何？因为当时德国人认为自从一战之后，德意志民族“被压迫了”，他们要“报仇”、要“复兴德意志”，在那个大趋势下，总是会冒出几个政治强人的。

那么同理，历史上第一个走通丝绸之路的人，也不是没他不行，总有人能走通，为何？不是人选路，而是路选人。

清朝到了末年，没有处理好满汉民族矛盾，朝廷财政遇到危机，且，清廷的内政不得民心，外交丧权辱国，国内很多人吃不饱饭，尤其在农村，加上庚子事变使朝廷威信丧尽，全国上下都希望大清亡，那么，它亡就是迟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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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说，人其实是有可塑性的，孙中山虽然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对大清不满，可是尽管如此，暴力造反并不是唯一的路，在26岁的时候，孙中山曾经尝试进入大清体制、从体制内来改造它。

1892年9月，那时，孙中山刚从香港华人西医学校毕业，在他的老师康德黎医生的带领下，孙中山和同学江英华一起，从香港来到广州。

9月23日，英国驻广州领事，把孙中山、江英华两个人，带到当时的两广总督府，说给两广总督李瀚章推荐两个人才。

李瀚章是谁？他就是李鸿章的哥哥，当时是两广总督。

左边是李鸿章，右边是李瀚章

那么，英国驻广州领事为什么要给清政府“介绍人才”呢？这就谈到晚清的中英关系，事实上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和英国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敌对，在1892年那会，两国关系其实大体上是和平的，英国人很乐意把自己培养的人才，往清政府输送，为何？因为英国人自己培养的人才，必然对英国是亲近的，清政府如果充斥了“亲英”的人才，那么清政府自然就变成一个“亲英”的政府，当时英国人是这样想的。

孙中山和江英华，为什么是人才呢？当然是人才，他们懂西医，懂英语，可以加盟清军，做军医官，也可以作为外交人才培养，可是呢，在两广总督府的办公大堂，政府人员向孙中山甩出一张纸，叫他填写祖宗三代的履历，从孙中山看来，这是很官僚主义的行为，他很看不惯这个做派，当场拂袖而去，于是，这次进入清政府体制的尝试，就这样放弃了。

后来呢，孙中山还写过一封信给李瀚章的弟弟李鸿章，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上李鸿章书》，但是李鸿章没有回复，李鸿章为何不回复孙中山呢？

其实，换位思考，李鸿章不回复孙中山是正常的，反过来说，李鸿章回复孙中山，那才是不正常的，为何这样说？因为当时中日两国为了朝鲜半岛问题，已经处于非常紧张的地步，李鸿章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回复草民的来信，其次，从李鸿章的视角看，他麾下懂外语的人才有很多，平时找他走后门安排工作的人，也有很多，而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从李鸿章的视角看，不过就是一封求职信而已，他不回复是正常的，换了是读者你，你连信都不拆，直接丢弃，不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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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当时，孙中山闹革命，他总能募到款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出钱，资助他武装推翻清政府呢？

其实孙中山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市场”，孙中山年轻的时候，到处发表反对清政府的言论，于是他逐渐发现：有人愿意出钱买清政府死，而且他进一步发现：这个“市场”还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很早的时候，孙中山就发现：推翻清政府，是一个具备一定可行性的事，是大势所趋，因为清政府民心已经没了，很多人愿意出钱买它死，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能有闹革命的空间，我们说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么个道理。

谁愿意出钱“买清政府死”呢？当时这类人，实在是太多了，比较知名的有：夏威夷华侨邓松盛、浙江富商张静江、越南华侨商人黄启祥、马来西亚富商陈耕基（陈璧君的父亲）、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美国洪门大佬司徒美堂……等等，这些人，都愿意出钱资助孙中山、他们都愿意买清政府死，而且，这些还是特别出名的那部分，还有很多没那么出名的商人，都出钱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们的态度是：我讨厌清政府，我愿意出钱买它死，虽然我没有推翻清政府的胆量，但是，我愿意出钱资助你孙中山，这就是他们当时的态度。

我们可以发现，当年资助孙中山的华侨，以南洋、美国两地为大头，为什么呢？首先，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就被清政府通缉了，所以，他的筹款，自然是以境外为主，再者，南洋、美国这两个地方的华侨社会，天地会组织发达，反清复明思想较为普遍，所以，搞革命，筹款，有市场。

不过，当时出钱资助革命的华侨，也不是每个都想着“买清政府死”，他们也有一部分，是为了牟利的，当年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在美国和南洋，为了筹款，他们印制了一些“革命债券”，例如说：购买10000元“革命债券”，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成立民国之后，连本带利，10倍的回报，所以，当时很多海外华侨，都买了这些高风险、高回报的债券，后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果然有一些债券大户，来到南京，要求兑付，那么兑付了没有呢？只有一小部分兑付了，大部分都没有兑付，为何？不是不愿意兑付，而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实在是没有钱。

那么后来的民国政府，兑付了没有呢？因为民国政府很快就变成了袁世凯的政府，不是革命党的政府，袁世凯自然不会为革命党买单，不过，1934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安排兑付，只是，国民政府其实财政状况也一直很糟糕，所以，海外华侨的革命债务，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清偿，很多华侨就把债券留在家中做纪念了。

那么当年除了海外华侨资助孙中山之外，还有一个群体也支持孙中山，他们就是：日本的“泛亚主义者”，例如：犬养毅、梅屋庄吉、犬冢信太郎这些人，都是泛亚主义者。

什么叫“泛亚主义”呢？

所谓“泛亚主义”，是一种政治理想，它主张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东亚人应当团结起来，把白种人赶出东亚，具体来说，中日两个国家要联合起来，一起把白种人赶出东亚。在当年的日本，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主要是在野政治家、落魄浪人、有共同理想的富商等各类日本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黑龙会”，孙中山对他们说：我是提倡“大亚洲主义”的，我和你们有共同的理想，作为第一步，我要先推翻清政府，成立民国，然后，再和你们日本联合起来，这种话，日本人听起来非常悦耳，于是，孙中山就成了日本“泛亚主义者”的同志，于是，有那么一批日本人，也资助了他不少钱。

黑龙会为何看得起孙中山？因为黑龙会他们当时，也是在野人士，他们也弱，孙中山不是单枪匹马，他有一定的会党人力资源，所以，两相联合，人多力量大，后来的“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其实就是在日本人的家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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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大清驻伦敦公使馆的人，当街逮住，关进了公使馆里面，那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候。然而精彩的是：孙中山竟然说服了一个英国大妈，帮他送信求救。

这大清使馆怎么会有英国大妈呢？当然有。英国驻北京使馆，搞清洁卫生的大妈是中国人，那么同理，大清驻伦敦使馆，聘请一个搞卫生的大妈，必然就是英国人。有趣的不是这个，有趣的是：孙中山竟然能够说服一个素不相识的英国大妈，帮他送信出去，要知道，大妈这样做，是要冒被解雇风险的。

假设孙中山对英国大妈说：我叫孙文，是立志推翻大清的，大清迫害我，请你帮我送个信，大妈一定会说：关我屁事。英国人才不在乎你武装革命，推翻大清。孙中山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他对英国大妈是这样说的：我是中国（大清）的基督徒，大清迫害基督徒，他们要把我运回大清处死。那个英国大妈名叫“霍维太太”，她深受触动，为何呢？因为她自己也是基督徒，感同身受，看在上帝的份上，她感到有责任拯救这个可怜的教友，于是，霍维大妈就帮孙中山送了信。

这事告诉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说话做事，真的很管用。

于是呢，英国大妈就把孙中山的信，送了出去，送给谁呢？送给孙中山的英国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他当时就在伦敦。

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

由于不确定大妈是否把信送了出去，孙中山又给使馆一个叫“乔治科尔”的英国工作人员送了20英镑，叫他帮忙送信，并且允诺：救命之后，再给1000英镑，“乔治科尔”也帮了。

那么果然，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就在门缝里看到了信，他大惊失色，立马到伦敦警局和外交部去投诉举报，说大清公使馆在咱伦敦的土地上逮捕人，违反了英国法律，也违反了国际公法，英国政府当然不会容忍这种事，立马出面交涉，大清公使馆不愿得罪英国政府，于是，就把孙中山释放了。

读到这里，你也许会问：大清公使馆为何不在使馆内杀死孙中山？答案是这样的：首先，公使馆毕竟是伦敦的土地，在英国的境内杀人，法律风险、外交代价太大，其次，我们读历史要设身处地，在1896年的清朝的眼里，孙中山只是当年众多通缉犯之一，没有人能想到后来会有1911年的武昌起义，也没有人能想到孙中山后来会成为民国的国父。所以从1896年的清政府看来，孙中山只是个通缉犯，也没那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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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1912年初，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礼让给了袁世凯，有很多人说这事孙中山做得很伟大，高姿态，我们承认孙中山在这事件中，有大公无私的一面，但其实当时南京革命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没有钱打仗，没办法，只好在谈判的过程中，步步妥协，处处让步。

在那期间，孙中山曾经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日本资助革命党和袁世凯的清军打下去，成功之后，民国可以把东三省“委托”给日本“管理”，但是，当时的日本没答应，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日本，是建制派当政，是稳健派当政，他们当时的路线是：追随欧美外交，搞国际协调，当时的日本，不是“泛亚主义者”当政，如果是“泛亚主义者”当政的话，日本会毫不犹豫地出钱支持孙中山。所以我们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根本原因还是没钱，是真没办法，只好作出这样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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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很多历史爱好者一直在说：陈炯明当年提出的“联省自治”是正确的救国方针。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陈炯明说的“联省自治”，其实就是仿照美国的联邦制，而其实从理论上说，联邦制的国家容易分裂，容易爆发内战，当年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就是先例，后来的苏联也是联邦制，苏联解体也是一个例证，再说，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搞分封制，类似于联邦制，结果导致天下大乱，进入战国时代。

须知，民国初年的军阀，根本没有什么契约精神，当时他们普遍信奉的是“穷则联省自治，达则统一中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当军阀自己的力量弱小的时候，高唱“联省自治”，一旦军阀自己的力量足够强大了，立马撕破“联省自治”的面具，直接动武，说要“统一中国”，当年的张作霖，就是一个典型：1922年张作霖失势，宣布东三省“联省自治”，三年之后，张作霖在军阀混战中打赢，得势，立马入关，控制北京的北洋政府，并且整兵备战，打出旗号，要统一中国。

当年的张作霖如此，其实，其他地方的军阀，也是大同小异，你和一群这样的人讲“联省自治”，很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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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宋教仁。有一些网友说，刺杀宋教仁这个案件，陈其美和孙中山有嫌疑，这个说法的可信度其实不高，我们判断一件事有一个通用的窍门，那就是：结果谁受益，谁就有嫌疑。

我们今天回头一看，宋教仁当年被杀，对孙中山、陈其美是不利的，但对袁世凯是有利的，为何这样说？因为宋教仁被杀的时候，孙中山人不在中国，他在日本，革命党在军事上毫无准备，宋教仁被杀之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同志，在“要不要武装反抗袁世凯”这个问题上，争吵了很久，最后导致了什么呢？最后导致了军事准备工作被耽误，进而导致在二次革命中失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同志对宋教仁被杀这事，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这就间接说明了：孙中山在宋教仁被杀一案中的嫌疑，很难成立。

再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陈其美再一次流亡海外，并且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缉，就结果来说，他们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如果说在“宋教仁案”中，孙中山有嫌疑，逻辑是很难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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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时候，正处于甲午战争期间，经梅屋庄吉介绍，孙中山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见了领事官员中川恒次郎，孙中山开门见山，对中川恒次郎说，我要武装推翻清政府，需要日本援助我25000支步枪、1000支手枪，当时中川恒次郎对孙中山说：我只负责贸易，不负责军政，但是我非常敬佩你。

中川恒次郎好奇地问孙中山：作为革命党，你有多少的战友和同志？孙中山说：我有很多的“会党同志”，但是出于保密，我不能告诉你具体有多少人、人员在哪里，但，我能告诉你的是：只要我揭竿起义，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群起响应。

中川恒次郎进一步问：如果你的武装起义在广州成功了，广西广东两省独立，谁来当总统？孙中山说：我一心只想推翻清政府，至于推翻之后，谁来当总统，我暂时还没想这个。

孙中山走了之后，中川恒次郎写信向日本外务省汇报，他说：这个名叫孙文的人，勇气可嘉，但是，年仅28岁，年轻，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职（我）认为他的武装起义计划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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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网上说，孙中山曾经拥有美国护照，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孙中山确实曾经拥有美国护照，但不是美国本土公民的护照，而是“美国夏威夷殖民地护照”，当时又称“疆省护照”，其实在当年的夏威夷，你只要自己宣个誓，找个当地人见证一下，就可以“证明”你在夏威夷出生，当年美国有“排华法案”，孙中山以大清国民身份入境美国，是不方便的，所以，孙中山手持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乘船从旧金山入境美国，但是由于事先被康有为的保皇党举报，美国移民官当场就把孙中山扣押了，盘问之后，关进了小木屋，孙中山通过一个送报纸的美国少年，送信给旧金山华侨领袖、洪门大佬伍盘照，还是用1896年在伦敦自救的那一招，这次又奏效，伍盘照接到信，酬谢了送信的美国报童，立马带上美国律师，到了旧金山码头，交保释金，把孙中山解救了出来，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孙中山为什么要加入洪门，因为当时洪门是海外华侨的互助组织，你是洪门的人，在外有难，洪门弟兄会救你，可如果你不是洪门的人，那就不一定出手救你了。

那么到了1908年，孙中山的“美国疆省护照”过期了，当年他在泰国，他通过人际关系介绍，访问了美国驻泰国公使馆，要求美国使馆给他续发护照，当时孙中山作为“大清革命党”的名声已经广为人知，美国领事官员拿不定主意，写信询问美国国务院总部的意见，第二年美国总部回信驻泰领事馆，说：孙文这个人，虽然手持“美国疆省护照”，但是，他不但没有尽一个美国国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运动，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清）政府的领袖，而本（美国）政府和那个（清）政府存在友好关系，所以，拒发新护照。

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孙中山就不再具有美国护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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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身在美国的孙中山，接到了黄兴发来的电报，黄兴的电报开门见山，就是要钱，为什么？因为组织部队打仗，需要用到很多钱，没有钱，是绝对打不了仗的。

然而，孙中山没有钱给黄兴汇款，但是，孙中山认为：革命军没有钱打仗，这是事实，但是，清政府同样也没钱打仗，因为清政府那几年，早就深陷财务危机，世所共知，所以，孙中山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去英国。

为什么呢？

因为早些时候，孙中山从报纸上得知，“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即将贷一笔巨款给清政府，但是，手续尚未走完，孙中山很敏锐地认识到：必须喊停这笔巨额贷款。

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知道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回中国，而是从美国乘船，去英国。

在伦敦，孙中山通过西方朋友的介绍，见了四国银行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主要说了三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清政府很快就会倒台，不会再有还债能力。

第二个意思：请四国银行团立即停止向清政府发放贷款，因为这笔贷款，政治风险很大。

第三个意思：如果四国银行团执迷不悟、坚持发放贷款，那么，大清倒台、民国成立之后，民国拒不认账，绝不偿还。

四国银行团听了之后，果然很快作出决定：暂缓向清政府发放贷款。

这个动作，直接导致了大清没钱打仗。

然而，我们实事求是地说，四国银行团暂缓贷款给清政府，孙中山的劝止，不是唯一的原因，当时还有一个组织，也对四国银行团发出了劝止，它就是位于北京的“各国公使团”。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位于北京的“各国公使团”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统一了立场：既不帮助清政府，也不帮助革命党，两方不得罪，坐山观虎斗，最后谁胜出，列强就承认谁。

与此同时，在英国，孙中山趁这个机会找英国外交大臣游说，求英国借一百万英镑给革命军打仗，孙中山允诺：推翻大清之后，将给予英国若干“优先权利”，英国外交大臣拒绝了。

于是，孙中山又开口，向四国银行团借，四国银行团果然也是不肯借，然后，孙中山又从伦敦去了巴黎，找“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借，他们也不借，法国佬说：要等你民国政府实际成立了，我们才考虑借给你，现在你们正在打内战，我们不愿得罪任何一方。

结果，孙中山在欧洲转悠了一圈，没有借到钱，于是，他坐船回到了中国，辗转到达南京。

那么，孙中山在欧洲借不到钱，算不算白跑了呢？不算。尽管没有借到钱，孙中山在欧洲接受了大量记者的采访，无数次公开宣布：请所有国家不要借钱给清政府打仗，否则，将来民国成立之后，一分钱都不承认。孙中山的言论，在欧洲经由大量的报纸刊发，结果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借钱给清政府，可以说，孙中山的欧洲之行和他的努力，是有一定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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